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互动
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交往中，畲族与客家、福佬等汉族民系和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产生了广泛、频繁而深入的互动，使得这些民系、民族的文化呈现出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交融局面。这种文化互动和交融现象，也正鲜明地展示了历史上畲族与这些民系、民族之间友好交往、互相学习的真实状况。
一、语言文字上的互动
畲族有着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但聪明的畲族人民利用散居于汉族之间的便利条件，逐渐学会了汉字的应用，并在应用中有所创新。比如，畲族民间知识分子在进行歌本抄录时，就利用汉字的音、形、部首等，创造了畲族民间使用的土俗字。有些字是利用近音汉字进行注音，字形上是完整的汉字，但字义上却与这个汉字的原意有很大的差别，如“分”字，在汉语中其原意与“合”对应，但在畲族民间“分”的读音近似于“崩”或“兵”，虽然也用以表达“合”的反义，如分家、分东西，但在畲歌抄本中却常用来注畲语“给”的对音；有些字则是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新创的，如“（左）目（右）太”就是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的形声字，意为“看”；有些字虽是汉字字形，但与汉字的原音、原意毫不相干，而是根据字形作了自己的理解，如“娚”字汉语读作“nán”，而畲族民间这个字的读音却近于“liào”，意为“玩耍”“闲聊”。此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土俗字，如“乇”（意为“物质”“东西”）、“伓”（意为“不肯”“不会”或“不愿意”）、“丅”（意为“站”或“陡峭”）、“（上）奴（下）共”（相当于“和”“与”“对”）等等。汉字的借入与应用，使大量传统的歌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下来，也大大增强了畲族文化的表达能力。
在语言上，畲族与客家的互动最为典型。目前超过畲族总人口95%的畲族主体所讲的就是与客家方言极为接近、被称做“福安畲语”的语言，而散居于闽西客家地区的畲族语言更是与当地客家人无异。福安畲语的形成，是畲族与客家长期杂居相处、文化上互动交融的结果。早在隋唐以来，畲族与客家先民就在闽、粤、赣交界广大山区的共同地域内一起生产生活，他们之间有过不少矛盾，但和平相处和团结协作是主流，畲族与客家先民甚至多次进行共同的反压迫斗争。直到清代，畲族与客家联合抗暴的历史事件仍屡见不鲜。可见畲族与客家的接触和互动是十分频繁的。正如罗香林所说：“接触已多，就想不与他们混化，亦就势所不许。”[23]显然，这种“混化”很典型地在语言上得到了体现。
然而对这种语言上的“混化”交融却有不同的理解。如毛宗武等认为：“畲族先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着双重语言。在家庭和与本族人交谈中使用畲语，在跟其他民族交际时用汉语客家话。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双重语言，最后导致大部分畲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在任何场合都使用汉语客家话。……今天，福建、浙江、江西等省以及广东潮安（即潮州）一带的畲族就是属于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基本使用汉语客家话的类型。”[24]这种观点在畲族研究中曾经一度成为主流，但近年来受到了普遍的质疑[25]。显然，毛宗武等人的观点低估了畲族语言的影响力。尽管在语言学中，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形成包抄和侵蚀，使弱势语言出现变异，甚至最后完全被强势语言替代的现象并不少见，然而畲族在明清大规模迁移之前，闽、粤、赣交界区域的畲族人口规模与客家相比并不逊色，甚至在很长时间里还处于优势地位，而这一时期正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人口扰动频繁，无论是语言的统一性还是稳定性，客家都不占任何优势。换句话说，畲族语言在当时绝非是一种“弱势语言”。