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是广西最早先民

第一节　族称族源

一、族称

水书《九星诵读》里的“濉”字

二、族源

水族起源于何时，史籍上记载得不多，到目前为止，有比较确切记录的是《新唐书》：“抚水州县四：抚水，古劳，多蓬，京水。”《宋史》载：“抚水州在宜州南（‘南’字应为‘北’字），有县四：曰抚水，曰京水，曰多逢，曰古劳。唐隶黔南。其酋皆蒙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镇。民则有区、廖、潘、吴四姓。亦种水田、采鱼，其保聚山险者，虽有田，收谷粟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他处，无羊马、桑柘。地曰帚洞，五十里至前村，川原稍平，合五百余家，夹龙江居，种稻似湖湘。中有楼屋战棚，卫以竹栅，即其酋所居。兵器有环刀、摽牌、木弩。善为药箭，中者大叫，信宿死，得邕州药解之即活。”

水族的族源问题，说起来极其复杂，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主要有百越后裔说，殷人后裔说，江南迁来说，广东、广西迁来说，龙番后裔说，东谢蛮后裔说，土著民族说和源于古治水部族说等多种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百越后裔说和殷人后裔说。

（一）百越后裔说

百越，亦称越族或古越人，是我国东南和南部古代民族的名称。据史书记载，越族的祖先可能是华夏族，《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曾有“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的记载。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曾“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从此句可知，勾践自认与周是君臣关系。战国早期，楚悼王用吴起曾一度“南平百越”，而到了战国晚期，楚威王打败越王无疆后，越族开始“服朝于楚”，成为楚国的一部分。到公元前223年，秦国军队灭楚后，于第二年由大将王翦率军继续南进，夺取了一部分越地，建立了会稽郡。当秦王朝建立后，越人主要分布在今广东、广西、云南、福建一带。由于越人没有形成国家，只有部落或部落联盟，且族类甚多，故中原人习惯上把他们统称为百越。历代的史家和注家均一致指出百越民族分布在我国长江下游南北两岸的东南和南部地区，并且认为它不是单一民族的族称，而是多个民族的泛称，包括句吴、于越、东瓯、闽越、南越、南海、西瓯、骆越及滇越等部族，百越的典型文化特征是稻作农业、桑田纺织、青铜冶铸、造船行舟、断发文身等。

持百越后裔说者认为水族是由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来。水族古代先民离开广西的邕江流域，经今河池、南丹一带沿龙江溯流而上，往今黔桂边境迁移，逐步形成今天水族生活的分布态势。百越民族包括今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等说壮侗语族语言的民族。大部分学者认为，水族是百越后裔，由于居住地区的不同，唐、宋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梁敏根据语言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认为水族是世代居住在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起源于南方百越族群的瓯、骆或濮支系，与壮、侗等民族有同源关系；水语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据考证，浙江河姆渡和杭州跨河桥遗址都是古越人生息过的地方，河姆渡出土的有造船工地的遗址和干栏房的桩穴，还有稻谷遗存等物，经测定，已有7000年的历史，而跨河桥出土的比较完整的独木舟及其他器物，有8000多年的历史。从当时已有稻作及造船、建筑干栏房等工艺来看，越人离开蒙昧时期已经很远，语言的发展已经到了比较高的程度，才能组织人们进行造船和建筑等复杂的活动。广西发现有柳江人、麒麟山人、宝积岩人、灵山人等，说明距今5万～2万年以前，人种已形成，他们属蒙古人种华南支系。距今约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是广西地区社会大变革时期，原始农业、家猪饲养、磨光石器、原始聚落等文明因素都已产生。使用侗水语支语言的各族（当然也包括水族）先民都是骆越民族集团的一部分，原先就居住在广东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的西江流域和滨海地区。隋唐时，因为逃避自然灾害而沿桂江、浔江和柳江向西北迁徙到达贵州省东南部，然后再分散到湘、黔、桂三省边区各地，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侗族和水族。其中，也有一些人在广西宜山、罗城一带和环江县名叫茆滩的地方停留下来，逐渐发展成为仫佬族和毛南族。另外，还有一些人迁到贵州的平塘县、惠水县和荔波县等地，分别发展成贵州的毛南族、布依族。由于他们大都与当地的布依族杂居，语言、风俗、习惯也受到一些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确定民族成分时，被定为布依族。其实，侗、水、毛南、仫佬、布依等族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其语言中的基本词汇相同的很多。至于水族有些人的族谱、墓碑上说自己的祖先是从江西等地迁来的，那是个别人为官或经商至此，流寓不归而融入水族的缘故。这说明，水族是地地道道的西瓯、骆越民族集团的一部分，水族自古就擅长激水荡舟、江河捕鱼，是喜欢稻作，居住干栏的低地壮侗民族。水语中存在的一些与汉语具有语音对应关系的基本关系词，应该通通算作借词而不是同源词，如人、地、心、马、父、牲（牲畜）、公（祖父）、媾、坟、墓、笔、墨、纸、天干地支、数目字等等。对于水族的水书，认为是民族分化之后才创制的。理由是居住在黔桂边境各县的一些族群，如毛南族、布依族的风俗习惯、语言等跟水族都比较接近，它们之间显然是有亲缘关系的。这些族群的先民可能是同一时期或先后从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滨海地区迁到黔桂边区并分散到附近各县，在与壮、布依等其他民族长期接触之后而形成目前差异的。但这些族群都没有水书之类的古文字，所以水书是水族从古百越族群母体中分化出来成为单一民族之后创制的。水族等壮侗民族发源地就在我国广东的西南部、广西、贵州西部和云南东南部。^[1]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高路加在《广州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关于水族来源的探讨》一文，该文在总结诸家论述的基础上，从传说、语言、信仰、风俗、文献五个方面对水族族源进行探索，赞同今天的水族是由古代百越族群中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来的单一民族，原始居地应为今广东、广西相连的沿海地区。^[2]

