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禹语文学科性质的辩证思想及语文教育理论体系的开拓

朱绍禹（1922—2008）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语文教育家，中国语文教育理论的主要奠基人。1922年，他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1949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从1950年起，一直在东北师范大学从事语文教育的教学和研究，长达60年之久。他被评为教授，首届语文教学论硕士生导师，又兼任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研究会会长、语文学习科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等职。1988年，主持三期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语文教学法教师参加的培训班。他培养的硕士生和研讨班学员中有许多成为语文教育学的专家、学者。他们著书立说，朱绍禹先生还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言。

朱绍禹先生治学严谨，功底深厚，学识渊博，集中外母语课程与教学之精华，出版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主要的专著和主编的著作有《中学语文教育概说》《中学语文教学法》《语文教育学》《语文教育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育序文集》《朱绍禹文存》《语文教育科研导论》《国外语文教学资料》《九国语文教育资料》等。他著作中的教育思想很丰富，构建了语文教育的理论体系，系统地论述了语文教材建设，开拓了中外母语比较研究的领域，倡导语文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实验，其教育思想具有辩证性、发展性和时代性。

一、语文学科性质的辩证思维

语文学科的性质在语文教育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学科性质对学科的教学目标、内容、过程、方法等都有重大的影响。语文学科性质不明确，在教学实施中就容易走偏，有时纠正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关于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鸣历时多年，众说纷纭，各持己见，归纳起来有基础性、工具性、思想性、人文性、实践性、技能性、文学性、知识性、思维性、艺术性、科学性、综合性等。张传宗认为：“语文学科的性质虽然比较复杂，但它的基本性质是工具性。”“思维性、文学性和知识性都要以工具性为基础。”［1］还有工具性与思想性或人文性统一的“二性说”，以及工具性、思想性、实践性、综合性的“多性说”。另外，还有语文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有的把语文课变成纯工具课，有的则把语文变成政治课、纯文学课。

朱绍禹认为：“中学语文课是由多重性质构成的综合体。但是，当我们谈论它的性质时，往往过于强调它的某一个方面，从而导致认识的偏颇。”［2］他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思想性、知识性和技能性、语言与思维、语言和文学、艺术性和科学性、螺旋性和直线、综合性等性质。这种看法，既全面又有重点，抓住了语文性质中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论述，排斥片面性，走极端。他说：“我们理解的语文科，是语言的应用性和语言的伦理性的统一体。既不可简单片面地把它归为工具学科，也不可简单片面地视为社会学科。它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两个方面，并不是二者择一的关系。”

（1）语文科是工具学科，也是具有思想性的学科。首先，他把“语文科是工具学科摆在第一位，并指出：“语文是工具，是理解的工具，是表达的工具，人们凭借它思考，运用它交际，依靠它传播文化，利用它创造文学。这是使它成为工具性学科的第一位的决定因素。”他把语文科与政史理科进行比较，认识语文科的特点。“政史理科等也有内容和形成，但教学生理解和运用其内容是唯一的目的。而语文科，着眼点却不在内容而在形式，即工具性的一面。”工具性与思想性是统一的，但两者不是完全并列的，工具性体现语文科的特点。他又认为：“语文科还具有思想性。它和数理化等学科不同，它反映思想感情色彩，它包含伦理道德内容。”“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的。自不待言，语文科的思想性，并不单独存在，也不是要达成的主要目标，明确这一点，也同样重要。”这里，朱绍禹先生提醒我们不要脱离语言来进行思想教育，因为思想“并不单独存在”，不能离开语言形式存在，同时，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道德课，因为这也不是要达成的“主要目标”，应该分清主次。他提倡将语文形式的学习与语文内容的学习结合起来。