在这样的背景下，“畲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显然是难以理解的，也不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更大的可能是，畲族先民所用的古畲语与客家先民的中原汉语，随着畲民与客家人的频繁的互动而逐渐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所谓“客家话”。而明清以后，大量畲民迁居闽东、浙南、闽北一带，又与当地的福佬人、江浙人等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产生密切的接触和互动，在这种交往中他们的“客家话”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语言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现在的“福安畲语”。
畲族与瑶族在语言文化上的互动，集中表现在广东莲花山、罗浮山一带惠东、博罗等四县的畲族所讲的惠东畲语上。这种属于瑶语支布努语的惠东畲语曾一度被确认为是畲族的传统语言——古畲语的遗存，所谓“广东博罗、惠东一带的畲族，深居崇山峻岭，很少与外界接触”，因而“他们保留了原有的语言”[26]。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不管是历史记载还是现实生活中，畲族大都深居崇山峻岭，为什么只有惠东、博罗等四县的畲族不受外界的影响，能够“保留了原有的语言”，而绝大部分的畲族却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使用汉语客家话”？朱洪、姜永兴的研究显然也发现了“惠东畲语是畲语原型”观点的问题，认为“罗浮山、莲花山的畲语明显受到瑶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延至凤凰山则又消失殆尽”。并认为“这是瑶文化对罗浮山、莲花山畲族的渗透以及两个民族在粤中的交融关系而致成，故罗浮山、莲花山的畲语是否就是畲族的原生型语言，值得进一步研究”[27]。朱洪、姜永兴的观点无疑更为客观。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惠东畲语的形成似乎应该更符合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互动的规律。
至于畲语与苗语的互动，显然也可以借用强势语言冲击的理论来解释。在苗族、侗族分布广泛的黔东南地区，一支人数不多的外来畲族群体，在与当地人数占绝对多数的苗族、侗族交往的过程中，想长期保持语言、文化上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基本是没有可能的。因此，他们今天改用苗语惠水次方言作为交际语言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宗教文化上的互动
畲族在宗教上是个多元信仰的民族，以盘瓠崇拜为核心的祖先崇拜是其传统的宗教信仰形式，也是畲族宗教信仰最具普遍性的基本内容。此外，畲族还信仰道教、佛教和其他民间信仰，甚至还有部分沿海畲族信仰天主教。除了祖先崇拜和一些民间信仰外，畲族的其他宗教信仰都是不同历史时期在与周边的汉人交往过程中由汉区传入的。
1.畲族的道教信仰
畲族地区的道教信仰是仅次于祖先崇拜普遍性宗教信仰。在各地畲族保存的祖图中，就有盘瓠闾山学法的内容，可见畲族崇信道教有相当长的历史，畲族通过道教与汉人的接触和互动是相当早的。从一直沿袭到今天的畲族地区巫师（道士）的服饰上，我们仍可以看出汉族道教对畲巫的深刻影响。但“传师学师”（也称“传法入录”“奏名传法”）仪式则体现了鲜明的畲族特色，是畲族族群意识的展现。
畲族膜拜的道教神灵有“三清”“三官大帝”“真武帝”等，畲族村寨一般没有道观，畲民一般将上述诸神一并供奉于神堂神龛上，或仅在住宅厅堂的中堂上设立“感应灵台”，并以文字做标识，而不以图像、塑像显示。[28]但在部分畲村，虽无道观，但却存在专门供奉某位道教神灵的村庙。如闽西的南岭畲村，就设有专门供奉真武帝的“真君庙”，过去香火相当鼎盛，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破落。至今逢年过节时仍有村民上供烧香，但无专人管理。
