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悲剧的根本原因,回归奠基人：转向反思

回归奠基人：转向反思

社会学最终回到它的奠基人，同时发现批评并未使这个学科分崩离析，而是为其提供了滋养，从而找到了应对挑战的办法。第二章提到，社会科学的发展不是以某一种思想体系为核心的——连社会经验和现代性的定义，欧美之间都有分歧——这对评估大众传播的贡献也有影响。然后，社会科学在大洋两岸同时体制化，基本上遵循的是理性主义的路线，知识和被使用的概念与实践一起成为化石。功能主义、批判理论、场域理论和文化主义以各自的方式区分了社会和自然，同时也封闭了自然。不过，社会学在诞生之初就注意到了实践的多变性和社会创新，20世纪的思想发展也一直受此影响。汉斯·约阿斯（Hans Joas）通过对经典的深入阅读指出，最宿命论的学者往往不停地使用创造性的比方（马克思说的革命）或谈论不确定的问题（涂尔干说的道德创新），以免使自己的模型陷入自我封闭。

约阿斯避开了哈贝马斯对韦伯的解读，他分析了韦伯关于领袖魅力的文章，从中找出了韦伯的疑问，借此描述了理性化层层递进的步骤。韦伯把所有不能归入理性化、同时又似乎让集体生活重获新生的东西，都归入领袖魅力这一类。他的潜台词是，社会既不能被简化为价值，也不能被还原成个人化的可怕发展，但他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方法，所以才会把领袖魅力比作个人魅力的神秘力量。传媒研究以自己的方式延续了这个过程，指出了阅读行为、节目制作者和受众的无尽的多样性和冲突。有关讨论逐渐累积，最后由公共领域这一概念集大成，这个概念最初是哈贝马斯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提出的，后来被来自各方的多种思路进一步丰富。

有一些长期不受重视的学者从行为的复杂性出发展开研究。乔治·齐美尔是这方面的第一人，他认为从自然世界脱身是一种辩证法无法解决的矛盾动力原则。人类抽象的能力造成了客观世界（环境）与心理现实（思维个体的世界）的割裂，这种割裂未能促成厘清全部历史进程的高明理论，也没有导致两种自成体系的对立趋势之间的危险的、不可救药的分离（唯心/唯物、理性化/生活世界）。现实中时刻都有超出理论的环节，相关博弈亦由此而生。这一现象在当前的现代性状态下更是变本加厉，因为现代性通过货币普及、向城市集中、对存在加以数学式的智识化等做法，使距离化的可能性更加多样，也增加了主观状态和客观状态的多样性。即便是在同一个出现当中，人也可能一会儿是外部事物，一会儿又是意义的源泉。他们利用自己的本领，把自己无限破碎成小片，按照角色来自我建构，然后就居于这些角色当中，同时又不能被彻底定位成这些角色。与大多数欧洲学者不同，齐美尔没有从现代性的沸腾中得出任何实证的弱点或悲观主义，虽然他也认为当代生活令人疲惫，因为人被迫面临越来越多的相互矛盾的要求。如果文化悲剧确实存在（即人无法与自己巧合，同为主体和客体的矛盾无法解决），那么，这个悲剧也是日新的，是人类生活的源泉。接下来的推理与批判理论明显对立。阿多尔诺在媒介文化里看到的异化并不存在，或者说，异化一直存在于艺术生活甚至人类存在本身：异化描述的是与文化的关系。广义地讲，异化说的其实是一种不能永远依附的关系。齐美尔认为，与其说“异化”，不如说“客观化”，因为“客观化”的说法更规范、更负责——生活本来就是苦中有乐的。齐美尔的许多艺术研究体现了这些思潮，也暴露了他的社会学美学化倾向，不过他并不局限于此。

