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牛津)
如果一众媒体评论员和学者所言不虚的话,从“阿拉伯之春”到乌克兰的亲欧盟示威,当代很多革命都是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如果实情果真如此,当个革命者还算是件相当舒服的事情:既不需要穿上黯淡的战斗服,不需要在身上挂满无政府主义徽章,不需要忍痛文上各种刺青,不需要绞尽脑汁撰写让人胆战心惊的檄文,也不需要学习如何制造炸弹,只需身穿睡衣,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家里,抱着笔记本电脑,登录推特账户,撰写几篇推文,然后加上“革命万岁”的标签发布出去,这就是革命了![1]
不过想要组织一次成功的革命,首先必须选择一个革命目标。既可以是日常性质的小型革命,像广告商推广洗涤剂新产品时号称其拥有“革命性的清洁能力”那样,当然也完全可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将革命的目标定为推翻全球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建立小规模的人民社会主义,将权力和金钱从跨国公司、金融网络,以及面目模糊的非政府组织手中夺走,让各种地方人民团体共享这些权力和金钱。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应该怎么做呢?①
俄国社会主义者当初酝酿马克思主义革命,试图推翻沙皇统治的时候,他们内部出现了意见严重分歧的两个派别:孟什维克(少数派)主张长期斗争路线,慢慢争取底层人民的支持,让人民逐渐加入斗争队伍;而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则采取较为激进的立场,呼吁少数意志坚定的革命先锋立即夺取政权,并将人民强行拖入革命进程。[2] 列宁是多数派的代表,于1901年发表了著名的革命檄文《怎么办?》。
我还是相当赞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毕竟全球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问题确实非常严峻,人民需要改变,而且是现在就要,今天就要!绝不能再让一个孩子因为饥馑而死亡,也不能再让一个人因穷困而消亡。但是历史的前车之鉴证明,这种方法所带来的结果并不理想。历史上总有人对采取铁腕手段血腥镇压反对者的正义性深信不疑,所以才会有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斯大林统治下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以及毛泽东时期中国所遭受的苦难等。
实际上,在此基础上推动的无数革命运动最后均以血腥和痛苦收场——这或许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关于到底应该由谁来执掌政权这件事情,谁能有最终的决定权呢?爱尔兰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很久以前就曾预言,当英国的激进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还在为法国大革命最初的胜利感到激动和陶醉的时候,这种对现状的颠覆很有可能会导致革命者内部出现派系之争,导致权力出现真空,最后军事独裁就会乘虚而入。从拿破仑到斯大林以及之后的很多独裁者,历史一再证实了上述预言的正确性。
当然,有效的革命也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不过这种革命方式一般很难成功,而且很难持久。[3] 我认为,革命能否获得成功取决于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中是否能够争取到绝大多数底层人民的支持。一想到需要争取那么多的支持者,再加上大部分人似乎并未对目前的现状有什么太大的不满,很多心怀革命抱负的人就会因此打退堂鼓。就算你迫切地想要改变现状,也会认为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掌握权力,让一切都往相反的方向发展。
不过我认为这里最关键的是要时刻牢记一点:发起革命的并非只有我一个人,而我要做的首要事情就是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观点。如果有足够多的人都怀有相同的信念,改变到时就会成为水到渠成的事,而且一定会雷霆万钧、势不可挡。身为地球总人口的六十亿分之一,虽然我看上去似乎势单力孤,无力做出什么大的改变,但如果我制定的目标有理有据,那就一定能够在人群中得到迅速的传播。
20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因其“六度分隔理论”而闻名于世。他认为人们通过“熟人链”相互关联,地球上的任何两个人均可通过六个人的引荐而互相认识。换言之,我要做的就是说服身边的几个人完全接受我所提出的观点,然后再由他们去说服自己的亲朋好友。在电子社交媒体的帮助下,我的观点就能通过这种“熟人链”以惊人的速度传遍全世界。我此刻应该担心的唯一问题就是自己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除了通过“熟人链”传播观点,我还可以尝试其他途径。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深知媒体的作用十分强大。因此,我会通过书籍、电视、YouTube、推特以及其他社交媒体等各种媒体渠道进一步推广自己的观点。当然,这不是件简单轻松的工作,因为媒体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和范围上均掌握在我所针对的权力之手,所以我还必须寻求其他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我的诉求和观点。
主动创造有新闻报道价值的事件,事实证明这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其中包括和平占领城市里的主要广场。虽然占领开罗解放广场和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者只有区区几千人,但这两个占领事件均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全球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让人无法忽视抗议者发出的诉求,再加上社交媒体狂热的即时关注,广场占领事件最终促成了这两个国家的改变。当然,上述案例是否能够最终被定性为“成功的革命”尚有待时间的证明,而且在叙利亚这样的国家组织占领运动十分危险,有时根本就不可能。但是在社交媒体的帮助下,类似的抗议占领运动绝对是可以付诸实施的计划。
