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意识的凸显是获得崇高感的一个先决条件

主体意识的凸显是获得崇高感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只有人能够意识到自身的时候，才能够体验到崇高感。然而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在面对一个共同的对象时，有的可能会觉得它是崇高的，有的反而会觉得这是“恶的象征”。因此，要使自身能够在其中体验到生命的圣化，就必须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价值观念，也就是我们在上文谈及生命圣化的体验时所说的，要能够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中，或者通过跨文化视野进入这种文化传统所营造的情境之中。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才能在面对相同的、相异的现象和行为的时候，有一个共通的、情感上的心理趋向，才会对生命有一个共同的判断。有了这种共同感之后，不同主体在面对崇高事象时就会获得相似的崇高感。

同时，我们在论述主体意识的时候，谈到了马克思的主体性原则。马克思是将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作为在社会关系中相互依赖的群体之一员加以思考的。也就是说，人是作为类的存在物出现的。因此，我们这里所谈的价值认同感也不仅仅是指一小部分人的价值认同，而是应当站在这样一个类的高度上来认识这一问题。因此，价值上的认同感是一个呈现出层级性的系列，按照一定的规律表现为认同感系统，低一点的层级表现为建立在整个族群的基础上的价值认同感，是能够对整个族群有益，给其生存带来合理性的一种价值认同感；高一点的表现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最高的层级表现为符合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朝着生存的合理化方向发展的基础上所认同的价值。只有建立在这种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我们大多数人（族群中的或者作为类的大多数）会从中感受到作为人的生命的荣耀感。

在某些特定的场合，通过氛围的营造，一小部分人可能会从中体验到生命的圣化。如在纳粹时期的德国，希特勒会组织民众举行一些追忆过去所谓的“光荣历史”仪式，将帝国的庆典与基督教纪念日的庆祝联系起来。如在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他们要举行坚信礼。在仪式上，他们和基督徒对基督的信仰声明几乎一模一样，其核心是要对元首宣誓效忠。当然，没有哪一个节日能够像对“暴动”即1923年“血的洗礼”的纪念那样，充满狂热的崇拜。它的主题是牺牲、斗争和国家社会主义“老战士”的最后胜利。11月8日，“暴动”的幸存者，佩带“血徽”，在慕尼黑啤酒店举行传统聚会，他们在那里听希特勒纪念“国家社会主义革命16烈士”的讲话。第二天，“老战士”们从啤酒店向元帅府行进，仪式性地重复1923年的行进，沿途有燃烧的火炬作标志，哀乐伴随，钟声阵阵，以缓慢的声调念诵1919年以来为党献身者的名字。这些仪式在1935年达到空前盛况。那一年，在纪念日前夕，16具“血证”骨骸被挖出来放在元帅府，于11月9日由庄严的队伍送到国王广场上新建成的纪念堂。队伍的路线用240根圆柱标志，在每根柱子上标有其中一个“运动牺牲者”的名字。在队伍的前锋到达每一个圆柱前的时候，其中一个死者的名字会被大声念出来。随着队伍到达元帅府，鸣放加农炮16响。希特勒还会亲自献花圈。在纪念堂，这16个“血证”的名字被逐个大声念出，每念出一个名字，希特勒青年团的合唱队就会大声回应：“到！”每喊一声，鸣礼炮三响。这个纪念仪式活似一个异教徒举行的耶稣受难复活剧，充满了借来的宗教词语。虽然，在纳粹党徒那里可能会觉得，通过这些仪式，他们的生命被圣化了。通过这种仪式，这里的参与者也感到自身的生命意义得到了提升。

针对这种生命在表面上的圣化，余杰先生一语道破天机：“希特勒在一次对闪电部队的讲演中，有一句流传甚广却未被深入剖析的名言：‘你们所有的一切透过我的存在而存在；我所有的一切也透过你们的存在而存在。’这里，‘我’与‘你们’似乎水乳交融，独裁似乎是一种比民主更民主的制度。……法西斯主义认为，全权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乎规律的价值根据，他们代表着某种总体的权益，例如德意志民族的振兴、大同乌托邦的实现等等。他们通过恐怖的形式将历史或自然的力量透过人类，而自由自在地运行。因此，有罪与无罪、善良与残暴这类名词变得没有意义：所谓有罪就是指阻碍自然或历史过程的行为，犯有这种罪行的人被控诉为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与消灭他们是自然而然的事。法西斯主义就这样巧妙地完成了对人的精神的整合。”^［20］余杰先生从价值、心理的层面指出了造成这种思想的根源，并指出了这种粉饰的实质就是抹杀了有罪与无罪、善良与残暴的界限。

