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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家在崇高问题研究上的进展

时间:2023-10-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接受了康德对优美与崇高的区分。近百年来,中国美学家对崇高问题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这是中国学者在崇高理论探索上试图超越西方理论的第一次尝试。再次,部分中国学者将崇高问题的研究拓展到了神话、传说和古代器具等研究领域之中,这方面较早的成果要算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一书了。总之,中国的美学研究者已经将崇高问题与中国自身文化中的相关现象结合起来了,并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接受了康德对优美与崇高的区分。在崇高问题的研究上,他们或者对西方美学家的理论展开述评,并在述评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者努力从自身文化中去找寻旧有的与崇高相似的一些语词,并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出发对其进行经验的修正和诠释,展开比较研究。近百年来,中国美学家对崇高问题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将崇高问题的研究从先验的领域转移到了对现实的崇高事物和现象的关注,这也是中国学人所做的一件很值得注意的工作。王国维先生的国学素养和深广的西学视野使他洞察出中西文艺的差别,西学并没有遮蔽他敏锐的眼光。他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提出了一个具有原创性的美学范畴:古雅。他认为:“古雅之形式,使人心休息,故亦可谓之低度之优美。宏壮之形式常以不可抵抗外力之势力唤起人钦仰之情,古雅之形式则以不习于世俗之耳目故,而唤起一种之惊讶。惊讶者,钦仰之情之初步,故虽谓古雅为低度之宏壮,亦无不可也。故古雅之位置,可谓在优美与宏壮之间,而兼有二者之性质也。”[31]他以康德将崇高与优美对立的观点来解释古雅,同时又认为古雅实际上在不同的层次上兼有了这两个美学范畴的特质。这是中国学者在崇高理论探索上试图超越西方理论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他又指出了古雅范畴与康德理论立足点上的差别:“至判断古雅之力亦与判断优美及宏壮之力不同。后者先天的,前者后天的、经验的也。”[32]王国维先生认为关于古雅的判断力是靠后天,通过经验培养起来的。因此,“此等古雅之部分,又非藉修养之力不可。”[33]也就是说,古雅与人的文化修养紧密相关。此后,李泽厚、蒋孔阳两位先生在谈论崇高时也着力于对这些经验的探讨。李泽厚指出:“我们认为,崇高确实在于‘人本身’,但这个‘人本身’首先是指客观的人类社会生活”[34]。蒋孔阳先生也注意到康德在论述崇高时所提及的文化修养对崇高感形成的影响。蒋孔阳先生在述评崇高理论时敏锐地洞察到康德在论述崇高时所提到的文化因素对道德修养影响的论述,并意识到了其重要性。因此,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部带有总结性的论著《美学新论》中指出:“人不仅仅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而且生活在文化的传统中。”[35]蒋先生的这一论说,对当前学术界在研究崇高时不够重视文化传统的思潮有着重要的纠偏作用。同时,蒋先生进一步指出:“人不是自然的人,匍匐在自然的面前,他有整个人类文化所蓄积起来的精神教养和人格理想,他以文化人的本质力量和外界生野的自然力量相搏斗,他自己的本质力量有了舒展和用武的场合,感到自己提高了,胜利了。”[36]这一明确的论述为我们开启了沿着文化传统的思路往前推进到人类学的文化视野中研究崇高问题的门径。我们的美学研究,包括对于崇高的思考,要放到整个社会的系统资源当中进行。也就是说,崇高作为一种动态的、有历史特性的精神样式,我们不能仅对之进行一种“纯粹的”思索,而应该将它放回到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整个大系统之中进行考查。产生崇高感的主体是生活在文化传统之中的人,他们是以自身的文化传统来对抗自然力量的,因而称崇高为“文化传统中的崇高”,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同样,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所面对的自然环境也有差别,主体在应对自然的方式上也是不一样的,产生崇高的方式、过程也因之存在着差别。因此,对崇高问题的研究要求我们必须将这种预设的同一性主体还原为活生生的文化传统中的人,展示出不同时代的人、不同民族的人在他们生活的文化传统之中所形成的崇高。只有从多个民族、多个文化传统中展开对产生崇高感的主体的探究,才能显示出主体的多层次结构、多方面的变化,才能为崇高问题的研究赢得更为扎实的理论基础。

其次,比较的方法也是中国美学家所重视的一种研究理路。王国维先生在创立古雅这一美学范畴时,就是立足于中西比较的文化背景之上的。宗白华先生在论述美感范畴时也是如此。他间接地吸收了康德论述崇高时的“无形式”这一概念,通过比较归纳,划分了壮美范畴的不同层次。其后,更多的学者开始将中国的一些范畴如豪放、壮美、雄浑等与崇高进行比较[37]。此外,李泽厚先生在《关于崇高与滑稽》中对崇高与滑稽两者之间的一些联系进行了探讨,陈伟先生直接以《崇高论》为题对崇高与真、善、美、悲剧等的关系展开了研究。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对崇高问题做更加深入研究的理论背景和思想资源。

再次,部分中国学者将崇高问题的研究拓展到了神话、传说和古代器具等研究领域之中,这方面较早的成果要算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一书了。在这本著作中,他涉及了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的审美问题研究。他认为:“中国的青铜饕餮也是这样。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只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结合,才成为美——崇高的。”[38]且不说这种狞厉美的说法是否妥当,李先生的这些论述实际上为我们拓宽崇高研究的范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最近,申扶民先生在《神话中的崇高原型及其嬗变》一文中对神话中的崇高进行了梳理,这应该说正是李泽厚先生思路的一个延续。

总之,中国的美学研究者已经将崇高问题与中国自身文化中的相关现象结合起来了,并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对崇高问题的研究应当与其所在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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