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恐怖与自己的恐怖,恐怖的历史阶段性

通过对伯克、康德与卡罗、弗里兰关于恐怖含义的对比分析，我们看到不同理论家对于恐怖的内涵的理解，随着时代的不同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已经涉及恐怖含义的历史变迁问题了。这就提示我们，要对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的恐怖事象进行考察，从历时、共时两个维度对恐怖的内涵做一个梳理。

远古时候，恐怖的自然现象是人们最主要的恐惧对象。古希腊神话中的潘，是珀涅罗珀女神的儿子，阿卡迪亚山上半人半羊的牧羊神。据说，他会报复任何惊扰他每日休息的人，突然出现在这些人的面前，把他们吓得瘫软在地。“恐慌”（panic）这个词就是由潘（Pan）的名字衍生而来，意思是袭击林中独行者的突如其来的恐惧。他在无形中控制着牛、羊群，在毫无警示的情况下将它们驱散。他既是头长犄角、在丛林中时隐时现的怪兽，又是主宰植物生长之神。他的名字被译为“全部”，因为他代表自然界万事万物。他是自然法则的代表，也是古代人面对自然事物产生恐怖的一个对象。远古时期的人大多就生活在这种面对自然的恐怖之中。又如我国台湾的阿美族人敬畏台风，说台风是由土地神斯拉和石神芙格洛赫的长子雨神拉玛斯玛斯和长女云神玛洛索克兄妹婚后生下的子孙主掌的。每遇飓风成灾，阿美族人便杀牲致祭，希望能够平息台风神的愤怒。台风这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由此也就被阿美族人拟自然化了，具有了人的行为特征。可见，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并不能正确理解自然的力量，而是将自然力量看作神的愤怒、报复或其他情绪的发泄，因之，人们对自然的恐怖转换为对神的恐怖，自然的力量被以各种具有人格化特征的神灵具象化。

在欧洲，各种自然神灵随着基督教的兴起逐渐为耶稣所取代，上帝作为世界的造物主成为世界的主宰，但上帝对于信徒而言更多的是崇仰的对象而非恐怖的对象。由于宗教历史变革的原因，与基督教信仰的发展与兴盛并行，人们又有了新的恐怖对象——女巫。随着1417年教会大分裂的结束，以及巴塞尔公会议（1431—1449）提出公会议的地位高于教皇从而使由教皇权力问题而产生的学说纷争中止，对真正异端分子的恐惧在此时就转移到了挥之不去的想象中的典型——被魔鬼附身的女巫身上。关于巫魔夜会——又称犹太教徒聚会——的传说在1428年到1430年间开始逐步清晰起来。马丁·勒弗朗的《妇女拥护者》就描写了女人们骑在拐杖或扫帚把上奔赴巫魔夜会的场景：“骑在一根棍子上/赴犹太教徒的聚会/一群老妇，千人之众。”^［11］据说，这些人还会吃儿童的尸体——尸体是通过挖掘坟墓而来，甚至是她们亲手杀死的。他们的新入会者必须拒绝上帝拯救自己的灵魂，向《圣经》吐口水，宣誓效忠魔鬼。在中世纪，特别是中世纪后期，魂灵、魔鬼和吸血鬼等都被看作为祸害无穷的精神实体，任何人若设法接近或接触死者的气态发散物或液态渗出物，即会被冠以巫师、降神者、行妖术者等名称，同时，各地的基督教组织对于女巫的迫害也愈演愈烈。如约翰·乔治二世在位期间，班贝格市因其疯狂野蛮地搜寻和迫害巫师而臭名昭著，至少有600名嫌疑犯被活活烧死，包括公国大法官和五名大臣。这是基督教为了确立一神教的独尊地位而排除其他宗教并极力丑化巫师、造成恐怖的结果。通过这种丑化，人们的心灵也被蒙上了一层恐惧的阴影。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开始荡涤眼前一切迷信的污秽，用科学和理性两大武器来探索世界。后来的伯克、康德也是沿着这一传统来探索恐怖与崇高的关系问题的。在他们的时代，自然科学已经比较得发达了。科学的实实在在的原因—结果的解释已经成了人们习惯的一种思维方式，并渗透到各个学科之中。人也经由科学的武装而成就了自身对于世界的主宰地位。因此，自然也不再是万物有灵的世界了。此时的人们大部分已经不再相信自然神灵的存在，但是他们依然面临着一些比较实际的、直接关系到自身安危的恐怖，比如洪水、飓风、地震、火山爆发、泥石流等。这些自然现象不再被认为是神灵的发怒所致，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有能力解释这些自然现象，找出它们产生的一些实际的原因。但即使这样，当人们面对这些危及人身安全、社群安定和社会有序发展的自然现象时，仍然被这些自然现象所震慑，并认为这些事象是恐怖的。这种自然的恐怖不再是那种神秘的、不可预知的恐怖，而是已经转化为在特定的场景中给人们的身心造成一定威胁的自然的恐怖了。恐怖的事物在内容上主要转向了自然界，即由于自然界危及人的生命而具有了恐怖的特性。因此，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崇高问题的研究也就以自然现象为主了。

