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文化生存环境的变迁

第一节　畲族文化生存环境的变迁

从史籍记载来看，畲族比较明确地出现在中国东南的历史舞台，是从隋唐之际开始的。那时畲族先民主要就聚居在闽、粤、赣一带的广袤山区。这一带尽管早有中原王朝活动的痕迹，如早在东吴时期就在今南安、晋江、同安等县境内设东安县，东晋时期又析东官郡之东设义安郡（后为潮州），在义安郡之东北设绥安县（今云霄），南朝时又在漳州境内设置了龙溪县（今龙海市）、兰水县（今南靖境内），但由于远离统治中心，加上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基本处于羁縻状态，中央政府在这里的影响十分有限，这里基本是被称为“蛮僚”“蛮”“峒蛮”“夷僚”的畲族先民的势力范围。因此，直至唐代，当大量内地汉人迁入这一地区时，这些受到挤压的“蛮僚”便经常“啸聚”为乱，给唐王朝在这一带的行政活动带来极大的困扰。

在以凤凰山为中心的闽、粤、赣边地生活的时期，畲族先民“只望青山而去，遇山开为产业，刀耕火种，自供口腹，以木弩捕猎为生”，而且由于大山阻隔，当时畲民不仅不受政府的管束，与汉人的交往也十分有限，所谓“永免杂役，抚乐自安，代代不纳粮税，不与庶民交婚，不耕庶民田土”^[1]。从其生产方式和民族交往来看，当时畲族的生产技术是十分落后的，生存环境也是十分艰苦。

宋元时期，畲族居住区已经扩大到泉、潮、汀、漳一带，部分迁入闽东北山区。明清以后，畲族逐渐向浙南山区流动，之后又有部分畲民从浙南迁入安徽，并最终形成今天的分布格局。关于迁徙的原因，其落后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方志中所谓“巢居崖处，射猎为业，耕山而食，率二三岁一徙”^[2]，《潮州府志》也记载说畲民“有疫病，则焚其室庐而徙居焉”“贫不能存，则亡徙以走”，顾炎武也说畲民“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徒”^[3]。然而，阶级和民族压迫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为了逃避封建徭役和租税的剥削，广东海阳县凤凰山一带的畲民“遁入山谷中，不供徭赋”^[4]。为了反抗压迫，畲族人民曾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武装斗争，在每一次起义被镇压后，都有大量畲民远走他乡。

通过漫长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畲民与汉人之间的接触大大增多。在明清之后，出现一些民族融合的势头，如过去“不与庶民交婚，不耕庶民田土”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迁徙到闽北、浙南等地的畲民与汉人之间开始出现通婚的情况，浙南甚至出现畲民与汉人互认“谊父”“谊母”的现象。在浙南一带，迁入的畲民耕种汉族地主土地的现象更是十分普遍。然而，畲族的生存环境却并没有因为与汉人的接触、交往而得到根本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畲族居住地仍然以山区为主，交通闭塞的状况没有改变。在闽、粤、赣一带居住时，畲族先民就居住在山区。宋元时期，特别是明清以后，畲民大量迁居闽东、闽北、浙南，但这些区域的平地早为先到的汉人开辟，畲民只能继续“望青山而去”“依山而处”，在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开山拓地，辟荒野为良田。艰苦的环境无疑锻炼了畲族人民勤劳、忍耐的开拓精神，但山区闭塞的交通，不仅造成了畲族经济上的极端贫困，显然也极大地制约了畲、汉民族间经济、社会和文化进一步深入接触与交流。

二是虽然在长期与汉族的交往过程中，畲族从汉族那里掌握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但除了汉化比较明显的一些地区外，畲族的生产技术并没有明显的进步。最明显的证据是在明清时期的地方志材料中，关于畲民“出常挟弩矢以射猎为生”“刀耕火种”之类的记述仍然屡见不鲜。虽然方志的撰写中常不免有因循旧志的恶习，但如此频繁的类似记述，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因循”来解释，只能说明在不少地方，畲族的生产技术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到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仍保持着相当传统且原始的生产方式。

