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天国倡导“白话语文”教育，采用简体字和标点符号等进步做法
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要求自由发展，在政治上要求能参与和过问。他们这种经济上、政治上的需求，也必然地反映到文化教育上来。他们为了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有更多的人能给予支持，意识到必须采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文体进行广泛宣传。这种通俗易懂的文体就是白话文。
白话文是我国汉语书面语的一种，是和文言文相对的一种文体。中国古典文学中，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以及其他通俗文学作品大都用白话写作。其特点是基本上以北方话为基础，与一定时代的口语相接近，容易为当时及以后的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运用。到了清末时期，这一特点更为太平天国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充分重视，他们采取一定措施，形成了较有规模的白话文运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语文教育。
太平天国提倡通俗的白话语文，在语文教育中也有明显的反映。1851年，曾钊扬等编成《幼学诗》，作为训蒙用的五言韵语教科书，次年由天王洪秀全旨准颁行。1852年，洪秀全和卢贤拔编撰《三字经》，该书既是太平天国重要的官书之一，也是一种儿童教育读本。1854年，洪秀全又下旨颁行《御制千字诏》一书，作为对儿童进行识字教育和太平天国革命教育的课本。太平天国早期，把孔子看作“邪神”，把儒家经书作为“妖书”予以焚烧，并严禁人民阅读。后期，经过洪秀全亲自删改的《四书》《五经》也作为一种重要读物。这些措施，在语言形式的改革来看，也是对旧文言的有力冲击。
在太平天国的公文经籍里大量采用人民乐于使用的简体文字。如“帮”“虫”“胆”“窃”“条”“铁”“响”“粮”“庄”等百余字。太平天国的文书还破天荒地加上了逗号、句号、人名号、地名号等四种标点符号，这都是便于阅读和教育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农民革命的太平天国，前后仅18年时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站在人民立场，明确地提倡明白易晓的文体主张和有关语文方针，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它的主张和方针，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影响所及，使得他们的敌视者、桐城派的反动头子曾国藩也不得不用白话文来写他的反革命告示。这在我国近代文化启蒙运动史上确实居于先导地位。
然而，太平天国的语文方针毕竟受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使用的白话文字还带有较多的广西方言，这样也就削弱了它对以后国文教育的影响。相对地说，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的白话文运动，由于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这就便于在全国范围内对以后的国语教育较为直接地产生影响和作用［2］。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倡新文体写作
被誉为“诗界革命”首领人物的黄遵宪，早在1887年便正式提出了语言与文字合一的问题。他说：“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他所提倡的“我手写我口”的创作理论，对戊戌变法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影响很大。他还联系日本如何解决民众识字问题，要求创造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使用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新文体。戊戌变法的中坚人物梁启超也是“诗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在诗歌的表现形式上，作过一番努力。他的大部分诗歌，都能毫无顾忌地冲破旧形式旧格调的束缚，语言比较通俗浅显、流畅自然。梁启超和其他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人物，对桐城派古文、八股文和骈体文等僵化了的旧体散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时杂以俚语韵语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清代学术概论》），确是吸收了一些近于口语的生动语言，把深奥难懂的文言改得通俗易懂。他所写的政论文《少年中国说》，最能代表新文体的体制和文风，半个多世纪来，常被许多语文课本所采用。梁启超提倡新文体、注意通俗化是相当自觉的。他曾对人说：“俗语文体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各国皆尔。吾中国应有然。”［3］
三、切音文字和汉语拼音推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