最近的20年确实是新的危险激增的20年。约翰·莱斯利在《世界末日——人类灭绝的科学伦理》一书中列举了核战争、臭氧层被破坏等七种为人们所意识到的危险和恒星爆炸、计算机相关的灾害等十六种不为人们意识到的危险。此外，还有一直对人们的健康造成危害的艾滋病，最近发生的SARS和禽流感，以及科学的发展以其不可预知、难以控制等特点间接地给我们带来的恐惧，如克隆人的出现会给社会的伦理道德带来不可预想的潜在危险等。因此，弗兰克·富里迪指出：“西方社会中恐惧文化已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文化的决定性特征是，它认为人类面临着威胁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强大破坏力。”^［12］与此相伴的是社会暴力事件也在不断升级。2001年9月11日的世贸大厦被毁事件使数以千百万人，包括美国人及其他国家人，对周围的世界产生恐惧。弗里兰在《现实的恐怖》一开始就叙述了这样一些事实：“芝加哥的一位男子将人的尸体的皮剥下来为自己做了一件衣服。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流浪者供认不讳地说自己是一个杀死600人的杀人犯。一位来自密尔华凯的男子吃人肉并与被他杀死的男孩鸡奸。”^［13］而随着社会的非均衡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不公平也给社会大众带来了莫名的恐惧。这些现象所形成的恐怖，我们可以认为其根源就是人们自身的行为给自己所造成的不安全感。这里不是科学的不发达，反而是科学的发达对人类自身造成了负面影响，科学的双刃剑的特性在这里得到了体现。科学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改变人们关于世界的图景，武装人们，帮助人们克服一些自然的恐怖，这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自然观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伯克、康德的崇高理论中得到了验证，人的自信、人在宇宙的中心地位也通过科学、理性两大武器而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确立；同时，科学的发达也带来了一些已经看到的或者不可预见的危险的后果，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科学又间接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恐怖事象。

当代科学也对恐怖形成的生理机制进行了探讨。在1998年2月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有这样的一篇报道：一组已经发现人脑恐惧中心的科学家证实了恐惧作为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之一具有化学依据——恐惧感产生于扁桃体（一种细小的杏仁状块状组织）中神经细胞间微小的纤维链，并提出研制新一代抗恐惧药物的可能。大脑情感研究领域的权威约瑟夫·勒杜教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已证实扁桃体确如轮轴一样是恐惧之轮的核心^［14］。这则报道一方面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人在面对恐怖的事物时产生恐惧感的生理原因，同时指出了从药物上来试验克服恐惧是可行的。这种可行性是通过改变人的生理功能来实现的。

应该说，这一科学发现是人类探索自身奥秘的一个进步，但我们不能将这种生理研究的成果过度地应用到各种恐怖事象的解释之中。在上述该报道中同时戏剧性地配上了一幅二战期间的照片，士兵们在战场上双膝跪地，祈求上苍赐予勇气迎接战斗。报纸刊登时的目的是借此来说明这些战士的恐惧可以从上述的科学发现中得到解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士兵克服战争的恐怖还是从祈求上苍这一行为中获得的。在面对战争这类恐怖事物时，我们可能会发生如两膝颤抖、胃部收缩的生理反应，甚至还会产生逃离或避开某种情境的倾向或行为。这些生理现象有助于我们确认人恐怖与否。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当人们在面对周围事象时，哪些是令人感到恐怖的。设若一个普通人在荒野中碰到了老虎，他的选择应该是逃跑，然而佛教中舍身饲虎的故事却提供了不同的范例。而从不同民族的具体情况而言，汉族人畏惧老虎，因此如武松打虎、李逵杀虎才因此成为英雄行径，但纳西族人却不怕老虎。可见，恐怖的产生除了上述科学研究可以做一个生理活动的佐证以外，它还需要在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心理上进行一番分析。在上述的佛教舍身饲虎的故事中，故事中主人公摩诃萨埵之所以不怕虎，是因为他认为可以通过这种行为来解脱自己，实现自我的修行。因而，这可以说是一种追求精神上的提升而舍弃了肉体的举动。纳西族人的不怕虎又是另一类心理上的表现。纳西族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虎，由于这种对祖先的崇拜，他们认为虎与祖先之间存在着同一性。因此，他们认为虎是自己的祖先，祖先是不会伤害自己的子孙的。上述事例中，有一点我们有必要再明确一下，即恐惧可以从人的生理机制上进行分析，但是它的产生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心理活动。

相同的自然现象，在远古人与现代人，或者不同民族的人们中间，有时可能都是恐怖的，但他们感受恐怖的形式是不同的。科学时代“文明”^［15］社会中的人和小型社会中的人在能够引起恐怖的事象上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虽然他们可能在心理上的反应是相同或相似的，但是其真实的内容和背后的文化心理的组合却是千差万别的。因而，他们对于恐怖的事象所采取的方式也就自然而然地存在着不同了。由此，我们有必要指出，恐怖不仅在上述的时间序列中存在着内容上的差别，同时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中，即使在共时的层面上，对何谓“恐怖的事象”的认定也存在着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