（2）语文科的知识性与技能性的关系，语言与文学的关系也是辩证的、统一的，既相互依属，又相互区别。但在实际教学中可能顾此失彼，导致二者分离，如将语文课上成纯知识课，进行机械的练习，或将语文课上成纯文学课，忽视语言训练。在知识性与技能性的关系上，他认为语文知识是语文能力的前提，语文技能训练就是训练运用语文知识的能力，没有语文知识，语文能力的训练就无内容。但语文知识又是出于语文技能训练的需要而选择，以“有必要”“有用”为标准，不是把中学生培养成语言学家，广博知识的学者。语文技能的训练处于重要的地位。“我们应当做的主要是训练学生语言技能，而不是只教关于语言的知识；是培养能够使用语言的人，而不是谈论语言的人。”语文技能提高了又可提高获取语言知识的能力和速度。

在语言与文学的关系上，他认为文学是语文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国家在中学教育阶段分别设了语言科与文学科。文学教学可以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培养高尚的思想情感，丰富语言词汇，使语言教学富有成效，但他反对把语文课上成纯文学课，“文学教学从来都以语言教学为基础，并把完成语言教学目标放在重要地位。”辩证的看法是把握二者的平衡与结合。

（3）朱绍禹对语文科性质的新的认识表现在语言和思维、艺术性和科学性、螺旋性和直线性上面，拓宽了语文科性质的视野，从外部语言深入到内部思维，从课程深入到教学，从语文学科深入到语文教材的编写规律。

①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过去重视不够。他说：“过去有文道关系之争、读写地位之争、讲练比重之争、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之争，唯独很少涉及语言和思维的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的讨论，这足见我们对这一关系语文科根本性质问题的认识不足。”

朱绍禹先生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提到语文科的“根本性质”的高度来认识，对语言工具性的认识从表层的符号工具，深入到思维工具中去。他认为，在语文科中，语言和思维往往二位一体，密不可分。语言把人的思维外化，从而成为人类交往的最重要的工具，语言也是思维的重要工具，促进思想的传达和交流，语言能力的发展可促进思维活动。

②关于语文科的艺术性与科学性是从教学实践的层面来说的，过去一般不列入语文科的性质，而作为教学改革领域的研究。朱绍禹先生将它提高到语文科性质的层面。

他认为教学是个人技巧性很强的活动，受语文教师个人因素，如个人的知识、经验、个性等的影响很大，具有艺术性，很难用定量、定序来分析。但“语文科既是艺术又是科学”。“语文科的科学化，乃是指学科目标的标准化和现代化，学科内容的规范化和体系化，教学程序的秩序化和模式化，教学方法的最优化和普遍化，以及教学手段的效果化和技术化。”语文科既有教师个体化的东西，又有普遍的共同的科学化的东西。语文科非自然科学，变量很多，正在探索科学之路。他指出，为使语文教学走向科学之路，在今天应特别借助系统科学和协同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同时注意现代手段的应用。

③螺旋性和直线性的性质是从语文教材内容安排序列特点来说的。“这是语文科和数理科、社会科学学科在性质上的又一显著的不同点。”语文学科内容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以螺旋式安排为主，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都有相似的重复，但局部也有直线性的安排，同一性质的范围也有深浅、多少的不同。数理科的内容大体上都是直线性的、系统的，前后联系比较明显，如平面几何在前，立体几何在后，平面几何没学好，就难学立体几何。

二、语文教材理论体系的开拓

朱绍禹先生对语文教材建设十分关注，早在1957年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从语言教学任务看高中文学课本的编选》的文章，对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初，在《语文教育概说》中提出了语文教材的五项编写原则：统筹原则、适应原则、发展原则、科学原则和效率原则。这五项原则对语文教材的编写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80年代中期，他被国家聘为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委员，参加了多次语文教材的审定工作，了解并交流了语文教材编辑的理论和操作程序、经验，这对朱绍禹先生构建语文教材体系起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朱绍禹又亲自实践，主编了一套初中语文实验教材《现代语文》（第一册）及《语文教学参考书》《古代语文》及《古代语文助读》，体现了语文教材建设的改革创新的理念，进行了新的实践探索，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以后，朱绍禹先生对语文教材建设不断探索，在《中学语文教学法》专著和一些论文中形成了语文教材性质观、价值观、标准观、文化观、体例观等系统理念体系，其思想十分丰富，对语文教材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对语文教材价值认识的拓展

