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骑士精神与崇高的分析介绍

每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时代精神，也就会有其特定的崇高事象。人们能从中解读出不同的内涵，也会形成不同的关于崇高情感的体验方式。这些崇高事象在表现形态上有着一定的差别。日本的武士和欧洲的骑士在外在形象和内在特质上似乎有相似的特性。如两者都是在封建制度之下发展起来的，都崇仰敢于冒险的精神，都奉行通过个人努力建立功业的理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士、骑士的精神又会在各自民族中激起不同的情感反应。即便我们把这类情感反应同样称之为崇高感，也无法改变他们在产生的方式、内容、精神特质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别。

据传说，日本的出现起源于剑。古代诸神将浅红剑刃伸进海里，当他们抽出剑来时，四点奇特的水滴落于海中，那些水滴就形成了日本的岛屿。因此佩剑的武士与这个古老的传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1868年以前的九百多年中，日本的武士一直扮演着国家和人民保护者的身份，“侍、严、仁”成了他们行事的信条。应当说，在当时，这一角色、身份是荣耀的、崇高的，武士可以靠个人的力量挥刀建立功勋。在那样的年代，武士的精神几乎就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象征，武士的行为准则——武士道也成了人们效法的道德典范，武士的生命力量集中体现了整个国民的力量。因此，在过去日本曾留有“花是樱花，人是武士”的俗语。随着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和倒幕势力取得了胜利，武士的制度开始走向衰落。而新生的明治政府的重大改革开始很难改变旧有的观念，国内曾出现了西乡隆盛士族军队举行的叛乱。我们拟通过对电影《最后的武士》的分析，来专门探讨一下在日本民族精神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武士道精神在历史维度上的价值变迁，从而探讨崇高不仅具有民族文化独具的内涵，还与具体的时间维度密切相关。

电影《最后的武士》是以武士制度的衰落为历史背景而拍摄的，展示了武士时代的结束，以及武士精神再度融入日本新的时代中去的过程。在日本国内大肆引进西方文明，进行全面西化的时候，以天皇的老师胜本为首的一批武士进入山林隐居，同时还不时发起一些“骚乱”。从扰乱生活，阻止现代化的意义上说，武士的这种行为已经变得不崇高了，已经走向了崇高的（荣耀的）反面，走向了守旧，变成了“恶的象征”。但是，日本民族却最终理解并包容了武士们的守旧和“恶”，甚至还激起了整个民族对武士道精神的尊重，并将之作为走向现代化最重要的精神资源、精神动力和民族认同的精神象征。为什么？这一转换又是如何实现的？

武士起源中侍的角色使武士们十分讲求“义”。新渡户稻造论述武士道时对武士所讲求的“义”字做了一个形象的描述，他引用了托马斯·莫布雷的诗句：

可畏的君主呵，我献身您的脚下，

我的生命唯君命是从，我的耻辱则不然，

抛弃生命是我的义务，即便死去，

不得把在墓前永生的我的芳名，

提供给阴暗的不名誉去用。

他认为这能够体现武士的精神。^［1］

可以看出，武士所讲求的“义”不是一种简单的服从。武士与那些为了主君反复无常的意志，或者妄念邪想而牺牲自己良心的人不同。当臣子同主君意见有分歧时，武士所采取的忠义之道，就应该像臣事李尔王的肯特那样，用尽各种手段来匡正主君的错误。当未被接受时，就让主君随意处置自己。这时，武士通常采取的办法，就是溅自己的血来表明谏言的忠诚，并作为启发主君的明智和良心的最后申诉。在电影《最后的武士》中以胜本为首的武士，不过是一个表征，他们的举动隐喻着一个国家即使引进了现代西方文明，也决不能丢掉自己民族的精神与神髓。还是新渡户稻造说得好：“武士本质上是行动的人。”^［2］武士是以自己独特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义。在电影中，以胜本为首的武士们用自己逆潮流而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最后，以胜本的死唤醒了天皇的勇气，使天皇摒弃了以前软弱的性格，摆脱了那些一味地崇洋媚外的改革者的控制，重新找回了他们大和民族旧有的武士精神。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武士们这种保持民族独立性、民族本色的行为是崇高的。天皇在影片的结尾曾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们已经引进了先进的铁路、大炮和新式的西洋服装，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不能忘本。”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虽然武士作为一个阶层消失了，但武士精神却再度融入了日本国民的生活之中，融入了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建构之中。作为武士的体制已经结束了，可是武士精神却转化为一个民族的象征。因此，这里武士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一种“道”，在明治天皇的努力倡导下实行了新的有所从、有所不从的新机制，在新的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在以前，武士道是他们守护国家、建立功勋的动力；而现在，武士道则使他们成为面对现代化大潮时传统文化的呵护者，成了在全球化语境下日本文化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成为民族身份识别的重要标志。胜本对生命的舍弃不单单是个体意义上的牺牲生命，而应看作是武士实践人格的体现，由此，胜本的行为具有了集体性的意义，折射出武士精神的整体面貌。在这一意义上，胜本的个体生命被圣化而具有了崇高的特性，同时也体现了作为武士身份表征的武士精神的崇高特性。

