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批评更具灾难性

后现代主义的死胡同

“后现代主义”批评更具灾难性。它部分借鉴了文化研究某些学者的灵感，同时也导致了文化研究的分裂。后现代的说法早在30年代就已问世，相关学者队伍十分庞杂（包括德里达、利奥塔等解构主义哲学家，鲍德里亚等前马克思主义者和前社会学家），但他们当时并没有团结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旗下，这个名词是后来才被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eric Jameson）推广普及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迷恋技术且被技术困扰、对进步怀有天真信仰的现代性使许多东西过时了，社会学也是其中之一。社会学谈的是秩序、身份、集体、目的或历史终极；而当代社会的中心特点是多种多样、相互矛盾的个体需要期待满足，在这样的社会里，似乎一切都在合力颠覆视理性为普世指导的霸权观点的权威：身份认同被稀释，历史被宣告终结，形而上根基的缺失有目共睹，只有缺乏参照的浮动话语还在苟延残喘。这种思路仿佛“向前逃逸”（fuite en avant），它走出了形而上学，也走出了马克思主义传统（那些假设和梦想一度被人拥抱，随后又遭人弃绝），最终也一样被解构，其预设也遭到了釜底抽薪的质疑[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97]。揭批现代性及现代性叙事，这本身就是一个陈旧的现代叙事，把它们从故纸堆里拣出来翻新的，是20世纪末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不再被视为公共生活的中心或集体理性的化身，他们无法忍受自己的降格，他们把自己对世界的经验和世界本身混为一谈。这种揭批把对技术的恐惧、对理性的失望极端化——技术和理性先是被唯心主义预设为对立，现在又被这个名为现代实为虚无的思潮抛弃。纨绔子弟式的知识分子时而洋洋自得，觉得自己反思了一切，在媒体四处散布一切话语皆无意义的观点，时而又大谈世界已经丧失意义、如噩梦般可怕的观点——这其实是想给世界一个统一的历史认知：我们进入了“后现代”。从许多方面看，这些说法并无新意，无非是19世纪生机论和悲观主义哲学的老调重弹。但是除了混乱和武断的构建主义，它对科学发出的警告值得认真对待，可以成为社会学的蜇针（aiguillon）。它嘲笑了自称可以统一个体和集体的冲动及方向的种种说法，表达了对研究主体的神话的解构，粉碎了社会科学往往过于同质的行动者的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