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阿登纳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876年生于科隆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先后在慕尼黑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1906年当选为科隆市议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科隆市市长,1928年入选为普鲁士各省议会议长。二战期间他曾在纳粹统治下两次入狱,1946年当选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1949年8月就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
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到处都是废墟。阿登纳以他长期置身显要地位的自尊、自信和多年在政坛搏击中所积累的从政经验,在西方议会民主原则的政治信念下,像战后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戴高乐、丘吉尔、吉田茂等政治家一样,对重建祖国充满了热情和信心。他是一位信念执著的政治家,作为德国的领导人,在目睹德国人流离失所、贫困破败的境况下,深感复兴德国经济、重谋国家统一、鼓舞民族自信的责任。年事已高的阿登纳有着年轻人一般的活力,同时凭借着多年的政治经验,他纵横捭阖于国内外政坛,又对国际局势运筹帷幄。在改善德国境况之前,阿登纳把德法和解看成是外交方针的重要支柱。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德法两国积下了难以消除的历史宿怨。20世纪50年代初期,阿登纳利用各种时机在推进欧洲防务共同化的过程中竭力与法国建立信赖关系,为德国后来争回主权平等、重返国际社会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阿登纳又与法国总统戴高乐频繁交往,进一步促进了法德两国的和解与合作,为联邦德国的发展创造所必需的国际环境。
1949-1955年间,在阿登纳的领导下经过几番曲折,德国恢复了国家主权并跻身于西欧大国行列。在发展德国经济及外交关系时,阿登纳知人善任,他所取得的成绩与他的用人之道有着紧密的关系,在自身把关的同时任下属施展满腹经纶,为德国的重建和起飞建功立业。在东西方阵营问题上,阿登纳立场坚定,对于与共产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持消极态度,竭力反对社会主义思想,认为西方只有保持优势的威慑力量才能遏制共产主义集团的直接军事威胁,因此他反对德国中立,大力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它的核装备,这种立场是当时德国发展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由此来说,他是一个充满智慧和谋略的外交家。
阿登纳在位期间,先后实现了他所设定的前进目标,所取得的成绩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对于阿登纳时代及阿登纳执政的功过,人们褒贬不一、众说纷纭。英国首相丘吉尔称阿登纳是“战后欧洲秩序的设计师”,在艰难困苦中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开拓前进,对欧洲联盟的形成和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法国总统戴高乐也对阿登纳在德法和解为基础的欧洲联合事业上的贡献表示钦佩,认为阿登纳是奉行和平主义的联邦德国的“带路人”。就连博学多才、谙熟国际政治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认为他是一位“取得惊人的成功”的“真正的伟人”。尽管他在外交上采取的是“一边倒”的方针,也有人对他所取得的成绩归功于机会,作为后辈,我们对他的功过自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他的执著、智慧仍然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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