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问题分析

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问题

上述理论范式的问题是，它兜了个圈子，把已被摒弃的功能主义又请了回来。不同的“惯习”对应特定的消费，每种消费又对应特定的阶级或“惯习”的讯息接收，社会就是一部复制差别的机器。这个理论从反思出发，结果还是走向了纯粹的揭批。文化精英有能力选择不同的消费和品位，他们始终与其他社会团体保持距离，而社会谱系另一端的人不得不让自己符合社会存在，从而被文化暴力剥夺了选择的自由。《区隔》一书认为，大众传媒浓缩了定型化的产品市场，“生产工程师”负责指挥，品位按计划生产，被统治者只能以没有品位的面目出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理论倒退，是因为文化合法性理论受到了“文化素养”这一理论模型的迷惑，而实际上前者已经认识到了后者的历史性，并予以了批评（见附文）。布尔迪厄试图使教育去神秘化，破解经典作品和名家大师的迷思，但他同时又是这些东西的囚徒——他高估了这些东西的能力，在他眼中，经典作品和名家大师的反对者和不与之为伍者都是失败者或无能之人。他精辟地分析了经典文化的生产、其消费与否之间的关系，盘点了文化精英为避免身陷大众而使用的种种伎俩：他们和大众消费的其实是一样的作品，只不过消费的方式不同（用讽刺的心态观看流行影片），他们积累消费是为了集思广益（他们听摇滚也听古典音乐，而大众中的摇滚迷不会这样）。布尔迪厄还描述了被看扁的作家所遭遇的文化统治（他们自视颇高，但是无法摆脱失败感）和缺乏素养的大众的紧张和笨拙。总之，他分析了意识形态运用何种手法推崇被选中者，同时让被逐出者感觉扭曲和紧张。

但是，除了校园意识形态（即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效果，布尔迪厄忽略了文化实践其他方面的现实。他完全没有抓住均等实践和大众实践的意义，只看到缺失、错误或被剥夺，认为它们是空洞的，或者是对有素养的文化实践的无奈替代。布尔迪厄声称其民众问题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他对涂尔干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置之不理（此二人认为，从人类学角度看，每个社群都有自己的文化）。可是，研究统治者的时候，布尔迪厄又反其道而行之——他抛开了日常实践的巨大陆地，只看到学校体系这块岛屿。他漠视精英和被统治者媒介消费的复杂性，视有素养阶层对博学文化的接收为理所当然。

布尔迪厄的精英主义并非家传，但他很早就拒绝与民众为伍（麦格雷：《布尔迪厄：流行文化与文化区隔社会理论的长期内疚》，载法国《思想》杂志，2002年3～4月号），这是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立场。如果说，文化思考必须置身于中间阶层和大众阶层之外，必须让缺席者说话（米歇尔·德塞尔托在1974年的一篇文章中称之为谈论死亡之美），那么，思考者也必须意识到自己人为制造的距离、自己承受的文化暴力，以及大众学者立场给研究对象和他人强加的暴力。民粹主义和悲惨主义是这类学者的两大障碍，前者使劲揭露被统治者的贫乏，却号称出于知识分子优越感和怜悯心；后者为天真的、本能的所谓本真文化大唱赞歌。让—克洛德·帕斯隆和克洛德·格里尼翁（Claude Grignon）（起初认同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后来转而批评布氏的批评立场）在《智者与民众》（Le Savant et le populaire，1989）一书中系统总结了上述观点。这本书标志着法国社会学从此与“惯习”和社会复制的观点分道扬镳：

——“大众文化”的提法会让人以为它是一种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完全自主的别样文化，这种自主文化的思路可能走向“民粹主义”；

——认为大众实践前后矛盾、内容空洞，或认为它体现了合法文化的规律，只不过规模小些，是合法化主义（légitimiste）的思路，可能导致“悲惨主义”。

学者们的立场摇摆不定，忽而大谈大众文化的局限，忽而发现其内容丰富无比，这反映了理性思考在解释和理解之间的经典矛盾，且没有简单的解决之道。“大众文化”这个表述有很大欠缺，它遮盖了组成它的暴力因素，因此是模糊的，只有在能让我们避免用“悲惨主义”眼光看待大众实践的情况下，这一表述才适合使用。放下偏见，别以为大众是死气沉沉的匀质构成，然后才能展开经验研究，从而揭示出远比知识分子预想的要丰富得多的文化实践及其逻辑。

来源：格里尼翁和帕斯隆：《智者与民众》（伽里玛-瑟伊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