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献祭形成的崇高分析介绍

在有些场合，生命的献祭也会具有崇高的特性。在一些神话英雄和民族祖先的传说故事中，具有隐喻特性的献祭行为和现象是非常多的。英国著名的古希腊文化研究专家、考古学家简·艾伦·赫丽生在其论著中提到：“普卢塔克所用的κρειττων（意为‘更好’、‘更强’）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据赫西基俄斯说，κριττωνs这个词通常用来指英雄和神，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κριττωνs。这就提醒我们，‘英雄’一词的意思实际上并不是‘死者’；如果我们同意赫西基俄斯的说法，它的含义就是‘强大’、‘崇高’、‘可敬’。”^［38］英雄的死，只是躯体上的毁灭，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获得了新的生命。这就从字源上揭示了英雄与崇高有某种重合特性。奥夫相尼科夫、拉祖姆内依主编的《简明美学辞典》中也谈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崇高的观念是历史地改变着的……英雄是生活中表现崇高的最鲜明的形式”^［39］。苏联美学家奥夫相尼柯夫在谈到人在改造自然的日常实践活动时指出：“英雄是生活中表现崇高的最鲜明的形式”^［40］。这句话颇有见地。令人印象深刻的事象总是较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记忆的角度上来说也能够保持得长久一点。因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记载了各种不同的英雄故事，这些故事代代相传，一直到现在还是令人回味无穷。

在创世英雄中，我们就直接感受到了这种英雄的力量。汉民族的创世神话《盘古开天》说，在天地混沌如鸡子之时，“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经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朱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41］。我国少数民族除了也有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外，还有许多非常丰富的创世英雄神话，创世英雄中既有男巨神，也有女巨神，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与牺牲精神，极其鲜明地体现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在生存斗争中的吃苦耐劳与无所畏惧的性格与品德，也反映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民生命的顽强性。如《苗族古歌》中的巨人群神，在创造天地日月的艰难劳动中，既分工又协作，这种集体劳动的性质分明带有人类早期群居时代的痕迹，实际上是那些先祖们业绩的神话化表达。布依族创世神话《力嘎撑天》中的力嘎，为了将天撑起来，不惜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神话里写道，天地虽撑开，但天待不住，一松手又塌下来。力嘎就用左手撑住天，用右手把自己的牙齿拔下来当钉子，把天钉住。后来，力嘎钉天的牙，变成了满天星星，拔牙流的血，变成了彩虹。他又用右手挖下自己的右眼挂在天的东边，变成了太阳；用左手挖下自己的左眼，挂在天的西边，变成了月亮。阿昌族创世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中的天公遮帕麻为了开天辟地造福人类，也用右手扯下左乳房，使它变成太阴山；用左手扯下右乳房，使它变成了太阳山。而地母遮米麻摘下喉头当梭子，拔下脸毛织大地。他们都同样具有牺牲精神。在埃及，拉神坐在神牛（也是他的女儿）努特的脊背上，然后让其儿子舒躺在努特的下面托住她。努特的腹部慢慢地舒展开，变成了遮盖宇宙的蔚蓝的天空。古希腊以及古印度也都有巨人分开混沌的天地，或把自己的躯体变成万物的神话。神话在这里充当了一个记忆的功能，它记录了当时古人的一种心灵的状态。人类在自然的威力之下虽然存在着恐惧的心理，但是经过这些巨人、英雄们的行为，表明人的力量已经投射到了对象实体之中，人的力量慢慢地凸现出来，人类已经开始了创造活动，逐渐形成人化的自然。但是，从这些神话中，我们也间接地看到了，人类在开始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时，是以牺牲自己的肉体、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这里已经暗含了人类的一种献身、抗争的精神。上述的这些创世大神，无疑是人类很多杰出祖先们开拓人类生存空间所付出的艰辛劳动的一个隐喻，借此表达了人类的进步是一部惨烈、动人、悲壮的历史。

在这里，崇高主要是通过创始先祖肉体的神圣化表达出来的。恰恰是肉体的神圣化有着非常鲜明的隐喻意义：最初的崇高、最伟大的崇高就是人通过自身来为自然立法，通过肉身为自然规范建立秩序。这是自然人化的最为伟大的开始。因此，这些事件都是崇高的。

