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语言学与传播普遍理论之梦

结构语言学与传播普遍理论之梦

50～70年代，沿着上述思路发展出多种结构语言学思潮（因假设整体大于部分而得名），扩大了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在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和后来的布拉格语言学派当中，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将语言分析与数学式传播分析相结合，由此迈出了重要一步。他的理论像数学式传播分析一样，把话语看做一系列基本信息单位（即组成语言的语素）的完成式，提出了二分法原则（比作二进制信号）在语言运用中的重要性。但这种分析大谈终极系统：“与语言相比，其他象征体系都是微不足道的附属物。可提供信息的主要传播工具是语言。”符号学被等同于语言学，语言学又被视为关于传播的普遍理论。语言的形式（语音或语法）要服从决定论的规律，所有的语言都有“共同的基础”。句法（符号间关系的转化）在某时某刻的活力可以被量化描述。语义学（符号与事物的关系），即意义与事实的关系（控制论正是基于此）可以还原成句法，句法尽可在语言内部加以分析：它有“内在的属于语言的特性”。

雅各布森还给讯息功能交流的数学模型套上语言学术语，得出新的传播模型。他扩大了这个模型的适用范围（从纯粹认识的角度出发），把原本被排斥的情绪或诗歌也包括在内。除了发出者、讯息和接收者以外，传播还有其他元素，如人和人之间建立的接触、共同编码（即语言的编码）、语境。

雅各布森认为，传播六要素分别对应六种功能。参照功能，或曰内涵功能、认识功能，指的是上下文（关于世界的话语）——香农当年只考虑到了这一项功能；情绪功能，比如话语中的“我”就说明信息发出者的存在和状态（讽刺、愤怒或其他）；驱使功能，如命令式的“你”或“您”指向接收者（如法语第二人称敬称的“buvez！”意为“喝吧！”）；维系功能，指的是话语参与方之间的关系，确认沟通渠道是否畅通，比如“您好吗？”“喂？”；元语言功能，是确认语言的规律，比如“sophomore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诗意功能，指的是语言运用的风格特色，它除了自身的运用以外，不指示任何其他东西，比如，“l’affreux Alfred”（“那个可恶的阿尔弗雷德”）并不比“l‘horrible Alfred”（“那个极恶的阿尔弗雷德”）有更多意思，但前者发音中的叠音效果更有诗意。“I like Ike”（“我喜欢艾克”）这句口号也是同样的道理。^[2]

上述复合模型综合了卡尔·布勒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利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关于仪式关系的研究成果以及雅各布森本人的诗意理论，丰富了对传播功能的认识，但同时也依然受到线性传播观的局限。他的功能选取相当武断，且颇多局限。元语言功能和诗意功能可以截然分开吗？认为诗歌是语言的内在追求，是否太局限于19世纪晦涩诗人（马拉美、坡）的观点？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把传播现象向这么多用途敞开，那传播的功能岂止于上述六项？岂不是要把一切社会交流的形式全都包括进来？

语言模型的过度扩张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中登峰造极。他将传播置于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主张将传播视作横向的人类学现象，不仅词语、物品和女人的交换，连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性的制度也可共享语言学提供的模型。^[3]这样的人类学研究始终停留在计划状态，机制不清晰，说服力不强，很容易被驳倒，但是列维—斯特劳斯用它研究美洲印第安社会的神话，成果显著。继莫斯和涂尔干之后，列维—斯特劳斯也表明了人的示意借助形象化的说法，如比喻和换喻等，这些形象化的说法其实是一种意义换位机制，它们把这些机制规定为结构，即我们所说的叙事（récit）。俄罗斯民俗学者弗拉基米尔·普罗佩（Vladimir Propp）对神话加以结构分析，揭示了神话的逻辑（经常被否认），即将自然元素和文化元素视为对立和互补的两种体系，通过移植以对应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生死对立变成植物与动物的对立，食品按照生熟标准划分，世界也被二律背反地解释成高/低、男/女的对立……西方社会倾向于从知识的角度出发，自认为优于所谓“原始”社会，上述理论有助于调和西方社会和“原始”社会之间的对立。但是这些理论重复了以往一些理论的弊端：迷恋精确科学的严密性，导致过度系统化，相信只观察语言就可以把握想象。结构分析认为神话是封闭的产物，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关，以为找到全部问题的数学式解决，就可以给出话语形成和变化的规律。实际上，话语在矛盾中形成，并时刻在矛盾中变化，这些矛盾和变化完全在结构分析之外，结构分析的分类学对此无能为力。杰克·古迪对此有过精辟的批评。格雷马斯（Algeidiras J. Greimas）和克罗德·布雷蒙（Claude Brcmond）的理论也有类似倾向，他们想提取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叙事规律。不论叙事发生在何时何地，不论是神话、寓言还是当代文本，他们都按简单的标准将之切割成同样的序列：升华/堕落的对立、连接发出者（英雄的追求的起源）和接收者（英雄）的行动链条等。

乔姆斯基的语法生成研究没有这类问题，因为他的出发点选得好，是从最技术的层面、从普遍能力如何产生这个问题出发的。他研究多种口头语言，试图找出语法的常量：这样一来，研究就彻底回到功能主义，专注于所有人都拥有的超验能力。相关研究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开展，所以成果颇丰，但是最终也没能摆脱科学主义（主体被描述为理性的、自主的，在很大程度上被比作机器），也忽视了语义学的问题——毕竟意义不来自语言形成的抽象规律，而乔姆斯基让人觉得他以为意义不过是个体表现层面的东西。除了极端理性主义外，乔姆斯基的理论还从根本上否定大众传媒，他认为大众传媒是有组织的谎言集散地，是舆论控制和舆论操纵的发生地，只有面对面的传播可以做到自然和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