当我们面对上面这样一个场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生命圣化的感觉吗？我们能感到自己的生命意义也随之提升了吗？能够产生崇高感吗？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能！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虽然得到了部分人的认同，但与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生存合理化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只是借着这种生命圣化的外衣，激励起更多人的拥护，以此来推行他们所主张的纳粹主义。这种过程所形成的只是一种金字塔的效应，即只有站在塔尖上的那么一小撮人能够享受到最后的成果，而其余的人只是铺路石、基石。因此，通过底下多数人的劳动，最后形成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生命上的圣化，这种圣化是以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这种生命上的圣化所达成的只是少数个体在欲望上的实现，而不是基于价值上的认同。这里的大多数人，可以指一个民族，也可以指整个的、作为存在物的共同体的人。与民族相对应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民族的英雄，小型社会中的部落群体的首领。这些英雄、首领们都以他们的勇力在为整个群体取得利益的前提之下，又尽量减少了对于周围人的损害。如果我们在纪念一个为了正义事业而为国捐躯的勇士，一个为了整个部族的利益和未来的发展而作出了不朽的功勋甚至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人表示我们的哀悼时，我们就能够同时体验到他们的圣化了的生命。同时，他们是作为一群为了整个人类的共同进步而存在的英雄的代表。马克思说过，人是一种类的存在物。因此，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对于英雄的纪念活动，体验到人作为一个类的生命的圣化，从而产生对于自己生命的存在所拥有的一种荣耀感——因为我们与他们都是人类的一分子！由此，这里形成的是一种倒金字塔的效应，即从下面的一点，一小部分人的努力或者他们的贡献，我们能够从这些类的代表身上感受到了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伟大之处，感受到他们所发出的光芒，从而在这种观照之中也默认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产生了移情作用，将他们的这种生命的圣化加诸自己身上，使自己的生命得到了升华，由此而体验到一种崇高感。

因此，我们看到，价值认同感是一个走向生命圣化的入口。也就是说，如果对象在价值上得不到主体的认同，那么生命的荣耀感就无从谈起了。并且，这种价值与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总体取向不能相悖。否则，即使部分人能够产生生命上的圣化，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却是值得舍弃的。从这种生命圣化与价值认同的紧密关系出发，我们来看康德在崇高问题上的最后的结论。康德最后将崇高归结为“道德的象征”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如果康德的这种心中的道德律令不是一种先验的预设，而是在人作为类的存在物所认同的方向中由实际的不同的民族、群体所形成的，建立在价值认同感基础上的道德，那么我们可以说康德所认为的崇高就是这种道德的象征了。

对同一个事象，在一些社会群体中，内部的人可能会体验到价值上的认同感；而对不在这一文化传统中的人而言，则可能会产生如抵触情绪等由文化传统的不同带来的反应。如在很多民族中都有食人的行为、习俗。在P·R·桑迪的《神圣的饥饿——作为文化系统的食人俗》中就涉及很多民族的食人习俗。从论著的题目就可以知道，桑迪是将食人习俗放到文化系统中进行考察的，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神圣的”饥饿。如果单从我们自身的文化出发，这是很难理解的。但是，正如论著副标题已经提醒的那样，如果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来理解，那就会显得非常神圣。桑迪在书中对一些族群的食人现象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描述：

比明-库斯库斯明人和胡亚人的陪葬性食人俗的行为，在生命精髓从新近死者到生者的循环中使社会人格得以再生。比明-库斯库斯明人的植物界和人的世界里的丰产，都依赖于在仪式上建立起这种能量（生命精髓）从敌方的某种牺牲者到大露兜树仪式的参与者的流动。在阿兹特克人那里，当诸神被供以充满活力的能量（活人献祭）之时，死后的牺牲者就会被吸收为贵族阶层的新成员；斐济人的首领由于提供了大量的食人祭品，他的权力也就会受到肯定；易洛魁人的战士则通过逞威风而在社会等级制度中获得自己的地位。^［21］

所有这些都与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紧密的关系，与他们对于生命和宇宙间关系的理解有着直接的相关性。桑迪在这里作了一个很好的归纳：“作为一种赋予生命的象征或者秩序的象征，礼仪式食人俗通过死者与生者之间或者人与神之间的生命精髓的传递，从身体上使社会范畴得以再生。在这些仪式所授予的社会权力中，在社会等级制度的再次肯定中，社会得以再生。”^［22］桑迪在这里准确地将这些食人习俗定位为是一种“礼仪式”的，这就已经进入到了跨文化的语境之中，从这些习俗所产生的文化系统出发来理解这些习俗了。也正因为如此，桑迪的理论也就与那些浅陋地从物质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这一习俗的作品区分开来了。同时，我们也能够从这些论述中看到，这些习俗也是实现他们自身生命神圣性的一个重要途径——生命神圣性主要是通过生命精髓的传递达成的。这种实现方式也是为他们所在的社会所认可的，而这种认可与他们对这些生命进行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意义有着直接关联。而对生命圣化的意义的认可，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生命的圣化实现了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的再生。因此，所有这些个体的生命精髓的献祭，在某种程度上就间接转化成了社会延续的社会机体的生命力量了，个体的生命已经上升到了类的意义和高度。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些民族中，生命圣化的社会意义是形成这些民族中的人们的价值上认同感的基础。

如果我们也能够像美国的学者桑迪那样，从他们的文化系统本身出发来理解这些习俗，至少我们对这种做法应该抱有一份理解的态度。虽然在价值认同的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如果将价值判断与这些个体生命的圣化所形成的意义联系起来考虑，我们还是能够认同他们的这种做法的。而对上面希特勒“光荣历史”的仪式，虽然同样有生命上的献祭仪式的表达，但是其中的意义只是相对一小部分人的，因而难以在我们之中形成价值上的认同。可见，生命圣化所具有的对于族群、类的意义是价值认同的基础。因此，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崇高说到底还是要归结到人的问题上，从这里入手我们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确证。另外，从上述各民族同一习俗（食人）中不同的生命圣化的方式和所代表的不同的意义中，我们认为，文化传统的不同是造成价值认同内容上差异的关键。文化传统是生命圣化在价值认同上的一个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源泉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