当然，在古代也有一些英雄事迹，虽然场面没有那么宏大，但他们同样以自己的专长为后来者留下了进步的阶梯。这尤其表现在各行各业的开创者身上，这些人更多的是以神的面目出现，被称为行业神。汉族神话传说中的神农氏是农耕的开创者，《绎史》卷四引《周书》云：“神农之时，天雨栗，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耝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42］同时神农又是医药的首创者，神农尝百草与辨百草而知百味和平温之性，并使之广泛流传于人间，因此，神农是中国最早的职业神，即农神兼医药神。为解救人类的生计困难和疾病毒伤之苦，他备尝艰辛，以至最后死于尝草，以身殉职，他的智慧与牺牲精神也成为人们敬仰与崇拜的对象。哈尼族的古老信仰中有一位火神，叫“阿扎”——哈尼族“火”的音译。据传，人间本无火，人们原来都在寒冷中生活。火来源于魔怪的火珠，有个英雄为了从魔怪头上夺得火珠，被魔怪变成了石头。他的儿子阿扎长大后，经过千难万险，进入魔洞，趁魔怪睡觉，从眉头上夺下火珠。魔怪醒来与阿扎厮杀，阿扎把火珠吞下，魔怪施法将火珠在阿扎胸腔燃烧，他忍痛跑回人间，用竹刀剖胸，取出火种带给人间。阿扎死后，人们称火为阿扎；至今父母给儿子取名多叫阿扎。在这个神话中，火源于魔怪，是夺火的英雄神为人类造福，传下火种。与此相似，在古希腊神话当中，普罗米修斯可以说是人类祖先奋斗历程当中的一个隐喻性的象征。在人、神集会上，作为人类顾问而出现的普罗米修斯设法使诸神在他们作为保护者的权力中不要给人类太重的负担，并且为人类赢得了“火”这一重要的、文明必须的物品。而这些努力却得罪了宙斯——上天的统治者，他也对人类进行了报复。首当其冲的就是普罗米修斯，他被宙斯捆绑在悬崖绝壁上，每天受到鹫鹰啄食肝脏的痛楚。后来，赫勒克勒斯以马人喀戎作了他的替身而拯救了他。英雄以自己的力量，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造福了人类。冒险精神也成了英雄献祭情结的一个延伸。英雄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大的目标，从不顾生命安危延伸到了这种冒险的历程。他冒的是个体生命上的险，获得的却是族群，甚至是整个人类的生存进步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冒险还是源于生命上的冒险，通过冒险获得的意义却是整个人类的。因此，这里的冒险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意义上的生存进退，而是作为集体的族群乃至类别为了获取更大的进步而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从上面的具体英雄所呈现的事象中，我们认为，英雄实现了从肉体上的牺牲到精神上的胜利的转换。形体虽死亡，精神却通过这些观众的形体而得到了再生。这里实际上隐喻性地指出，人类在生存的奋斗历程中出现了像普罗米修斯式的创世人物，也出现了前仆后继的赫勒克勒斯式的人物；同时人类在获得生存资料的活动中也时刻地经受着自然报复的可能。这里是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争取权利，减少人类的负担。而中国的盘古，既开天辟地，又化身为万物。实际上，这两者或更多的类似盘古的神话人物，都表明了在世界之初，人类对于先辈的事迹进行了叠加式的理想化和神化，以彰显人类在面对自然时那种独有的伟力。因而，这一时期的英雄应该是一种集体性的伟力的表达。所以，这一时期的英雄所表现出来的崇高，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性的、人神合一的力的崇高。英雄的肉身虽然消亡了，但神圣的生命、英雄所为之奋斗不息的精神却传递到了后人的身上。我们从这种精神上领略到了崇高的因子。他们的肉身实际上就是他们精神的祭品。英雄通过这样的自我献祭，使其精神、人格等超人的品质留存了下来。通过人物的献祭，作为类的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了自我显现，从而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因此，从心理学上来说，献祭精神就是这一类的英雄神话的实质，也是英雄形象之所以能够产生崇高的心理实质所在。正是因为这些丰功伟业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们就用神的形象来表达这些非同一般的人。因此，神也是人所创造的神，神只是对人的超常能力的表达。“神”与“圣”实际上是同一的，因此论述这些神的生命的高超也就是在论述人的生命的圣化。这也是本章没有对生命的神化、生命的圣化、生命的神圣化加以区分的理由。通过上述的论述，我们认为这三者在内在机理上是合一的。