三是在许多地方，畲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仍然明显，周边汉族对畲族的成见和歧视仍相当普遍。在闽东、浙南畲族聚居区，都曾出现过因汉人歧视畲民而起冲突的例子。这种成见和歧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所引起的，而究其原因，根本来说是由于畲族、汉族没有足够的交流和互动，就难以形成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因此，这一时期畲族的生存环境中仍面临着民族歧视的巨大社会压力。

四是畲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元末明初开始，少数受汉文化影响显著的畲族地区，如闽、粤、赣交界地区，由于畲族、汉族之间的融合程度较高，民族歧视现象比较少见，畲族乡村和周边汉族乡村一样，出现了比较发达的私塾教育，甚至培养出了像雷鋐这样的理学巨擘。但在浙南、闽东一带，由于频繁的迁徙，直至清代前期，畲族地区的私塾、学堂教育显然还只是个别现象。清代中叶以后，逐渐定居的畲族民众才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并开始延请汉族文人充当塾师，开展文化教育，培养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但显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除地处偏僻、经济贫困，不容易请到好的塾师外，无民族歧视和民族排斥更成为畲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突出障碍——钟良弼等畲族考生参加科举考试被逐出考场的事件^[5]，就是当时畲族所受到的民族歧视和排斥的一个缩影。虽然后来钟良弼申诉成功，并考上秀才，但一个成功的反歧视案例并不能掩盖直至民国畲族学子在教育中仍受到歧视的事实。

总之，自隋唐至明清的1000多年里，虽然在与周围汉人的既斗争又合作的互动过程中畲族社会也在进步，但由于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条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畲族的经济仍相当落后，直至同治年间，“处（州）之松、遂、云、龙诸邑，皆有之（畲民），习畋猎……佃耕以活”“……另编保甲，遇差徭县尉票致之，贫不能存，则亡徙以去”^[6]。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结束也没有完全的改变。在大量畲民“贫不能存”的艰难生活情况下，畲族文化的发展也显得相当的缓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改变了畲族人民的生存环境，也为畲族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条件。

一是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畲族人民的民族身份第一次得到了确认。通过民族识别，大批畲族群众恢复了民族成分。畲族地区先后成立了一个民族自治县（景宁）和45个民族乡，畲族人民备受歧视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使畲族文化能够以一种平等的姿态昂首于民族文化之林，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示其魅力，使畲族人民和畲族文化得以重拾信心。

“三通”工程使畲族山村变了模样

二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畲族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党和政府从资金、政策、人才等各个方面，给予畲族地区大力的扶持，如福建省在实施“年万里农村路网工程”“千万农民饮水工程”“‘六千’水利工程”“造福工程”以及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中，都对民族乡村予以特殊支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各地大力投资改善畲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使千年封闭的畲乡敞开了大门。在福建，近年来畲族乡村不仅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的基本目标，过去普遍存在的“三通三不通”^[7]的现象也大为改善，大多数畲族乡村都实现了路面硬化。一些畲族村还通了高速公路和铁路。交通条件的改善，不仅促进了畲族经济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推动了畲、汉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三是党和政府对畲族地区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首先把少数民族村的私塾、私立学校改为公立小学，并在少数民族村落兴办公立小学，又先后在畲族地区创办了一批民族小学、民族中学。这些学校为畲族培养了大批有文化、有知识的子弟，为畲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四是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保护和开发畲族文化的重要性，并先后召开了多次全国性、地方性的畲族文化研讨会。国家和地方政府也不断推出保护、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措施，并对畲族文化的调查提供资金支持，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保护进行了科学的规划。这些文化研讨、政策、措施和发展规划，对畲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多方的关照和努力下，畲族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态势，并在发展中不断开辟出新的领域。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发展中的畲族文化，正越来越散发出迷人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