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实验小学

第一节　民族教育发展

一、怒族的近现代教育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民族教育

怒族地区因设治太晚，经兼办怒俅两江事宜的清朝官员夏瑚的再三上奏请求，1910年清政府才批准他在贡山的茨开及菖莆桶两地办起了两所汉语学堂。其目的是要“开化夷民，使边夷人民逐步学会汉语，掌握初等文化并且有一定的爱国素质，巩固边防”^[1]。这两所学堂的创办，拉开了怒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序幕。

民国时期，兰坪改州为县，泸水、碧江、福贡、贡山也相继设治，随之创办新学也在各县逐渐展开。兰坪于民国2年（1913年）开始筹建小学，到民国8年（1919年）先后开设了官立高等小学3所、私立国民小学53所，学生达1351人。1912年，李根源奉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之令，命人在怒江地区建起了最早的县级编制——“殖边公署”（后称设治局），怒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才小有发展。由于怒江地区地瘠民贫，政府财力匮乏，特别是1921年后内战不息，社会动荡不安，金融秩序日趋混乱，粮饷浩繁，使怒江地区难以筹措到教育经费。加之师资奇缺，学校没有统一的教材，教室内除几张课桌椅及黑板外，“余则四壁”，师生生活苦不堪言……凡此种种的原因使得怒族地区的学校时办时停，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实际上，在这段时期内只有极少数怒族学子进过校园。

1931年和1935年，在怒族地区先后实施了“土民教育”和“苗民教育”计划。1936年省立碧江小学第一次招收了4名怒族女生。当年，贡山、福贡两县又相继开办了18所小学，其目的是要“推广土民教育，唤醒土民之觉悟和素质，增强国防力量”。^[2]1937年，抗日战争在全国爆发后，政府紧缩了对教育的投入。1940年，受抗战影响，云南不能再进口外烟，特捐收入锐减，教育经费的来源枯竭，学校教育陷入困境。特别是当战火烧到怒江后，政府当局已无力顾及边地教育，不少学校因此而相继关闭。

1945年内战爆发，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了战争，不但将云南的卷烟捐收归中央管理，最后甚至还把办教育的责任全都丢给了地方政府。这对怒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雪上加霜，绝大部分学校因经费紧张而被迫停办，贡山县仅有的4所学校也因此全部停办。

1950年9月13日，福贡县第一任县长李世荣在向中央民族访问团汇报时说：“在旧政府时期，福贡曾办过汉语学校、简易师范、省立小学，但都失败了。傈僳族人和怒苏人把受教育和服国民党的兵役一样看待。30多年来只培养出7个人，其中稍可做事的仅有一二人，其余都赶不上内地四年级学生的程度，这就是解放前福贡的教育史。”^[3]上述这番话，同样适用于贡山、泸水、碧江的情况。

客观地说，民国时期热心于怒族地区教育的教师也不乏其人，几乎每位教师在就职前都有要振兴怒族地区教育的雄心壮志，不少教师和校长甚至还“携眷而往”。这些教师中也确有惜才如命，想为怒族同胞多育人才者。如省立碧江小学的第三任校长李公治在被迫离任时，便把怒族学生胡汝英带到老家（云南省永胜县）继续培养，后来将胡汝英培养成怒族的第一个大学生。再如大理州鹤庆籍的段重槐在离任时也将怒族学生窦桂生带回老家，最终也将其培养成怒族的知名人士。这些在生活上自身难保的教师，尚能自费为怒族同胞培养人才，其精神堪称伟大。

从教材及教学内容上看：1910～1930年这段时间，汉语学堂所使用的教材很混乱，没有统一的教材。贡山、泸水、碧江自编的《汉语教材》供应正常时，学校的教材才有着落，否则，教师们只能找到什么书就用什么书去教学生，如《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则常常成了代用教材。对于这些书，就连当时的老师都搞不懂，学生则是整天念而不知其意。相对而言，贡山、泸水、碧江自编的《汉语教材》却有着较强的实用价值，易教易学。《汉语教材》采用傈僳语（音译）与汉语相对照的方式编写而成，而傈僳语几乎又是怒族地区的公用语言，如“地”叫“米乃”（“米乃”是傈僳语的读音，意为“地”），“火”叫“阿豆”，“种地”叫“米衣”等等。

1930年以后，根据云南省教育厅的指示，怒江的初级小学一律改用《短期小学课本》。按规定，汉语学堂只开设汉语课，短期小学、初级小学开设的课程有国语、算术、体育、音乐、习字、汉语、绘画。省小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公民、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美术等。此外，高小还开设过“民众课”，抗日战争时期，体育课被改为“军事体育”。由于统编教材不考虑怒族地区的实际，所以这里的师生使用起来极为不便。如当时学生不习惯按铃声指令上下课。要上课时，老师手指教室高喊：“上课了，进去！”学生因不知其意也跟着叫：“上课了，进去！”老师喊“起立！”学生也叫“起立！”学生们只是跟着老师叫，却站着、坐着不动，搞得老师哭笑不得。教师不懂双语，教材缺失双语内容，在这种情形下难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