陈太后和妈祖信仰在畲族村也相当流行。陈太后俗名陈靖姑，又称陈夫人、临水夫人、顺懿夫人、通天圣母、顺天圣母、陈太后等，是福建、东南亚、台湾地区最有影响的信仰女神之一。据传陈靖姑原为福州下渡人，十三岁时父母将她许配于古田县刘杞为妻，十五岁逃婚去闾山学习道家法术，十八岁到古田成婚。婚后奔走福州地区各地，降妖伏魔，治病救人，闻名遐迩。二十四岁怀孕居家，因其兄陈守元奉令祈雨未果罪该斩首，不得已求她相助，陈靖姑临危受命，脱胎后到龙潭角祈雨，拯救了万民，不幸被“长坑鬼”暗害小产而亡。闽王加封她为“崇福昭惠临水夫人”，俗称“临水奶”。陈靖姑成为神祇之后，到处显灵，为民除害，造福人群，所以各地纷纷建庙祭祀。显然，陈靖姑是汉地女神，但在闽东、浙南畲区却深受崇奉。在畲族原来聚居的闽西南、粤东一带的畲民中，陈靖姑信仰并不普遍，而且多是在明清以后传入，可见闽东、浙南畲民的陈太后信仰当是明清之际迁徙到闽东之后，在与汉人的交往中才开始信奉的。迁到闽东、浙南的畲族信奉“临水奶”：一是因为陈靖姑是闽东女神，信奉陈靖姑有地利自便；二是相传陈靖姑曾到闾山学法，与畲族传说中的祖先盘瓠一门授业，有信仰上的亲缘感；三是在妇幼保健条件恶劣的古代，作为妇女儿童保护神的陈靖姑无疑对畲族民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因此，陈靖姑信仰能在闽东、浙南一带畲族地区很快流行开来，也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
妈祖则是另一个在畲族地区十分流行的汉地女神。妈祖原名林默、林默娘，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娘妈，是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祇。林默娘诞生于宋建隆元年（960年）三月二十三日，据说她幼时便天资聪颖，八岁从塾师读书，不但过目不忘，还能领悟文字的意旨。长大后矢志不嫁，决心终生以行善济人为业。她平素精研医理，为人治病，教人防疫消灾，人们都感颂她。生长在大海之滨的林默，还洞晓天文地理，熟习水性。湄州岛与大陆之间的海峡有不少礁石，在这个海域遇难的渔舟、商船常能得到林默的救助，因而人们传说她能“乘席渡海”。她还会预测天气变化，事前告知船户可否出航，所以又传说她能“预知休咎事”，称她为“神女”“龙女”。因林默娘生前与民为善，去世后被沿海人民尊为海上女神，立庙祭祀。后来还屡屡显灵于海上，救助遇难船只。宋代以后，历朝皇帝对妈祖多有褒封，封号从“夫人”“天妃”“天后”到“天上圣母”，并列入国家祀典。妈祖湄州祖庙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举行的国家祀典就达36次。朝廷的重视，使妈祖由民间神提升为官方的航海保护神，而且神格越来越高，传播的面越来越广，由莆邑一带走向五湖四海。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妈祖庙至少5000多座，仅台湾就有900座之多。
漳厦一带向有畲族人居住。宋元时期，这些捕鱼为生的畲民便自然而然地崇信海上女神妈祖。明清时期畲族大量迁往闽东地区，不少人就生活在霞浦、福鼎、连江一带的沿海乡村定居，靠渔捞为生。由于驾舟出海的危险性，这些人也很快就成为妈祖的虔诚信徒。而在明清时期，妈祖逐渐由海上女神演化为平安女神，加上畲族与汉族的交往的日益频繁，妈祖信仰便由沿海向内陆延伸，在畲族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并相继建立了一些妈祖庙、天后宫等供奉妈祖的宫庙。如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的闽东霞浦县半月里畲村的龙溪宫、建于乾隆元年（1736年）的闽西上杭县南岭畲村的赤竹溪庵和建于民国初年的天后宫，都是畲村不多见的专门供奉妈祖和进行信仰活动的场所。一些畲族村每年还举行隆重的“妈祖出巡”游神活动，以祈人畜平安、风调雨顺。妈祖出巡前，全村都要沐浴斋戒数日，以表虔诚。“妈祖出巡”时，4个精壮青年抬着妈祖神像，以锣鼓乐队彩旗开路，村民先摆好香案、供品，妈祖一到就烧香点烛，燃放鞭炮迎接。
2.畲族的佛教信仰
汉地佛教具体什么时间传到畲族聚居区，已经很难考证。但佛教早在三国时期就在江南传播，在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29]，佛教由此在江南一带广为传播。而南朝的地理范围涵盖了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畲族主要分布区和畲族最早的聚居区，因而畲族先民受此佛教风气的影响是很自然的。而从唐代以后，大量信佛的汉人迁入畲族聚居区，形成“民僚杂处”的局面，显然又进一步推动了畲族地区的佛教信仰，信佛的畲民日众。
