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民主不能真正成为男女老少的共同事务？当代公共领域

当代公共领域

虽然做了修正，哈贝马斯理论还是保留了理性的柏拉图式定义的影子，并且有给民主践行者分三六九等之意（以启蒙者最高、社会运动次之）。这个理论解释了民主操练的框架，但它接纳的参与者有限，思路也不开阔。为什么民主不能真正成为男女老少的共同事务？与哈贝马斯唯心主义的、有限的诊断不同，近两个世纪的历史通常被认为是公共领域从被少数人独霸走向越来越民众丰富的过程，日益多样的交流类型使它越来越有活力。个体得到更多再现，这不仅归因于法律和契约化的发展，也得益于斗争取得的进步，得益于不断增加的表达的可能性。在布尔乔亚时代的公共领域，女人是缺席的（虽然也有例外——个别女性颠覆了世俗沙龙的男性再现机制），后来，在知识界、政治和性别诉求的推动下，才有了现在的女性主义。工人圈子被边缘化，引燃了19世纪末的工会斗争，罢工和游行如火如荼，与政府的谈判同时也在进行。从这个角度看，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1970）用“忠诚—退出—掌握话语”的模型描述公众表达不满的手段，堪称精辟。忽视被排斥团体的利益、认同和理由，就会导致他们掌握话语权（努力从内部促成变化）或退出系统（系统被彻底质疑）。私人空间、经济领域和信仰世界的诉求一直在某个公共领域里面，它们会通过最不直接的途径浮出水面。17世纪不是民主发生之前的空洞时代，而是矛盾的交流热火朝天的时代——因为缺乏政治抒发的途径，所以矛盾在文学领域里畅所欲言。研究天主教式微过程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尤其是米歇尔·德塞尔托，早就指出（1975），宗教既压制了舆论多样性，也通过永无休止的内部辩论（后来发展到外部）和偏激发展，促进了言论自由。20世纪，在东欧某些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教会甚至成了矛盾冲突的避难所；在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政治看似完全被宗教笼罩，其实这层面纱之下也有多样化的、冲突激烈的公共领域（女性也参与其中），而这个公共领域又对宗教统一政治的做法构成了威胁。[尼鲁费·戈尔（Nilüfer Gole），1997，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