当时在旧学校就读的学生虽名为享受公费待遇，但生活却极为艰辛，平时他们只能靠稀饭度日，很少吃到蔬菜及干饭，有时甚至连盐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吃肉及油脂类的食物了。

民国时期，怒族的学校规模都非常小。在校生注册人数最多的也不足百人，一般学校在校生的注册人数都仅一二十人，实际上，经常到校上课的学生多则一二十人，少则三四人，民族教育状况可想而知^[4]。

除历史、环境、交通、管理、教师、教材、经费等因素外，时局动荡、战乱、匪患、灾害频发，致使民不聊生，也是阻碍怒族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怒族的教育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持及关怀下，发展很快。从整体上看，怒族的学校教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1.怒族学校教育在改造之中的起步发展时期（1949～1956年）

1949年6月以后，怒族地区的各县相继和平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福贡、碧江两县的10多所学校（贡山县原有的4所小学早已于1948年前后停办，学校财产被一抢而光）。1950年年初，福贡、碧江两县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指示，在“调整、统一、整顿、巩固”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对旧学校进行了改造。贡山县第一任县长和耕在一无教师、二无校舍的情况下，于1950年4月指派了两名干部在原省立贡山小学的旧址上复建了1所初级小学。为了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发展边疆建设事业”的步伐，丽江地区行署于1950年开始，每年都要向贡山、福贡、碧江、兰坪等县派去教师。怒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在政府及其他兄弟民族的帮助下获得了新的发展。1955年9月15日，怒江州设在原碧江县亚谷的第一所中学招收到了20多名初中生，从而结束了怒族地区没有中学教育的历史。

到1956年年底，仅福贡、贡山两县就建起了49所小学，在校生有3500多人，其中，怒族学生由1949年的71人发展到近700人。

2.怒族学校教育在“狂热冒进”后的调整发展时期（1957～1965年）

1957年7月，怒江州为了推行“双语双文”教学，将全州的小学教师都集中到当时的怒江州府碧江知子罗学习新傈僳文。紧接着“反右倾”“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展开，这次“运动之火”也烧到了怒江，所有的教师又被迫留在怒江州府搞运动。这次运动及学习持续的时间近一年之久，其间，所有的学校停课，数十名教师遭到了批斗、开除公职、拘留及劳教的处理。运动刚一结束，教师们返校复课不久，“大跃进”的狂风又席卷而来。受其影响，怒江也打出了“苦战3个月，完成全年教学任务”的口号。很多学校的学生仅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一年的课程，经检查，学生一无所获！为了让妇女适应“大跃进”的需要，怒江的第一所托幼所于1958年在贡山创立。当年，学校教育发展迅猛，仅福贡、贡山两县就有62所小学，在校生4629人，其中怒族学生就达800多人。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因错误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所有的学校均走上了“以劳代教”的道路。学校每天都要花一半左右的时间去搞生产劳动，高年级的学生还要参与“人人扫盲”的运动，教学质量因此而直线下降。加之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将各县的家底吃空，全州处于饥饿状态。不少学生随迫于生计的家长外逃，辍学率极高。到1961年，福贡、贡山两县学校虽增至67所，教职工增至176人，在校生则下降到2406人。1962年，福贡、贡山两县只好将学校调整为55所，在校生继续下降为1535人。1964年，国家加大了教育的投资力度，地方又开始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到了1965年，办学的形式很多（有耕读小学、早晚班、半日制、隔日制、轮回制、工读学校等），学校数量猛增至127所，在校生为3795人。乘着“大跃进”的东风，政府于1958年还在福贡、贡山两地各建起了1所中学（实系附设初中，这两所附中直到1965年也未独立）。附设中学的建立，结束了贡山等地的中学生要背箩负囊步行七八天去碧江（当时的州府）上学的历史。

3.怒族学校教育的超常发展时期（1966～1976年）

1966年7月至1967年春，怒江州的中学教师集中到丽江专区、小学教师集中到怒江州府碧江搞“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学校停课，直至1967年4月才又“复课闹革命”。“文化大革命”初期，教师被污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学生斗学生、学生斗老师、老师斗老师的运动常常开展。碧江中学被当成“修正主义的旧学校”，其科学馆因此被劫，图书资料被偷窃焚烧，70%左右的老师被赶到“五七干校”劳改，成绩卓著、名重一时的碧江中学于1968年被革委会撤销。1968年后，学校的领导权交给了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接着中央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中学因此而一律停办，军管会甚至还强令高小生也要回乡参加生产劳动……致使学校教育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1969年，开始贯彻中央于1968年下达的“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的指示，仅这一年内，贡山、福贡两县的学校又由原来的131所增至235所，在校生由3400人增至4799人，教师由186人增至317人。1972年，又遵照云南省教育革命委员会关于要在“四五”期间普及小学五年教育的指示精神，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促成学校在数量上高速发展。到1976年时，在总人口只有六七万人的福贡、贡山两县就建起了312所小学，在校生人数达9474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高达90%以上。从表面上看，虽然实现了“读小学不出村，读高小不出大队，读初中不出公社，读高中不出县”的目标，然而，由于学校教育的发展完全脱离了怒江的客观实际，给学校的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如因教师严重不足，只好将一些仅具高小水平的人也招来当教师。为了实现“读初中不出公社，读高中不出县”的目标，福贡、贡山两县均在还不具备条件的各区中心完全小学内办起了附设初中班。1970年7月，停办了一年多的福贡初级中学恢复招生，贡山县初级中学则因招了个高中班而变成了完全中学。到1976年时，福贡、贡山两县就办起了12所中学（含附中），有在校生1597人。此外，怒江州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办起了1所师范学校、1所农业学校及1所卫生学校。