在《绅士道与武士道》中，英国的学者丽月塔曾将骑士制度称为西方的武士道，因为它们确实有许多共同点，如信仰诚笃，光明正大，责任心强，遵守秩序和纪律等。美国学者米尔恰·伊利亚德在《宗教思想史》则认为骑士制度与古日耳曼武士的成年仪式存在着一种类似的影响与共生的关系。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具体、简要地介绍了古日耳曼武士的成年仪式：当着所有全副武装的武士的面，由首领和父亲将盾牌与投枪交给年轻人。从少年时代起，他就与酋帅的侍从一起军训，但是，只有在举行这个仪式之后，这个年轻人才被认为是一名武士和部落的正式成员。塔西佗还写道，在战场上，酋帅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侍从们的勇敢不如酋帅，也是他们的耻辱。假如自己的酋帅战死，而自己却从战场上生还，这就是毕生的羞辱了。保卫酋帅是所有侍从的神圣职责^［3］。日耳曼部落皈依基督教之后，这种风俗依然保留着，成为封建主义以及骑士制度的基础。公元791年，查理曼大帝的长子路易13岁不到，就从他父亲手中接过了武士长剑。47年后，路易也交给他15岁的儿子一件适合男子汉的兵器——长剑。这就是中世纪骑士制度所特有的授予兵器仪式以及成年仪式的起源。到后来，骑士又有了公开授剑的仪式。领主按照仪式将兵器——长剑、标枪、马刺、锁甲与盾牌授予他的扈从，后者站在他的主人面前，双手合拢，有时还要低头下跪，最后，领主用力在他的颈部击一拳。而武士能够得到长剑，能够受封，都是因为他们有了足够的智慧和力量来担当此任。因此，骑士从这种远古的仪式中发展起来，继承了仪式中的责任心、勇敢、自我牺牲的精神，之后才形成了骑士制度。骑士制度在11世纪和12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这样的仪式以及它的远古来源决定了骑士在精神上也确实能够给人以崇高感。

但是在其历史命运上，与武士道相比，西方的骑士制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虽然武士道曾经一度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不被重视，甚至遭到了废弃，但是日本民族在改革途中又找回了武士的精神——武士道，重新确立起源于民族精神中的自信心。这与后来武士的精神演变为武士道，成了民族共同的规范有关。这样，他们在日常生活的教育中也贯彻了这种精神的培养。唯有名誉，而不是财富或知识，才是青年追求的目标。许多少年在跨出他父亲房子的门槛时，内心就发誓：除非在世上成了名，否则就决不再跨进这个门槛。而许多功名心切的母亲，除非她们的儿子衣锦还乡，否则就拒绝再去见他。为了免于受辱或为了成名，少年武士不辞千辛万苦，甘受肉体或精神的痛苦等最严酷的考验。他们知道，少年时所获得的名誉将随着年龄而俱增。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围攻大阪的冬率战役中，德川家康的小儿子纪伊赖宣尽管热心恳求要加入先锋队，却被安置在后卫，在城池陷落时他非常失望地痛哭起来。一位老臣想尽方法试图安慰他说，这次您没有攻城陷阵请不必着急，在您一生之中，这样的事还会有许多次。纪伊赖宣怒目注视着这位老臣说，我十三岁的年华已经不会再有了。如果不能得到名誉和声望，就连生命本身也被认为没有价值。因此，只要认为比生命更珍贵，就会极其平静而迅速地舍弃生命。这些青年人为了名誉而与时间赛跑，大有孔子“逝者如斯”的人生紧迫感！因此新渡户稻造不无抒情地写道：“过去的日本乃是武士之所赐。他们不仅是国民之花，而且还是其根。所有上天美好的惠赐，都是经过他们而流传下来的。他们摆出一副社会地位超出于民众之上的姿态，但却为人们树立了道义的标准。”^［4］由此，武士精神成了大和民族心中的“道德律令”，也变得崇高了；同时，武士精神也因融入了整个社会生活之中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而骑士在欧洲却是一种真正贵族化的制度。骑士制度在欧洲最盛行的时期，骑士也只不过占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且其精神与价值观念也没有像日本武士道一样融入全民的行动准则之中。由此，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骑士制度的衰落也是必然之事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骑士制度衰落的戏剧化表达。此时，骑士制度已经成了人们的笑柄，堂吉诃德也就成了滑稽人物。因而，堂吉诃德实际上是在一个错误的时代扮演了一个错误的角色，他的形象也就宣布了骑士时代的终结。简单地说，其原因就是需要骑士和产生骑士的时代已经消逝了，骑士制度已经失去了生活的根基；同时，由于骑士精神没能融入现代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从而，骑士仪式的神圣性也就必然随着时代的转换而消失了。

武士和骑士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所蕴含的意义是不同的。在有的时段能够产生崇高，而在有些情境中却走向了反面。因此，崇高是与文化传统、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也就是说，事象能否具有崇高的特性是根据具体的文化情境而定的，只有文化才赋予事象以崇高的特性。由此，崇高感的形成也要根据相关事象所在的文化情境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