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茜·弗雷泽眼中的公共空间

南茜·弗雷泽眼中的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调整后的视角还是念念不忘柏拉图的理性和给民主行动者排座次的想法（启蒙者在前，社会运动次之，依次排列）。如果民主在这个视角提供的框架内操练，那行动者和逻辑的可能性就太有限了。为什么民主就不能是所有人和每个人的事呢？与哈贝马斯理想主义的狭隘诊断相反，解读近两个世纪的历史，现在抓的特点是起初被个别人没收的公共空间逐渐获得日益丰富的民众色彩，活跃其中的交流也日益多样。法治和契约化增加了个体的再现，但这些重大进步的获得，以及言论自由的扩大，也是斗争的成果。女性在布尔乔亚公共空间的缺席（并非绝对，因为有些女性在沙龙里颠覆了男性主导的再现机制）发展出智识、政治（选举权）、性等方面的诉求，最终引出当代女性主义的种种形式。工人阶层被边缘化，是19世纪工会斗争（罢工、游行、动员口号以及与政府合作等形式）的主要动因。从这个角度来说，艾伯特·赫希曼（1970）提出的“忠诚—叛逃—夺取发言权”的生成模型非常贴切，描述了公众所掌握的表达不满的手段。忽视被排斥团体的利益、身份和理由，其最终代价就是话语权反而被他们掌握（从内部改变），或者是叛逃，脱离系统（系统因此被整体推翻）。私人领域、经济以及信仰领域的诉求参与到某种公共空间，可以借助最不直接的渠道公诸天下。17世纪不能被简化为民主爆发前的空白期，因为那一时期虽然政治领域的表达没有出口，文学领域的种种交锋其实已近沸腾（海伦妮·梅林， 1994）。研究去基督教化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特别是米歇尔·德塞尔托（1975）就明确指出，宗教一方面压制了舆论的多样性，一方面也允许这种多样性通过宗教内外无休止的派系辩论来表达。到了20世纪，在共产主义监护的某些东方国家，教会成了矛盾和对立的庇护所，伊斯兰教政治单一化的外表同样掩藏着可能对这种单一性构成威胁的公共空间（包括女性）的多样性和紧张冲突（尼鲁费·戈尔， 1997， 2000）。

女性主义学者南茜·弗雷泽提出的理论模型，可以与哈贝马斯的最能自圆其说、最有影响力的模型相媲美。她的学说受到了霍尔和福柯的启发，有力地指出如下事实，“多个公众从一开始就同时存在，而不是像哈贝马斯说的那样，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公共空间”比哈贝马斯想象的还要广阔，它包括了所有渴望获得再现的非布尔乔亚人士以及反贱民人士（contre-publics subalternes）。面对统治，这些团体处在一种半对立半协商的状态，它们运用一切可能的挑战形式（游行、示威、家庭讨论、志愿行动等），而未必遵从哈贝马斯所说的实践理性。继民族主义的公众、大众化的农民、精英阶层的女性和工人阶层之后，还有一大堆中心不一、利益各异的次级公众。在集体大动员催生了讲究政治和社会权利的社会之后，诉求就到了福柯所说的微观政治层面（后来乌尔里希·贝克用的是subpolitiques的说法），关注的是与身份有关的道德风范和相关影响。民主在构成民主的大大小小的空间里实行，通常是按照不同于哈贝马斯设想的别的方式。民主通过政治，也通过娱乐；通过议会里的斗争，也通过夫妻间人们知之甚少的私密生活。弗雷泽认为自己的这个观点比哈贝马斯的观点“阴沉”，但她实际上是希望自己更现实，传达出更具希望的信息：民主通过逐渐向次级公众扩大，让它们逐渐进入占主导的再现的空间（也还是要经历长久的污名化的过程），从而实现良好的运转。公共空间充满冲突，冲突最后可能走向妥协（不是共识）。公共空间的边界是不稳定的，根据再现、身份和利益的变化，这个边界在无休无止地被重建：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因为民主就是这个寻找共同意义的场所。公共空间最终既是多元化的（有次级反公众团体在场）、等级化的（占主导的公众企图限制更广泛的参与）、冲突的（次级反公众团体渴望解放）。据此，弗雷泽质疑了哈贝马斯的四个中心假设：

1.进入公共空间意味着中止社会地位的差别；

2.公共空间必须具备同质的、意见统一的公众；

3.公共空间里的言论的目标是为了集体利益，“私人”的问题应该被排除在外；

4.为了让公共空间良好运行，必须对国家和公民社会加以区分。

她提出的模型不否认国家、商业、民间集会等组织之间的区别，也不否认哈贝马斯贡献的公共空间范式模型的原则，但是对哈贝马斯的理想主义假设做了修正：

1.在公共空间里，有平行的集团，有次级反公众团体，它们明确表示自己的不同，与布尔乔亚的公共空间针锋相对；

2.竞争型公众的多元性、并行公众结成的网络，这些现象的普遍化，是在接近以妥协为基础的民主；

3.局部利益和“私人”问题的出现，使公共空间变动不居的轮廓得以勾勒：问题无界限；

4.国家与社会是分离的，但不是彻底分开的？：除了与代表的关系，还必须有直接民主和半直接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