朱绍禹认为：“语文教材是由传授语文知识、训练语文能力构成的载体，是教学内容的媒体。”“教材属于教学工具性质。”这里的教材是指教科书，作为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学的重要凭借，但它的价值不只这些。语文教材的价值不宜限于教师学生使用方面，而是有多方面的价值。朱绍禹在《中学语文教学法》和《初中语文教材书指要》中都论述了这个问题。

（1）从教师方面看，语文教材是教师教学最有价值的工具、基本依据和凭借。语文科的教学内容很广，而教学要有序，应该有一个以文字表述的内容材料。这个内容教材是依据学科的性质、目的任务和学生的身心发展阶段性的规律和认识规律编写的。因此，这个凭借是“最有价值的”。“它能使教师的教学能力得到提高，使教学质量得以改变。”

（2）从学生的角度看，教材是学生获得语文知识、提高语文能力的钥匙，是“最重要的必读读物，是吸取知识的主要源泉，也是思考和语言训练的主要范本”。学生通过范本的学习举一反三，从语文课外读物和社会大课堂中进一步提高语文素养。

（3）从编者方面看，这是朱绍禹先生对语文教材价值观拓展的一个方面。语文教材的编写由国家教委组织语文教育专家、学者、有实践经验的语文教师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集中了广大语文工作者的智慧和经验，是语文教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首先，“它能反映自己的一段教育观念和学识水平，表明自己的审美观和设计技巧”。教育观念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发展性，都能从教材中反映出来。不同历史时代的教育观念必然体现在教材的编写中，这是研究教材发展史、教育思想史的重要依据。

其次，教材也反映了编者“学识水平”和能力。编者在编写中锻炼了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又通过使用教材，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教材，又提高了编者的常识和能力。

再次，“同时还能够推动某种语文教师教育思想和学术流派的发展”。许多语文教师可依据语文教材的理念与内容进行教学和改革实验，形成不同的教学模式和风格。

（4）从政府方面看语文教材的价值，也是价值观的拓展。他说，语文教材是国家控制的一种精神产物，是反映政治经济和文化技术水平的一面镜子。中国的课程制定采取中央集权制的体制，教材由中央组织力量编写，体现国家意志。因此，它能适应国家的政治思想需要，促进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二）语文教材文化建设的拓展

语文教材建设的思想过去很少有人全面、深刻论述。朱绍禹在1995年第6期《课程教材教法》杂志上发表了《语文教材文化的建设和理论》一文，全面阐述了语文教材的文化特质、内容、历史、理论研究的项目、范围，提倡开拓语文教材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他说：“教材是一种文化，语文教材则是教材文化中内容最丰富多彩的部分，它已经构成了一个知识和经验的宝库。因为这是一个需要极度重视的宝库，研究教材乃至教育史，就不能不对语文教材这一文化加以十足的极大的关注。”语文教材的特质是由书面语文构筑的内容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人类历史的一面镜子。

关于语文教材的内容，他认为有两层，一层是由文字符号、图像符号和音响等三个系统表述的思想观点和感情色彩。这一层比较容易看出，属于思想文化之列。但文化还表现为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朱绍禹提出另一层语文教材自身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如教材制度、编写、印刷、出版、发行等；行为文化，如教材的使用、教材的实验等。这一点开拓了对教材文化内容的认识。

朱绍禹还提出语文教材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围、课题方法等，开拓语文教材的新领域。语文教材理论研究方面有目的论、构造论、社会需要论、过程论，语文教材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论。主要的研究课题有：语文教材的地位与作用；类型与体例；内容与构成；知识的性质、范围和程度；内容选取标准；知识安排和能力训练设计；教学单元组成；插图、照片、图表的配合；附录的内容；印刷与发行；语文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外母语比较研究；教材的使用研究；教材制定的方针政策等。

他认为目前我国对教材文化的研究尚处于初级水平，有的论文只是作教材介绍，不等于教材研究，无专门的教材研究刊物和专著。

朱绍禹自编的语文教材体现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首先，采用文言文与白话文分编的形式。《现代语文》与《古代语文》分开成册。它体现重视语文联系现实生活的思想，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现代语文》每学年一册，三学年共三册，分量较轻。编写的原则是同类的相聚，集中教学。他吸取了欧洲、日本母语教材有现代文与古代文分编的经验。

