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承的介绍

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承

用戴维·弗里斯比（David Frisby）的说法，把现代性切割成“现代性的碎片”——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突出特点，与阿多尔诺的抽象哲学手法形成了鲜明对比（阿多尔诺的预设不认为现代性也会有个性）。本雅明于1940年自杀（他试图穿越西班牙边界前往非纳粹占领区）；克拉考尔的学术在战后归于沉寂；六七十年代，弗洛姆、马尔库塞使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社会谴责理论复燃……现在人们一般自动将批判理论等同于抽象的普世论。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在捍卫民主理想、肯定公众参与的时候最积极，在谴责传媒不良影响的时候态度也最激烈，结果就成了与保守派的同流而不是对阵。他们与“大众艺术”彼此嫌恶[罗斯（Ross），1989；戈尔曼（Gorman），1996]。法国反人文主义学者（解构主义论文的高级写手）更把这种嫌恶发展成否定一切的揭批。让·鲍德里亚认为，传媒的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内容无关，而是自成系统，是一整套由代码组成的交换系统，个体休想介入或改变（《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传媒不是意识形态效果的中心，而是意识形态本身，是空洞的再现。鲍德里亚重拾真实与幻象的古老对立，仿佛不论什么想法、不论什么画面都没有意义，都不是现实构建的组成部分。米歇尔·福柯的著作谈的也是普遍化的压迫，《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1975）和《知识的意志》（La Volontéde savoir，1976）提出了权力中央化和无处不在的理论，即目光设施（敞视式监狱）和供词设置的权力，导致体制将自身内化于个体，从而实现对个体的控制。他认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期，国家发明了所谓个人主义，借此获得了规范行为的权力：人人天真地以为个人主义就是获得自由，实际上个人主义只是一种控制手段，结果是制造出千人一面的个体。过于否定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逻辑出路还是在德国，该学派最后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和乌尔里希·贝克实现了从批判现代性向反精神贵族的人文主义的转化。

【注释】

[1]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思想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cdonald）举出其193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自称是“大众文化”一词的发明者。但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有关大众文化问题的论文发表于上个世纪40年代初，而且麦克唐纳明显受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影响。

[2]维伯伦（Th. Veblen）也是阿多尔诺的理论来源之一，虽然阿多尔诺注意与之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