这种思路将主体从根本上切分成断面，主体在外化过程中、在客观化过程中创造自我——“我”可以跳出自身又回到自身，可以面对他人，不会被逐渐僵硬的社会永久性地捕获。这种思路提出的理论范式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众多学者围绕反思、经验和媒介化的概念加以阐发。与所扮演的角色拉开距离，于是反思就开始了。经验指的是社会化过程中来来往往的操作。媒介化是通过稳定社会形式，在主客体之间建立关系的持续的努力。个体卷入他们明知是结构化了的互动，但他们服从的形式实际上是互动的凝华，还可以不断摆弄和再造。这些理论元素，在埃尔维·戈夫曼的作品中已有提及。达尼洛·马尔图切利（Danilo Martuccelli，1999）认为，戈夫曼不仅是从事互动情境常量研究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也是提出反思的现代性的学者，“平等化民主社会的互动难题”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现代人与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格外有距离，同时还要服从所谓人人平等的要求。他们必须确保自己身份有序，妥善调整自我表现，以便维持互动的和谐。每个人都努力让自己符合“集体行为的框架”（戈夫曼更倾向于这个表述，而不是“社会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框架之一就是个体身份的持久性，同时还要定期接触一些“中间地带”（coulisses），在那些地方，自己和别人都重新变得不那么僵硬。

几十年来，结构主义和体系化理论也在探讨行为的创造性。阿兰·图雷纳的社会自我生产理论初步形成于70年代，这种理论有进化主义色彩，后来渐渐采纳了反对社会封闭的主体社会学。它强调主体包含一些不可和解的称谓，作为主体的“je”（我，主格）和作为客体的“soi”（我，宾格）的矛盾，可能表现为个体经历的痛苦或骄傲，也会表现为集体层面的长期斗争。现代社会明白，现代社会发明了分类，而不是发现了已然存在的分类，现代社会把政治这个不断重组的领域，变成了正义/非正义的规范不断出现和对抗的空间。当存在出现大的缺口时，就会表现为集体矛盾，集体矛盾是民主行为的条件和出路，而不是达到共识必须经历的过渡。阿兰·图雷纳起初更关注社会运动而不是微观政治，他还借鉴了存在主义和功能主义理论中一些相互矛盾的过时说法（受他影响，后人超越了这些说法），而且他似乎也不想让自己的论文指涉太广，但他依然是率先提出传播新观点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传播创造了一个共同世界，同时也没有把始终在变化的各种存在混为一谈：矛盾是使交流称谓可能的条件，不是不受欢迎的前提，也不是出人意料的结果。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1984；《现代性和自我认同》，1991）提出了社会构成的理论。吉登斯不想割裂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他既借鉴了布尔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结构既是行动的源头或资源，也是行动的结果），又吸纳了反思的潜力。个体总能追溯自己的轨迹，自我把握，哪怕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这种能力不是说在社会之外还有什么存在（齐美尔则极端地以为自我可存于社会化之外），而是社会自我生产的不间断努力，它有时会导致复制的失败：结构不是以外在的方式起作用，而是以内在生成的方式组成。吉登斯把反思的问题搬到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矛盾的层面，传统社会到处是面对面的日常做法，人与人之间未被距离化，个体的重点是从自己出发计算时间，重点却是空间，而现代社会发明了远距离传播的手段，位移和抽象普遍化，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剥离。我们这个时代本质上不是反思的，以前的社会永远不会反思（后现代学者正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思特征从现象上看更明显、更具有决定性。当代的关系越来越有传播性，这些关系按照线性的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也就是说，表现为从非本地化走向全球化。个体之间希望建立信任关系，协调远距离行动，这是齐美尔或戈夫曼的逻辑，现在这一逻辑应用到了结构性的反思。反过来，个体也发明小型传统，重新定位自己的行动，并且加入迂回曲折的心理体验和自我反思。

被汉斯·约阿斯称作反思行为或创造性行为的理论范式，自成型之后就一直影响着欧洲社会学。在美国的实用主义理论中，也出现了有力的表述。皮尔斯的三分法关注知识生产的根本的集体经验和话语经验，尽管他的理论暗含科学主义的论调。米德也接受了行为是传播的观点，他认为个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复数的存在，体现了多重期待的综合，正是这些期待影响个体，让他采纳角色，并通过角色回归自己，和别人一起构建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稳定的客体。创造性的居所就是身体，身体不只是个工具，而是社会性的重要场所，是“在自觉的目的性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约阿斯语）。杜威则研究了游戏规则永远被超越的总的后果。他认为，人类逻辑超出了规范生产和手段/目的关系的问题，在它的地平线上形成对立的，一边是未确定的项目，另一边是实际情境，手段与目的就交织其中。杜威支持的“创造性民主”的概念说明，社会学理论在摇摆中走向了普遍相互倚赖的新理论。根据新的理论，个体的多样性和个体内部的多维度一直在寻求表达，而且表达不是为了寻求一致，以便结束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