【摘要】：周佑勇教授深刻洞悉上述两种研究模式各自的优劣，把握住行政法学之规范与控制的核心要义，引入功能主义的方法，实现了当代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更新。在此过程中，周教授遵循了如下学科规范：第一，牢牢把握住学科的根本要义，始终关未然法治图景的实现。[5]为此，周教授引入了功能主义的方法，以补规范主义之缺失，形成功能主义的建构模式，以提高行政效能和实现个别正义。
在当下行政法学界，研究模式既有价值演绎型，也有问题导向型。从总体上看，两种研究模式各有优劣，前者预先设置了某一理想的行政法治图景，从中推导出若干普适价值，然后将之与现实的行政法制实践予以对照，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异或距离，最后提出改进的方案或办法；后者则直接指出历史或现实中的行政法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然后采取法律社会学或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予以研究、分析和解决。周佑勇教授深刻洞悉上述两种研究模式各自的优劣，把握住行政法学之规范与控制的核心要义，引入功能主义的方法，实现了当代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更新。在此过程中，周教授遵循了如下学科规范：
第一，牢牢把握住学科的根本要义，始终关未然法治图景的实现。问题的解决固然重要，但若不依据或指向某一可欲的理想图景，此种解决难免陷入片面主义之泥淖。因而，深刻反思学科的根本要义或任务，似乎更加重要。规范与控制正是行政法学学科的根本要义或任务，也只有由此切入，才能找到当下行政法制实践中的真症结、真问题。
第二，深刻洞察当下行政法学学科的理论“软肋”，即在于规范主义的控权模式由于其形式主义之“踵”，已经无法回应实践中个案正义抑或实质正义之需求，亦无法回应行政权的裁量性质与给付新质。[5]为此，周教授引入了功能主义的方法，以补规范主义之缺失，形成功能主义的建构模式，以提高行政效能和实现个别正义。
最后，在继承、吸收传统研究模式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功能主义的建构模式也不忽视，相反积极吸收传统规范主义控权模式的优点，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设计了从规则到原则、从主体到客体、从主观到客观等具体而微的行政法制网络，以最终实现行政法治的美好愿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