话说回来,我当初定的革命目标是要推翻全球资本主义。这个目标似乎过于宽泛,无法引起人们的共鸣,尤其是在生活环境相对较为舒适的“发达”国家,大多数人有可能对这种抗议活动感到困惑和不解,因此很有可能得不到大众的支持,最终就像华尔街占领运动一样不了了之。
所以我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广泛传播自己的观点,让足够多的人们相信现在是时候有所改变了。如果我的耐心有限,还可以雇催眠师去G20峰会、彼尔德伯格会议,以及联合国会议等全球重要会议上发表演说,充分利用催眠暗示的力量游说与会的政治家及富豪财阀,告诉他们发动一场温和的革命可以一劳永逸地彻底铲除罪恶的全球资本主义,告诉他们成为这场革命的主角和英雄会让他们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实际上,可能不需要这么麻烦,我可以给他们每个人写一封长信,或许这样也能成功说服他们……
【注释】
[1]近年发生过几次全球重大变动,社交媒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伊朗2009年的一系列示威活动后来被称为“脸书革命”,2011年的突尼斯起义也被称为“维基泄密革命”,2011年的埃及革命和后来乌克兰的亲欧盟示威活动均被称为“推特革命”。
社交媒体不受传统媒体的控制,可以发布传播即时新闻,讲述亲历者的个人故事,与公众分享观点和意见。此外,社交媒体还能更加方便、有效地协调抗议活动,开罗解放广场的抗议活动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统计数字显示,2011年埃及抗议活动开始以后,该国的脸书用户在三个月内增加了200万,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脸书用户同期翻了一番。
但是鉴于本面试题问的是如何组织一次“成功的”革命,将推特和脸书当作推动革命进程的引擎还是有其明显的局限性。首先,这些所谓的社交媒体革命成果各异,很难对其最终是否取得成功进行准确的评估。只有突尼斯在革命后似乎顺利过渡到自由宪法和民主政府,而埃及目前仍处于过渡阶段。就算社交媒体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最终解决叙利亚冲突也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亲欧盟示威活动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虚拟世界,而是来自真实存在的俄罗斯军队。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的埃及革命不仅取得了成功,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社交媒体事件。很多身处异国的人通过网络媒体深度介入参与了发生在埃及的各项活动,世界各地有数以百万计的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追踪关注解放广场占领事件。他们的参与感和团结性远远超过了听新闻看新闻的传统界限。民众发起抗议活动仅仅18天以后,穆巴拉克总统即告下台,占领活动成功结束,全球观众好像观看了一部情节曲折生动的电视剧,而且还看到了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但随后发生的一切就比较混乱了,没有之前清晰明确的发展脉络,因此在社交媒体上得到的关注也相对较少。鉴于埃及军方后来重掌政权,埃及的首位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med Morsi)目前仍被关押受审,因此很难继续将这次革命定义为成功。
[2]孟什维克(少数派)于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掌权,认为革命必须始于自由资产阶级和民主资本主义。但少数派很快就遭受列宁及其他革命先锋所领导多数派(布尔什维克)的清洗。1924年列宁去世以后,双方在理论领域的交锋主要围绕两个主要人物: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斯大林坚持“一国建立社会主义”,实行残酷的工业化,将苏联发展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托洛茨基则认为将革命进行下去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永久革命”,在全世界传播革命,直到没有回头之路可走为止。当然,斯大林后来的获胜与托洛茨基的死亡已经与他们最初的理论之争没什么太大关系了。
[3]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革命的定义就意味着它是不可能成功的。革命是一种灾难,代表着正常秩序的崩坏,一切都陷入混乱状态。这种将整个世界颠倒过来的行为是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不会发生,也不是说革命不会让一切变得更好。古代历史有无数这种我们如今称之为革命的事件,像尤里乌斯·凯撒这样的统治者就是因为自视过高最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即使其支持者也将这种失败视为冷酷的必然,而非通往美好明天的开始。
17世纪中叶开始,很多人才开始将革命视为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开明、更加公正的必经之路,认为垂死或专制的统治政权应该被埋葬在过去的历史中。卡尔·马克思坚信革命是人类进步的必经阶段。学者们连篇累牍地分析到底是哪些因素引发了17至20世纪期间的一系列革命,尤其是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1765-1783年间的美国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1927-1949年间的中国革命等。虽然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各异,但他们看上去一致认为这些革命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时机已经成熟。换言之,在这些革命发生之前,已经有足够多的人愿意接受改变,甚至热切盼望社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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