对佛教的信仰典型地体现在观音菩萨的崇信上。观音菩萨也被称做“观音佛母”，在畲族民间对观音佛母的信仰非常普遍，尤其在妇女和老人中十分流行。在畲族村寨，几乎家家户户的畲民家中都设有专门的神龛或神堂，供奉观音菩萨。畲族地区的观音一律为女相，这显然也是汉族佛教的影响。由于修行的观音菩萨需要供奉斋品，而祖先神供奉的是酒、肉等荤性的供品。因此畲族村供奉观音的神龛或神堂，与供奉祖先的神龛或神堂是有明显区分的。修行的虔诚的信徒每天早晚都要到观音菩萨神案前敬香上茶，但对祖先神一般只在婚丧喜庆和节日期间才进行烧香贡献。在人口较多的畲村，甚至还建有村社性的专门供奉观音菩萨的庵堂。可见，畲民对观音菩萨的信仰甚至不低于对祖先的崇拜。
畲族村民家中供奉观音的神龛
作为观音信仰的仪式活动，许多畲族村寨还有专门的宗教节日活动。畲民普遍认为观音菩萨能普度众生，救苦救难。因此，每年农历二月十九观音生日、六月十九观音得道日、九月十九观音过南海日都要开展纪念活动，不少善男信女（尤其是妇女和老人）在这几天都到“观音堂”“观音庵”上香敬斋果，并在庵堂中聚餐吃斋饭，以示虔诚。在畲族村寨，观音庵堂不仅是一个祀奉观音菩萨的宗教性场所，它也事实上成了信众间进行思想交流、缓解生活压力的村社性公共空间，在畲族民间文化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多数信众则在节日里吃一天“观音素”，以保平安。
有学者认为“畲族普遍供奉的佛教神明唯有观世音菩萨”[30]。如果仅就家庭供奉而言，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畲族家中的神龛上，确实只给观音菩萨留有位置，其他佛教神明都没有享受这种尊崇。但就畲族整个的佛教信仰而言，就不太准确。释迦老佛（即释迦牟尼佛）、定光菩萨、弥勒佛乃至普贤、文殊菩萨也都受到畲族民间的信奉，其神像也在畲族村社的庵堂中享受供奉，并与观音菩萨一同享受香火[31]。
3.民间信仰上的互动
传统上，畲族的宗教信仰主要体现在民间信仰方面，因而畲族的民间信仰内容十分丰富，万物有灵观念非常普遍。凡视野所及的天体、山川、河流、巨石、大树以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都认为有着神灵主宰，受到崇拜和信仰。
在畲族乡村，为了儿女能更加健康成长，将儿女寄托给自然物，拜树木、石头、河流等为“谊父”“谊母”是十分常见的事，所以取名为“树生”“石头生”“石长”“水长”“河生”“火生”“金生”之类的村民非常普遍。然而除了想借助自然的力量帮助儿女健康成长之外，这种认自然物为谊父、谊母和取于自然物相关名字的习俗，显然也受到汉族“五行”观念和“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因为畲族以何种自然物为子女的谊父、谊母并非是随便确定的，而要看子女八字中欠缺的“五行”而定。畲族认为只有认同类自然物为谊父、谊母，并取同类自然物为名，才能使子女八字硬实，并受到自然神灵的保护，从而使孩子远离疾病，健康成长。而五行观念、八字算命等阴阳术数理论，显然是受到了汉人的影响。
畲族传统的原始信仰与汉地传入的宗教信仰，在长期的互动中不断交融、渗透，但并非被完全同化。如汉族地区普遍信仰的土地公，实际上是道教中的福德正神。畲族也普遍信仰和祭祀土地公，与周边汉族不同的是，畲族的土地公信仰掺杂了许多万物有灵的影子。粤东畲族在冬至祭祀土地公时，还要用糯米果黏在农具、牛以及果树上，显然在当地畲族人的意识中，农具、牛及果树等都是具有灵性、神性的，并与土地公密切相关。在闽西，土地与祖先神、村寨保护神等结合，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伯公”信仰。
作为传统上以山耕狩猎为业的民族，耕牛与狗在畲族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所以畲族对牛和狗都有很深的感情，各地畲族都给牛和狗安排了独特的节日，如闽东的牛歇节（多为四月初八），这一天要让牛休息，给牛吃好食料，并在这一天举行歌会以示庆祝；闽西以六月初六为狗生日，要给狗洗澡，喂肉块，等等。同时受汉族的影响，还引进了汉族家禽家畜的保护神——姜子牙，每到春节期间，就在猪、牛圈和鸡鸭棚的门上贴上红纸条，上书“姜太公到此”或“血财兴旺”等文字，以祈家禽家畜养殖顺利。
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中，畲族的民间信仰同样也对周边汉族产生了影响。如闽西畲族过去常以狗的下颌骨和铜钱用红头绳串在一起，当不足周岁的婴幼儿出门时，便将这种“狗骨钱”系在婴幼儿的衣服或包裹上以辟邪。显然，这种“狗骨钱”应该是具有鲜明畲族民族特色的吉祥物，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汉族村民也将“狗骨钱”系在婴幼儿身上，以期望获得这种吉祥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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