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民主的意义,政治重组的启示

政治重组的启示

在公民性发展变化或公共空间的语境里，电子民主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电子民主包含的乌托邦揭示了反思型社会中的个体表达出来的让政治和社会体制摆脱隔离的期待，虽然乌托邦想法其实也扭曲了这些期待。乌尔里希·贝克（1994，1997）指出，由于行动的全球化和结果缺乏外在性，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式和专家对知识的垄断就被取消了。讨论和决策走出了政府、议会以及其他民主代议制表达的传统竞技场。个体可以获得更多信息，以往这些信息往往是记者过滤之后交给他们的，个体开始质疑记者的功能和身份。中介依然存在，网络也没有消灭等级制，但是一方面中介的权威相对化了，另一方面中介的实践也在转变。詹姆斯·凯里（1999）认为，我们有权对中介提出更多要求，要求它们不再按19世纪的模式行事。个体的行动以新的方式进行，不再是以前那种群众被动员的方式，而是主动追求多元化和媒介再现，并且激烈程度不减。民主的边界轮廓不再清晰，微观政治诉求以及所有类似电视真人秀节目的身份反思与构建都应纳入更新的民主，而不是将它们与议会实践对立。

技术至上乌托揭示了在酝酿中持续建设民主的愿望（不同于直接电子民主的神话），但是没有给出有效应用电子工具的钥匙。“信息社会”的说法没有意义，“网络民主”不过是海市蜃楼，但这些笨拙尝试暴露的幻想也部分地参与了对世界的塑造。信息和传播这两个词很有意义，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它们意味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掌权梦或发财梦，而是让个人和集体充分张扬自我的期许，是深刻的民主，这个民主需要通过改善代议和决策机制来一步步构建，而不是等待某些技术扩散带来奇迹。

【注释】

[1]“媒介”一词往往让人联想到用来传递信息的技术手段和经济手段，大如广播、电视，小如电话、信件；也可指涉纯粹的传播技术，互联网动员了文字、声音、图像等资源。

[2]关于信息教学工具对教育的影响，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反复表明，这些工具并不能改善知识获取的过程，但是有时可能改善与教师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