4.怒族学校的教育健康发展时期（1977～2010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时间，因“左”的思想及“两个凡是”的错误还未得到全面纠正，中央还提出了要在“五五”期间普及初等教育的要求。受此影响，怒族地区的学校仍在走“高指标、大发展”的盲目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怒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才开始逐步全面地走上了“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健康发展之路。根据怒江实际，政府对全州的教育结构进行了多次调整，怒族的教育结构与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水平基本相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怒江州教育战线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民族教育事业又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教育成果十分显著。

从1981～1993年的12年里，怒江州一共投资5600多万元（含群众集资、投工献料费等1200万元），国家投资的教育事业费也从1981年的518.20万元增加到1993年的2853.70万元，增长了4.51倍。1986～1996年，怒江的教育支出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也逐年有所提高。1986年怒江州教育支出1328万元，占全州财政支出6751万元的19.70%；发展到1995年怒江州教育支出为5337万元，占全州财政支出总额32101万元的16.63%。教育条件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1986年，怒江州共有小学1082所，学校占地面积1812亩，校舍建筑面积为250057平方米；普通中学26所，学校占地面积554亩，校舍建筑面积为80479平方米。到1996年，怒江州共有小学1192所，学校占地面积2408亩，校舍建筑面积为337277平方米；普通中学25所，学校占地面积944亩，校舍建筑面积为148915平方米。

20世纪80年代初，怒族中学生们在课堂做物理实验　　摄影：彭义良

总之，怒江州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初具规模，形成了以基础教育为中心，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民族教育体系。到1993年，怒江州共兴办中等师范学校1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3所、完全中学7所、初级中学17所、农职中学3所、小学1131所、幼儿园16所，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8.03%，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74329人，占怒江州总人口的16.64%，教职工人数达4578人。

1998年年底，怒江州各类学校发展到1250所，在校生总计79150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90%以上。2004年怒江州普通中学在校生为24372人，小学在校生48936人，全州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共计79947人，是1954年的26.70倍。2005年，怒江州拥有中等专业学校1所（2000～2002年，完成了怒江州4所中等专业学校的合并工作）、完全中学8所、职业高中2所、小学1080所、幼儿园17所，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5.25%，各级各类在校生总计81177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达75381人，占怒江州在校生人数的92.86%。

为了整合教育资源，提高办学质量，提升办学效益，自2008年起，根据上级的部署，怒江州全州范围开始实行小学阶段集中办学，撤销了大量的一师一校类型的办学点，根据实际情况，小学低年级段学生相对集中地安排在部分村小学就读，高年级段学生都集中到乡（镇）中心完全小学住校就读。2009年怒江州共有小学529所（其中有189所学校，一师一校、二师一校办学点340个），小学教职工3779人（其中专任教师3567人），小学在校生50404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8.96%；普通高中9所（其中公办7所，民办2所），职业中学3所，职教中心2所，初中21所（其中九年一贯制学校3所），中学教职工2324人（其中高中专任教师530人，初中专任教师1516人），高中在校生6353人，初中在校生22100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38.60%，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7.37%；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所，在校生1511人（其中5年制专科生750人）。

为了解除贫困地区学生家庭的后顾之忧，减轻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巩固小学、中学的入学率，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近年来，普遍实行了“三免一补”的优惠政策，即免除学费、杂费、教科书费，补助生活费。这一优惠政策的实行极大地促进了怒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工作，受到了广大怒族群众的颂扬。

此外，自恢复高考以来，怒江州每年都要输送少数民族学生到省级以上的中等专业学校和大专院校深造学习，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技术类型的现代化建设人才，他们成为怒江州各项事业发展的骨干。1977年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怒江州被省内外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录取的学生分别是46人和428人。1986年怒江州被省内外大专院校录取的又有162人，省内外中专学校录取的有426人。到1997年怒江州被省内外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录取的学生分别增至168人和607人。其中，怒族大中专学生的入学率也逐年递增，1995年被大专院校录取的有5人，1996年录取2人，1997年录取3人，1998年录取10人，1999年录取10人，2000年录取9人，2008年录取12人，2009年录取15人。如今，在怒江州的各行各业都有了怒族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为民族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