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方式互补

第一节　生计方式互补

以宽容真诚之心对待他人是中国俄罗斯族给予当代社会的精神财富，他们所营造的多民族和谐家庭与社区已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典范。可以说，如此和谐的族际交往理念不仅植根于中国俄罗斯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共生互补”，而且更加体现在他们对祖国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之中。

“共生互补”主要是指中国俄罗斯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在生计层面的互补，这种互补性在中俄两国边民的早期接触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以新疆布尔津县为例，《新疆图志》载：光绪八年（1882年）中俄分界后，俄国人的轮船溯额尔齐斯河而上直达阿勒泰。《中国交通丛书》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从斋桑湖顺额尔齐斯河到阿拉克别克河口中国边境的定期轮船开通，俄国日用品、石油、布匹不断与布尔津的活畜、畜产品交换，有零散的俄国商人、游民入居布尔津。1913年7月，300余户俄罗斯族农民进入布尔津，占取土地、牧场和水渠，经营农牧业。除布尔津外，俄罗斯人进入新疆后还主要居住在伊犁、塔城两地，主要以经商、耕种和经营小手工业为生，他们经营的对象正是当地的各民族民众。

同样是生计之需，清末至民国，我国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因天灾无法生活，遂“闯关东”以求生存，其中部分人流落到西伯利亚，并与流落或定居至此的俄罗斯人多有接触。据载，到十月革命前，在西伯利亚生活居住的中国劳工已达30万人，多为体力劳动者，其中有部分人略通文字。因长年居住在此，部分中国劳工与当地俄罗斯姑娘结婚、生儿育女，主要从事木匠、铁匠、机匠、成衣匠、靴匠、瓦匠等工作。1931年后，日本间谍频繁在远东开展活动，苏联对此颇为忌惮。由于华侨与日伪间谍长相并无差异，所以华侨及其眷属在苏联强制驱逐间谍的过程中被遣返，经新疆伊犁霍尔果斯边卡和塔城巴克图边卡遣返回国。一方面，这部分人掌握的农业、手工业和部分现代工业技术恰好弥补了这些地区传统牧业生产的不足；另一方面，他们的俄裔家属和儿女也成为当地民众之一员，是为中国俄罗斯族。

此外，在内蒙古也是如此。1907年呼伦贝尔副都统宋小濂报称“数年之间，俄人越界搭盖窝棚三百余处，蒙包五架，男女一千五百余口，开垦荒甸十二段，地约一万余”，5月又报“俄民越界私垦，占地三百余亩，计数百家”。宋小濂在《赐福瘘启事》中载：1907年“额尔古纳河南岸数百里，土地膏腴，有地无人，俄遂因以为利。该处与俄境仅一水之隔，俄民之越垦者，朝而来，暮而归；春耕时而来，获毕而返……该处已有俄人垦成熟地二十万亩”。这些人在三河流域从事季节性或长年性农牧业生产，已形成村屯。1860年，鄂伦春人在元宝山各地得黄金数块，俄罗斯人闻讯，蜂拥而至，私自探采。到1884年，采金者竟达1.5万人。1907年，呼伦贝尔护理副都统苏那木策林编的《呼伦贝尔调查》一书中提到，“阿普法图卡伦迤南接煤矿数处……庚子一千俄人私行开挖，今已共十井洞。其库克多博（今额尔古纳市黑山头）一代俄人深挖矿坑二百余处”。俄国势力延伸至我国东北后，商贩蜂拥而至，先是在额尔古纳河北岸设置贸易点，后为方便，竟在南岸中国境内设贸易点，尤以皮毛交易为兴盛。

通过上述文献资料，我们看到俄罗斯族不管是在东北、内蒙古的额尔古纳河畔，还是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地区，其选择的生计方式均有别于当地牧民以牧为主的生计结构，恰好弥补了牧业生产中粮食短缺和现代工业落后的劣势，与牧民的生计结构有较强的互补性。而其所掌握的矿产开发和机械生产等现代知识更是当地所缺乏的，即便是华俄劳工掌握的木匠、鞋匠、成衣匠、靴匠、瓦匠等工艺也是牧区所欠缺的。

时至今日，经过近百年的磨合，俄罗斯族人已经在各行各业站稳脚跟，与周围其他民族的生计方式并无太大差异——务农者有之、以牧为生者有之、以商为生者有之、政府官员亦有之。但当年这种生计方式的互补性不仅有助于这部分俄罗斯族人能够在这些地区很好地生存下来，而且更加强化了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以经济交往为纽带的族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