在19世纪90年代，与白话文相应的国语运动也已经开始，它包括有“切音”“简字”“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新文学”等运动。中国一位最早提倡这种运动的卢戆章在《切音新字序》中，谈到“国语统一”问题，说：“又以一腔为主脑：十九省之中，除广、福、台而外，其余十六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正音，即十九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语皆扫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
1891年，宋恕提出了汉语拼音的主张，认为中国如果学习日本，实行普及教育，就需要制造切音文字，以便幼童学习。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万照，在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后又乔装回国努力于拼音文字的工作。他仿日本假名，取汉字偏旁与部分笔划，创造了“官音字母”六十个。这套字母曾流行于我国北方诸省。他主张以北京话的标准来统一读音，并指定官话字母“专拼白话”。当时，研究汉语拼音文字的人还有不少。仅1892—1900年间，就出现了九种汉语拼音方案。晚清国语运动的骨干分子在民国成立以后，对统一全国的语言文字更努力作出贡献。1913年组织了“读音统一会”，力图统一国语，制定了三十九个注音字母。1916年又在北京组织一个“国语研究会”作为促进国语运动的总机构，并且与当时《新青年》杂志所鼓吹的新文化运动密切配合，在社会上掀起了一个很大的语言文学改革运动［4］。
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相衔接，对国语教育有很大的促进和推动。虽然晚清的白话文还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有着浓厚的改良主义性质。他们提倡白话文时并不否定文言文，并不以白话文来代替整个的文言文。就是那些提倡白话文的先驱者，虽然大力提倡白话，但那是写给老百姓看的。他们认为老百姓太笨，没有知识，为了强国，就要“开民智”；为了使老百姓看得懂，他们才用白话写。就是这种白话文，与民间口语也相距很远。不过，有了这个开端，再经过“五四”运动的推波助澜，1920年终于由当局命令从小学低年级开始把过去的国文改为语体文，教科书也更多地从文言改为白话。
四、引进国外的教育科学，促进了国文教授法的专门研究
我国新语文教育固然发端于壬寅学制国文独立设科以后，但传统的语文教育经验的概括与论述早已见诸先秦以来的许多论著中。晚清有不少语言学家、教育家对传统的教育经验颇为重视。在国文独立设科以前，就有不少人对蒙养的教授方法进行了研究实践和理论总结。
但是，我国传统的教育大多是家塾、书院式进行，对于大量培养人才是很不利的。这种近乎个别教授的方法不能适应近代教育的需要。“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其中，也包含着追求“教育救国”的部分真理。当然，所谓“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也包括通过东渡日本去寻找西方国家的科学理论。
赫尔巴特对教授的材料及其组织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他认为，“良史之所不笔，诗人所不咏，不足为教育资料”，而株守学校惯例，授之死法，则“阻活泼之气象，制心性之自由，则是不可恶也”。
他的教授法原理主要为四阶段之说：
（1）明瞭。“使生徒知觉实在之事物之谓也，是为专心之段阶”；
（2）联结。“此自一专心而之他专心之谓也”，“在此段阶，专心中兼有反省是自觉即知识同化之第一段也”；
（3）系统。“使所已学之各部分与其他未学之部分交互关系而得适当之地位”，“在此段阶，始联结知识之要素，进入生徒所能及之最高科学组织”；
（4）方法。“生徒从教师所指导，自解释课业，且讲求之，而井然有序之谓也。”
赫尔巴特的段阶说对新教师或经验不足的教师，能帮助他们按部就班地备课、编写教案和进行教学。这个理论概括，后来又经他的学生来因（Wilhelm Rein）发展，成了五段说，即：预备、提示、联系、比较和总结及应用。这个“五段教程”说在我国清末至“五四”以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中小学校的实际教学产生了全面的深刻影响。它既然是广泛指导一般学科的教程结构，当时的语文教学当然也受到了它的影响。直至“五四”以后有些语文教学法论著中所概括的教学过程也往往有着五段教程的印记［5］。
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固然有着机械主义和反辩证法的倾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引进他的教学论，还是有贡献的。他的理论还阐明了心理学对教育学的意义；第一个更明确地规定了教育性教学这一概念；提出兴趣概念，以及教学必须做到培植多方面兴趣的要求。他强调教学中系统化的和直观观念形成的价值和必要性；他在重视古典教养的同时，也重视自然科学的教养意义。这些，都对当时国文教授法和以后过问教学法的建设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由于引进了国外的教育科学，包括教育学、心理学及教授法理论，清末蒙学教授法和国文教授法的专门研究有了不少新的内容和新的气象。
本章注释：
［1］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语文教育发展史［J］．语文战线，1984．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C］．中华书局影印版，1989．
［4］刘沛生．近代国语运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7．
［5］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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