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丹人为什么不感到恐怖？恐怖的分类介绍

上面我们只是从一个纵向的层面上简略地罗列了一些恐怖的事象，有对自然现象的恐怖，也有对疾病的恐怖，以及由于社会的不安全因素形成的恐怖等等。恐怖的类别应该说是非常复杂的。根据我们的具体分析，也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受伯克、康德等人在崇高理论中提出的克服恐怖产生崇高感的启发，我们可以将恐怖进一步概括为可以克服的恐怖和不可克服的恐怖两个类别。相应的，从崇高感产生的角度上来说，经由可以克服的恐怖产生的崇高，是指主体在面对恐怖的事象时，能够感受到主体自身的强大，以自身的强大克服客体的恐怖，从而形成的崇高感。而经由不可克服的恐怖产生的崇高，则是指主体在面对一些恐怖的事象，主体本身无法直接加以克服的，只能通过仪式或者情境上的改变来达到转移，从而使主体能够在感受客体恐怖的同时又领略到自身本质力量的强大，从而产生了崇高感。

为了能够更好阐述这种恐怖的分类，接下来我们还是就同一事象在不同的人群中间的反应和感受来加以比较，从而展示恐怖在不同的族群中在具体内容上的不同。

面对同一事象，如一幅画像，有的民族会产生恐惧，有的民族却对此熟视无睹。这从总体上来说是由于他们世界图景上的差别造成的。一张普通的肖像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们的眼里算不了什么，但在一些现代科学思维不占主导地位的族群中却又有不同的意味。凯特林详细记述了曼丹人在看到他画的关于他们首领的肖像画时的惊异和恐怖。而在现实当中，曼丹人自远古以来就有在自己的旗帜上画上他们历史上最惊人的事件和在这些图画中画上自己部落领袖的肖像的习惯。然而出自不同作者的这些画所形成的效果却是如此不同。列维·布留尔曾经作了这样的分析：“实际上是曼丹人见到了一些不寻常的画，这些画在他们看来包含心的神秘的互渗，因而它们也像一切没有见过的东西一样是非常凶险的。他们自己的图画也表现互渗，但这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互渗，所以不会引起惊慌。而凯特林画的肖像则表象了根本不同的互渗，因为凯特林所用的方法在土人们看来很是奇怪，因为这些肖像‘像活的一样’。”^［16］曼丹人对自己绘制的图画不感到恐怖，是因为这些画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他们都知道这些画是自己部落中的人为了一些共同的目的而制作的——可能是为了记述整个部落的历史，因为有些部落就是将一些对整个部落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为部落作出杰出贡献的领袖们用不同的形式记载下来，作为他们生活的榜样和以后解决类似难题的一个经验的累积和意识层面的帮助者。因而，当他们看到这些绘画时，他们的内心就会被激起崇高感。而当他们看到了凯特林绘制的、有相同内容的画时，他们却感到了恐怖。这里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制作者的改变所致，实际上其后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意识上的缘由。布留尔在解释原始思维时针对这种现象进一步指出：“原始人……认为美术像，不论是画像、雕像或者塑像，都与被造型的个体一样是实在的。……特别是逼真的画像或者雕塑像乃是有生命的实体的alter ego（另一个‘我’），乃是原型的灵魂的寓所。”^［17］因此，凯特林拥有了他们部族的领袖的逼真的画像也就等于拥有了其本人。所以，这些曼丹人可能害怕凯特林会将他们首领所具有的神奇力量随着他所拥有的绘画而带走，或者害怕他会对这些肖像画施加一些“魔法”，做出对他们部落不利的事情。弗雷泽在《金枝》也描写了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非常令人惊奇的场景：“锡金农村的一些村民在照相机的镜头对着他们要照相的时候，表现出极大的惊恐，纷纷躲开。”^［18］锡金的这个村庄中的人也持有与上述曼丹人相类似的信念。他们害怕摄影师摄走他们的灵魂。即使摄影师没有摄走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肖像，摄影师就能通过对肖像施加影响而作用于这些画像所代表的实际的人们，也会给肖像画中的实际的人以致命的影响。他们认为影子、画像与真实的人之间有着同一性的关系或者内在的关联性，因此可以通过作用于这些物象来对真实的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就是弗雷泽所说的巫术效应。这种效应至少在某些小型社会中是被认可的。

然而，就是同一事象，在另外一些小型社会中的人看来却根本不恐怖。斯宾塞和吉兰在谈到图腾崇拜时就遇到这样的情况：“任何人的图腾，都被视为与他本人相同的事物。曾有一个土著，当我们和他讨论这件事情时，他指着我们为他拍摄的照片说：‘那个是和我一样的东西，袋鼠（他的图腾）也是。’”^［19］这里就没有弗雷泽所说的那种交感巫术上的作用力存在。当然，对我们现代文明人而言，拍照和给人画像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了，根本不算什么恐怖的事情。因为现代文明人用物理学上的知识来解释，认为这只是小孔成像、胶片感光等原理作用而形成的图像，与真实的人自身之间并没有这种无形的、性命攸关的关联性。如果要说有联系，只是说这图像是这个人的图像。可见，由于知识上的差别，不同文化水平和文化观念中的人们对同一个事物形成了不同的看法，而这种不同的看法也造成了在这些人中间，同一事象有的人看作是恐怖的，有的却将之看作是人类的一种发明，是人类科学进步的标志。由此，画像对曼丹人以及锡金农村的人来说，是恐怖的，并且从他们已有的观念出发，这是观念、知识体系上的不同造成的不可克服的恐怖。而对于斯宾塞、吉兰所考察的澳大利亚土著来说，这只能说明自身与它之间存在着一种同一性的关系，并不会产生恐怖。

除了上述这些情况，对待图像的态度还有的是出于敬畏心理。如在我国的瑶族，他们要定期举行“还盘王愿”的仪式，其中就有一节是“请圣挂像”，他们在神台前盛装肃立，由正堂师上香，表示“请圣”，继之，家主悬挂自家十八幅“大堂神像”在神台两边，接着由四名师公将本教“大堂神像”挂上。挂毕，众师公一齐跪于神像前，表示所请之神均已到坛。在瑶族中间，他们将神像通过一定的仪式供奉起来，这与瑶族的历史传说有很大的关系——瑶族自认为是盘古皇的后代。在远古时期，他们在一次迁徙渡海时遇到了狂风暴雨。在危难之中，人们想到了先祖盘王有灵性，便乞灵于盘王显灵，保佑船队安然度过大海。因此，他们在仪式中挂神像，是因为他们认为神像就是盘王以及先祖们，通过定期举行一定的仪式将他们挂上，可以保佑子孙后代。从心理上来分析，瑶族人的仪式中对待神像实际上更多是一种崇敬的心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瑶族人是希望通过挂神像而去克服那些灾难和恐怖。

通过以上的事例分析可以看到，“何谓恐怖之物”是要针对具体的文化情境中的人而言的；同时，可以克服的恐怖与不可克服的恐怖也要根据当时恐怖事象发生的情景以及主体的宇宙观而定。相同的事象，在一些民族看来会引起恐惧，但对另一些族群的人来说却并不恐怖；同样的恐怖事象，在有些民族可能是一种没法克服的禁忌，在另一些民族那里却是可克服的。这些都与文化所塑造的民族心理上的差别有关。文化传统的不同，会造成他们在知识上的关注点上的差别，也会在道德方面形成不同的要求。因此，我们看到，有些恐怖是不可克服的，而有些恐怖要借助道德上的力量，有些则要借助对祖先的崇仰来加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