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基本概念与传播的介绍

社会科学基本概念与传播

19世纪末的社会学家为人与人关系的分析打下了基础，他们的分析离不开当时的具体背景——被视作威胁的工业化和民主化运动，但他们也关注概念和方法上的常量（适用于当今和以往的不同社会），这些常量同时为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研究打下了基础，只不过当时他们没有这样命名罢了。传播研究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不再认为我们所居的这个世界受制于神圣的秩序或自然的规律，而是完全由人所维持的种种关系生成。社会现实的一切表现（家庭、军队、文凭、交通工具、经济活动、新闻媒体、服从某种语言秩序），都是促成社会内部团结或分裂的种种意义关系和权力关系的结果或凝华。卡尔·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关系的概念，强调与自然的关系（劳动）范畴内和思想范畴内的相互依赖性，使人类摆脱了自然的统治。涂尔干提出社会事实的现实性，韦伯则提出社会行动的形式，认为社会行动不可还原，因为它取决于个体赋予它的意义。传播研究的第一步走得并不稳，有时走向了极端化的社会学还原主义，但这个步骤使所谓构建主义的立场、使“对现实的社会构建”确实存在的观点[按照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勒克曼（Thomas Luckmann）的表述]成为趋势，如今大多数学者支持这样的立场和观点。

以上学者提出了把握社会发展的不同视角。马克思运用意识形态和社会阶级的概念，将矛盾引入社会研究，并指出矛盾并不局限于物质利益：我们使用的思想、再现和影像既是在表达，也是在向外界强加系统化的观点（所谓“意识形态”），在现代经济制度（即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历史形式之一）中占据相近位置的社会团体成员往往持有相似的观点。社会统治表现为无产阶级经济上受剥削、创造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能力被破坏，统治思想因此受益——统治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涂尔干不同于革命者马克思，他是共和派社会主义者，因而把重点放在共识和社会整合上，他认为共识和社会整合不可或缺，否则就会导致道德失序，而且他认为事实上集体生活的各个层面正在出现道德失序。比如，语言是人出生时获得的传递，不是自由选择，语言与我们存在、思考和行动的其他许多方式一样，属于因社会限制而产生的逻辑共识——“体制限制我们，我们爱上体制”。规范的学习和内化塑造了社会动物，而不自私地纠缠于一己之快感。涂尔干不仅研究学校、工作和宗教，也研究知识生产和逻辑的形式问题。他认为，宗教分类以及后来的世俗分类是诠释现实的框架，可用来探索自然、心理和社会的世界，同时也是强加于人的手段，它迫使对象属于某个或某些社群，这就说明社群存在于先，社会想象和集体意识无处不在。^[1]韦伯是自由主义者，尼采的信徒，他更关注社会行动的目的性。他把社会行动分为四种基本模式，把实践的多样性和“结构”的永久性统一起来：工具理性行动（用手段实现目的）、价值理性行动（植根于信仰）、情感类型行动（由情感引发）和传统类型行动（日常、习惯）。个体的所有行动对他自己来说都有意义，都是“合理的”，如果社会学家不仅希望拿出解释、把个体行为归入集体的因果关系，还想真正理解这个行为，那这个行为对社会学家来说也应该是有意义的。韦伯相信社会行为的行动者服从的是他们自己认为合法合理的东西，他据此将行为的动机分为三种：法律—理性的合法性相信法律或规则使人服从；传统的合法性认为历史参照使人服从；感召型或情感型的合法性相信独特个性或神圣魅力使人服从。

除这三位思想家（从他们的浩繁卷帙中可提取出社会学分析的基石：唯物且批判、整体主义且“认知”、个人主义/整体主义且观念化）外，其他学者对传播分析也有贡献：托克维尔（Tocqueville）认为民主就是条件日趋平等的持续过程（劳动者受薪和保障制度塑造趋同世界）；齐美尔（Simmel）敏锐地捕捉了现代人和现代文化的尴尬境遇；费尔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和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时而对立时而联手，为传播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二人或多人间的传播，用社会学奠基人提供的工具就可大致描述。这种传播当然是声音和肢体动作的技术性交流，但是不把它放进人类关系的广义空间，就不可能理解它的方向和影响。服从秩序不是符合事先设计好的沟通形式，或服从于所有人无时无刻不得不服从的有效技术，而是出于某种考虑服从于某种世界观。所谓某种考虑，可能是经济或文化的统治、认同某个秩序的合法性（不论是理性的、传统的还是感召的）或它的社会整合功能（我不同意父母的做法，但是为了维持家庭和谐，我表示服从）。违抗某个秩序往往并不意味着传播“失败”（未能引起注意或表达失误），而是个体或社会间的矛盾公开化。当警察命令抗议者疏散，抗议者可能继续集结以示不从，而警察又会把这个秩序看做准备介入的内部信号。在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理论的细分类中，社会来源的分析发挥了重要的结构性作用，心理社会学（第五章）、传播人类学（第六章）等思潮体现了这一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