我们谈论崇高时又往往将其与悲剧联系起来，认为悲剧中也能够产生崇高感。悲剧之所以能够产生崇高感，就是因为其中蕴含了英雄献祭的情结：剧中人物肉体上的毁灭带来了精神的新生。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受难颇有些基督受难的色彩，哈姆雷特死时由几个人庄严地抬下场去，就极类似于献祭式的英雄的牺牲。而悲剧本身就是由祭祀和牺牲的仪式转化而来的。哈姆雷特的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英雄受难或基督受难时的殉道。最值得注意的是哈姆雷特的著名台词：“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存在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它把人类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上升到了一种哲理的高度，同时也使其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对哈姆雷特来说，他时时刻刻都受着良心的折磨，活在世上要遭受如此的磨难，忍受如此的侮辱，生存是一个悲剧。但不复仇而就自行死去，也照样不能逃脱良心的谴责，有愧于父王的在天之灵，死亡也同样是一个悲剧。因此，为了拯救自己，解脱自己，就要复仇，就要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把自己奉献出去。哈姆雷特正是在良心折磨的两难选择中最后选择了献祭式的牺牲。这种两难的选择是情节推进的诱因，而内在的实质和最后导致的结果是道德上的献祭——哈姆雷特心中的道德律令起到了指挥其行动的作用，最后促使其走向了献祭，成了实现道德律令的牺牲。难怪康德将崇高与道德联系起来，这里的哈姆雷特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可见，英雄的生命圣化所形成的崇高从实质上来说，是源于人类对自身力量的一种期盼的心理，是一种在各自文化传统中人类奋斗历程所形成的心灵情调。如果借用康德的说法，它就是一种文化传统当中的力的崇高，是生命力量所展现出来的崇高。

生命的道德献祭在现时代的英雄中又有了新的内容。许多描写英雄人物的文学作品都未免会带上将英雄神化的痕迹。作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要把英雄理想化，或把他塑造成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的意志坚定者，或把他塑造成虚怀若谷、谦逊平和、公而忘私的道德完善者，有的甚至是始坏终好，一经转变就成为完美之人，或者把他塑造成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勇于牺牲自己的基督式人物。歌德的诗体悲剧《浮士德》就展示了这样一位英雄奋斗不息的生命悲剧。浮士德虽然没有古代神话英雄般的丰功伟绩，但他对知识、爱情、政治、事业有着不懈的追求。这一个体所展现出来的英雄特性，已经与初民部落当中的那些英雄有很大的区别。那时的英雄是整个部落的理想和力量源泉的寄托对象，而歌德时代正是个体英雄主义盛行的时代，资产阶级也处在上升时期。因此，这种个体的冒险、奋斗的确能够充分地展示当时人们的心理，是当时时代发展的产物。按照当时的标准，浮士德的精神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也是当时的人所向往的——虽然最后失败了。一些描写革命党人的作品也展现了当时英雄人物的独特特性，如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人物拉赫美托夫，高尔基笔下的革命母亲形象等等，都是含辛茹苦的自我奉献式人物。又如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托尔斯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等，都是道德自我完善式人物，而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都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当然，由于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所代表的阶层或阶级、集团的立场与利益不同，所具有的思想也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而有些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的塑造也是为了当时政治斗争或武装斗争的需要，有的是为了鼓舞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反抗压迫者，以实现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理想的。这些革命英雄的形象的确鼓舞了革命者的革命热情，成为革命阶级的榜样，在革命的历史上起到了巨大作用，他们的出现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要说他们的创造者——作者没有将他们理想化，并带上一些神格化也是不确切的。指出这一点，旨在说明，尽管作者没有宗教思想作主导，也尽管现当代的作者离开神话时代、英雄时代已经很遥远，但从人类思想、人类共同心理的继承性上看，神话时代、英雄时代那种对英雄的宗教式崇拜倾向与感情，或多或少还残留在作者潜意识的记忆之中。这种倾向与感情如果控制不当，处理不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时代气氛中，则可能发展成为把英雄完全等同于神的地步。