其次，在单元组建的方面，采用了以体裁为主组建单元，又兼顾内容的同一性。这样设计，既体现了语文科的性质，重视以学习语文形式为主的特性，又兼顾思想内容的相近，有利于进行人文思想教育。如记叙文写景的单元选编了《春》《海滨仲夏夜》《三峡之秋》《济南的冬天》《长安小巷的四季》。

最后，在知识与能力方面，以能力训练为主，语文知识为辅。因为目的是培养“使用语言的人，而不是谈论语言的人”。语文练习采用开放型，拓展思维训练，不追求所谓“标准化答案”。

三、语文学习的思想

朱绍禹先生在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认识上既重视教师的指导作用，更重视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把学生的学习作为教学的支点。从重教到重学是教育观念的转变。

1995年8月，中国学习科学学会语文学习科学专业委员会在四川省成都市成立，朱绍禹担任理事长，十分重视语文学习科学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在语文的理论方面，他提出语文学习的价值、目标、内容、过程、形态、模式、方法、工具等研究项目；为学生自学的教材、指导用书作《序》；自己还编写《初中语文教科书指要》一书，体现了关注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提高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具有辩证思维和人本主义理念。

（1）重视“自主、合作、探索的学习方式”，正确认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朱绍禹在2006年《中学语文》杂志教学大参考的特刊中发表了《对〈语文课程标准〉的三点异议》一文中充分肯定“自主、合作、探索”的学习方式，但认为，作为“学习方式的提法层次低了”，这不只是一种学习方式，它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甚至是一种须竭尽全力追求的方向。但也要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他建议：“教师的指导与自主学习相联结，个人学习与合作学习相联结，接受学习与探究学习相联结。”

朱绍禹对徐同、王光龙、李文锦三位同志主编的《新版中学语文课本学习指导》一书写了推荐文章《一套新颖实用的语文学习指导书》。过去，为教师编写的指导书多，而为学生编写的指导书少。他说：“现在，有关教学和学习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学习过程正在变成以自学为主的过程。”但同时又指出：自然，学生的自学并不能取代教师的教学。这就正确处理了学生自主学习与教师指导的辩证关系。曾祥芹先生主编的《语文教学能力论》和罗大同主编的《中学语文自读课本》出版，朱绍禹先生均为他们作《序》，倡导重视“学习如何学习”。

（2）重视学生的自学指导，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学生的自学习惯养成和自学能力的提高将使学生终身受用。于亚中主编《高中作文指导》，王运道、吴汝霖主编《小学语文助读》，闫海江、李海毅、岚岚主编《全国著名中学语文教师作文评点》，张仓礼主编《语文学习方法指导百例》等书，他都给予赞扬与推荐。

他在语文教材编写的理论中，重视学生助学系统的建构，如课文提示、注释、练习与思考等，便于学生自学。

在语文教学实施中，他特别重视预习指导，预习有利于培养自学的能力，增进上课时阅读的效果。他在《中学语文教学法》一书中，对预习指导作了详细的论述。“预习是精读前的准备性学习，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己阅读、思索、练习的开始。它不仅可以为下一阶段的学习打基础，在培养学习态度、习惯和方法方面，也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先学后教，更好。要求泛读，边读边思考，注意与已有知识和生活的联系，质疑与解疑；自己翻字典、辞典、工具书，注意在语境中理解读音和意义等。他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文本，教师是外因、学生是内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学生是正在发展中的具有无限潜力的人”，相对于学生的自主性，文本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普遍性而不是特定意义上讲，任何文本都可以批评乃至否定。教师也不再是主宰者，教师的任何观点都可以怀疑乃至批驳。当然，学生的阅读自主性又因文本的存在、教师的存在而存在。这样，就摆正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四、语文教育研究思想

