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崇高与生命圣化
在论述崇高与恐怖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是从以往崇高理论中已有的主题引发开来,更多地侧重于对事象性质本身的探讨,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崇高的论述还得借助于对崇高感产生过程的分析。因为,崇高是相对于人而言的,崇高感也是通过人来实现的,因而崇高问题的研究最终要归结到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上来。
在《论崇高》一文中,针对凯齐留斯以及当时古罗马低糜的文风,朗吉弩斯指出:
做庸俗卑鄙的生物并不是大自然为我们人类所订定的计划;它生了我们,把我们生在这宇宙间,犹如将我们放在某种伟大的竞赛场中,要我们既做它的丰功伟绩的观众,又做它的雄心勃勃、力争上游的竞赛者;它一开始就在我们的心灵中植有一种所向无敌的,对于一切伟大事物、一切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事物的热爱。[1]
我们生在这样一个宇宙之中,就是要超越那些普通的自然物,要做宇宙中的优胜者,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是“观众”,又是“竞赛者”。同时扮演这两种角色促使我们拥有了对伟大、神圣事物的爱,由此,我们才能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因此,朗吉弩斯紧接着指出:“当我们观察整个生命的领域,看到它处处富于精妙、堂皇、美丽的事物时,我们就立刻体会到人生的真正目标究竟是什么了。”[2]由于我们对于伟大、神圣事物的爱,我们就会在整个世界,在人类思想的领域中飞翔,我们的心灵会超越时空的界限,由此我们的生命也就变得神圣起来了。因此,生命的圣化也就成了崇高中所蕴含的一个重要特质,可以说是崇高的一个变体,一个不同的相位。在朗吉弩斯那里,崇高的不同相位都得到了展现,“伟大”、“雄伟”、“壮丽”、“刚健”、“奇特”、“威严”、“超凡”、“尊严”、“遒劲”等包括在其中。有人说朗吉弩斯对崇高没有准确的把握,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一个概念可以用多重的方式来展现,而朗吉弩斯之所以用这么多语词来表示崇高,就是因为她的崇高是与人类的生命神圣特性紧密相连的。生命圣化有众多的表现和形成过程,因而崇高也可以用众多的语词进行描述,以展现崇高的不同相位。
人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会将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投射到对象上去,也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随着人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也逐渐得到了改变,从原先与自然界事物的混同中凸显出来。人类从与自然界其他事物的比较中开始慢慢地关注自身的生命力量,关注自身生命与周围物件的不同。因此,人对于自己生命的圣化实际上就是其本质力量的集中体现。朗吉弩斯在上面提出了人同时扮演了观众和竞争者两个角色:通过观照,人们找到了那些超凡的生命,作为自己的榜样;通过参与,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生命力量进行对象化。蒋孔阳先生在《美学新论》中提出了崇高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显现”[3]的观点。他更多的是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从哲学的层面上对崇高问题进行了探讨。马克思是站在人作为一个类的存在物这样一个高度上来考虑社会问题的,而蒋先生则将其应用到美学上来了,也就是说,实现本质力量的自我显现的也是作为类的人。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看,那么那些超凡的榜样就是人作为类的一个生命的代表,通过参与又可以将这些为我们所观照到的、超凡的、类榜样的经验进行对象化的表达。我们接着要探讨的崇高与生命圣化的关系,可以说更多的是在这些学者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在文化传统中对其进行拓展,并将其具体化,从而描述崇高在这些情境中的不同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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