我们只要看看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作品就可知道，英雄人物“高、大、全”的要求几乎就是一种道德至善至美的宗教式理想人格。于是，在作品中或舞台上，英雄人物都没有凡人的七情六欲，而只知道斗争、斗争、再斗争，而舞台上的要求也必须是众星托月式地突出英雄人物。那个时候，英雄亦即神，其结果则是英雄人物缺乏性格的丰富性和形象的生动性，创作方法也走向单一化。后来的评论者对“文革”时期这种文学的评价往往是：作者有意想创造神样的英雄，但这样的英雄却为读者与观众所厌恶，并认为这是英雄被神格化以后在现代社会里所造成的恶果。站在现在的立场上来说，这种评价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根据当时人们的需要，这种评价却似乎只是隔靴搔痒了。实际上，英雄的神格化就是来源于远古时代的英雄。为了实现这种献祭的情结，他们不屑用消解作品自身形象性的方式来突出英雄的伟大。因此从当时的运动来看，这一时期的创作不能这样被贬低。我们应当看到作品所形成的精神效应，它对于这一时代的人的精神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这里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给英雄所体现的精神以充分的形象表达，英雄精神赤裸裸地上场了。即使这样，作品中的人物以及当时的观众心理所形成的崇高感也是不容否认的。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英雄的肉身已经为英雄自己的行为而被自我献祭了，丧失了作为个体的生命；可是作为永恒的人——更完美的、非特定的、普遍性的人——又获重生。在古代，他们是部族历史的谱写者和部族历史的里程碑；在现代，由生命的献祭衍化成了个体因自身事业上的成功而达成的个体化了的生命体验。但是，这种个体化生命的非凡表现是以集体性的目的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个体生命的圣化，个体自身事业的成功是以集体的、族群的以及人类的合理化发展为其前提的。我们不能为了获取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获得个人的成功而舍弃甚至背叛了上述这样一个大的前提。

可以想见，当代电影导演张艺谋推出其影片《英雄》是有着深刻寓意的。《英雄》的故事情节可简要概括为“众侠客刺秦王未果”，英雄的人格与价值取向就在故事的讲述中渐次展现。颇具深意的是影片对这一故事所进行的三种叙述。第一种是无名对秦王的编造：无名利用长空、飞雪、残剑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用快剑杀了长空，并编造长空遗言挑拨中伤残剑与飞雪的感情，飞雪妒火中烧刺死残剑，最后无名在秦军大营中借机击败方寸大乱的飞雪，取得接近秦王嬴政十步的机会。第二种是秦王嬴政的猜测：长空知道只有无名才能杀死秦王，主动献出自己的生命让无名获得接近秦王二十步的机会；飞雪为了让无名再得到接近秦王十步的机会，也主动让无名杀了自己。残剑为了不离开飞雪，自动消失在无名的剑下。第三种是影片真实的叙述：无名十年苦练剑术，练就了剑走偏锋，剑穿身而过不死的绝技，先后在长空、飞雪身上表演了此种绝技，骗取秦王的信任，取得了接近秦王十步的机会，却遭到残剑的劝阻，残剑要他为天下放弃刺秦。无名十步一杀的机会成熟之时，秦王也在生死一刻顿悟“剑”的“无剑”境界，无名对秦王出剑击而未杀，最后死在秦军的乱箭之中。无名刺秦未果的消息传出，飞雪对残剑爱恨交加，挥剑直刺残剑，残剑为了取得飞雪的信任，甘心情愿死在飞雪的剑下，飞雪也因此为了残剑而殉情。幸存的长空为了纪念三剑客，从此封剑。秦王因此成就了统一的霸业。这三种叙述方式也正体现了人们旧有的三种思考英雄的方式。但是，无论哪一种，英雄的“献祭情结”都是相同的：胸纳天下，以大局为重，为了大局牺牲小我。这种天下的情怀与当代个人主义的不正确英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张艺谋的《英雄》实际上是在警示人们：在这样一个物化时代里富有集体感的英雄缺失了，并找寻到英雄缺失的原因就是英雄原先的天下情怀被利己主义所替代。因此，不仅是《英雄》本身展示的英雄本色具有一种崇高的特质，而且张艺谋制作《英雄》这一事象本身也是及时的，启人心智的，是在呼唤着英雄的献祭情结，因而也是崇高的。实际上，英雄的“献祭情结”的回归也就是一种集体性原则的复归。这样，“英雄”对于我们当代人的意义就显得非常重大了。英雄的生命献祭情结实际上是一种人类的单个个体对作为类的人的一种终极关怀。正是这种献祭情结也将英雄个体生命的意义上升到了整个人类的高度，因此英雄的生命也通过其带给人类的这种终极性的意义而得到了圣化。同时，这一事象本身也具有了崇高的特性。人们在对这些圣化了的生命的敬仰中找到了自己的差距，英雄本身也成了我们行为以及道德的风向标。因而，我们能够从对《英雄》所蕴含的意义的体悟中获得崇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