朱绍禹先生认为，语文教师是教学工作者，又应该是研究者。教学是基础、是前提，研究是提高，为教学服务，促进教学，还可以推广，为社会服务，两者相互促进，是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朱先生自己在教学与科研方面作出了榜样，从教近60年中，不但培养了许多人才，而且在语文教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语文教育研究的性质与意义、内容与形成，条件和方法以及研究工作程序都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

（一）关于语文教育科研条件和方法的观点

他在《中学语文教学法》的专著中，特别列出“中学语文教师的研究工作”一节，其中关于研究工作的条件和方法的论述极为深刻，对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强烈的责任感和浓厚的兴趣。这就提出了动力问题。因为研究工作难度大，教学任务多、重，许多教师对研究“望而生畏”，或“知难而退”。动力问题解决不了，研究就成为空话，研究就是一种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浓厚的兴趣是难搞好的。如果教师只“为稻粮谋”，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理解不深，就缺乏研究的动力。

（2）“必要的知识和科学的方法”。研究要有必要的知识作基础，又要有科学的方法作途径。他把方法分为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思维比较开阔，特别提出“哲学方法”。他在《语文教学研究的多学科视域拓展——评〈西方方法论与现代中国语文教育改革〉》一文中，对刘永康主编的论著作了评述。赞扬语文教育哲学方法论的出现。专著中列出了18种方法论，并与语文教育的内容密切，有实例，拓展了方法论的思路。

（3）“严谨的态度和踏实的作风”，这也有针对性。科学求实、求真、要求一丝不苟，客观分析，探索规律，忌主观臆造。

（4）“研究工作的程序”，对研究有规范的作用，保证研究工作有序，有效地进行［3］。

（二）语文教学试验指导思想

语文教学试验是进行语文教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过去，语文教育研究偏重于人文主义的范式，以质的定性研究为主，缺乏科学主义范式，实证的客观的研究不足，很难全面认识语文教育的规律。如1995年的汉语教材与文学教材分编试验，没有完成试验的时间就停止了。语文试验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2001年的初中、高中新课标、新教材的改革试验搞了10年之后，又作了修订，再试验。

朱绍禹对语文教学的微观试验提出了许多细致的项目，主要是针对小规模的教材与教学方法的试验。他在《试谈语文教学试验》一文中说：“语文科是个问题多而答案少的学科。”语文科教学的问题多，说明研究很有必要，如语文教材、阅读教学、作文教学、说话教学就有以下问题：

语文教材混合或分别编辑试验问题：文学教材与语言教材，阅读教材与写作教材，阅读欣赏教材与写作模仿教材，按内容组织单元教材与按体裁组织单元教材，文言文集中教材与现代文集中教材，阅读课文与语文知识采用不同排列体例等。

阅读教学问题：以读写训练为基点的试验，读、讲、议、写相结合试验；讲练结合，以练为主的试验；以发展观察力、思维力的试验；阅读理解与阅读速度的试验；课内阅读与课外指导的试验等。

作文教学问题：命题作文与选题作文的单一与联结试验；多种文体交叉写作与单一文体集中训练试验；单项写作训练与综合写作训练的分阶段或交叉试验；作文的质量与速度训练；观察力、思考力和想象训练；同一文体表达不同事物与不同文体表达同一事物训练；不同批改方法的效率和效果训练等。

这些试验项目列得很具体，都是从语文教学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可促进语文教学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五、中外母语比较研究的思想

朱绍禹是我国较早介绍、研究外国母语教育的学者。他认为，任何国家的语文，既是民族的，又是向外国学习的。开始，他翻译与编辑了《国外语文教学资料》《九国语文教育资料》，后又介绍、评论日本的国语教育改革、文学教育、语文知识、德育内容和教科书。比较研究涉及面较广，除日本外，还有美国、苏联等，出版了《美日苏语文教学》专著。他研究外国母语教育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两点：“第一，在于吸收和借鉴；第二，在于加深自我认识。”［4］借鉴国外的母语教育的有益经验，吸收营养，立足于民族的根基，为我所用。他在建构中国语文教育的理论体系中，也吸收了国外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