铜鼓文化是百越文化的象征，在水族人民的生活中，凡重大的节日活动、亲友团聚、丧葬仪式等，都离不开铜鼓。在古代，水族还把铜鼓看作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在水族的民俗故事、传说中，有关铜鼓的内容也比较多。例如在《端节的由来》中说，水族人民过端节时，开展赛马、敲铜鼓、吹芦笙、唱歌等娱乐活动。在远古的时候，水族百姓背着铜鼓，扛着锄头犁耙，挑着家什，成群结队逃荒，经广东、广西，逃到了龙江上游的地方。在《铜鼓的传说》中说道，铜鼓能够降龙，使水族人民在端节时才能渡江过河，得以团聚；铜鼓还能伏虎，保护水族人民的安全；铜鼓斗败犀牛，使庄稼得到丰收，这都说明了铜鼓在水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水族是我国古代铜鼓文化的创造者之一。骆越是古代百越中的一支，所以水族民俗故事、传说中关于铜鼓的内容反映出了水族和古代骆越的源流关系。

秦汉以前，岭南一带聚居着许多部落，如西瓯、南越、骆越等，与东南沿海的其他诸越统称为百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兵50万进军岭南，遭到西瓯、骆越的顽强抵抗。当时越人“皆入丛薄中……莫肯为秦虏”。他们凭借山林险阻，出没无常，到处袭击，使秦军受到重大打击。后来秦始皇派史禄开通灵渠，保证秦军的军需供应和后继增援，到公元前214年才最后打败了越人的武装力量，统一了岭南，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设官治理。在这次抗秦斗争中，由于战争的影响，水族先民被迫带领子孙溯龙江而上，逐渐往黔桂边境迁移。汉初，统治者忙于整顿内地的封建统治秩序，无力顾及西南边疆。魏晋以来，南中战乱频繁，但在谢氏统治下的水族聚居地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战争影响较小，经济得以持续发展。隋唐之际，水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史料记载，今水族聚居的东谢地区，“地方千里，人口殷实，土气郁热，多霖雨，稻粟再熟”，粮食产量有较大增加，百姓有了较多余粮，能够用来酿酒以供节日喜庆之用。这些都说明了水族先民自秦代迁入黔桂边境以来，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在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的前提下，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已逐渐形成，于是，水族作为单一民族正式形成了。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唐贞观三年（629年），东谢首领谢元深朝觐，唐以其地置应州，授元深为刺史，隶黔州都督府。同时在应州下置都尚、婆览、应江、陀隆、罗恭五县（除陀隆外，全是今天的水族聚居地区）。唐开元元年至二十九年（713～741年）又置莪、劳、抚水等羁縻州，抚水州下辖京水、抚水、多逢、古劳四县（即今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和贵州荔波县一带）。宋开宝三年（970年）以后，在水族聚居地区先后设置荔波、陈蒙、合江、抚水等州。这些便是水族正式形成的历史明证。^[3]

（二）殷人后裔说

抗日战争后期，张为纲、岑家梧等著名学者到黔南荔波、三都等水族聚居地区进行水族地理分布、水族来源、风俗志、水族妇女生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开创了外地学者研究水族文化的新局面。1942年，社会学家张为纲先生到荔波水族聚居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后在当时的《社会研究》第36期上发表了《水族来源试探》一文。从水族的姓氏、文字、迷信、歌书四个方面，推出“今之水家，盖即殷之遗民”的观点，水族是东夷系一种，其先居东海之滨最久，武王灭商，其先随箕子东至朝鲜，继迁山东，由山东而江苏，而江西，最后到今日之贵州。^[4]

由潘朝霖教授和罗春寒博士撰写的《中国水族文化研究》一书“水族史话”部分则在充分阐述水族经历牙娲造人、洪荒遗民兄妹再造人烟和自然崇拜与祖宗崇拜结合的鱼图腾——鱼的传人等神话及现实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结合水族诸多文化特征，进一步推测出水族古文化的发祥地应该在中原睢水流域及豕韦（现在的河北）一带。滥觞于睢水及豕韦等地的水家古文化，尽管经历了殷商亡国的劫难，南迁百越之地寻求生存发展，并打上了百越的文化烙印，后来又避秦患，辗转溯流而上到龙江、都柳江上游地带生息，但是一直保留着“睢”“人睢”自称及诸多相关的文化特质，保留着夏商周文化的诸多文化因子。水族人饮睢水，成睢人，水族至今保留着众多殷商文化因子，如：创世神仙名号相似；水书与甲骨文、金文有渊源关系；水语是遗存中原古语音的活化石；水书历法与“年”字的本义谷熟也相符；水族喜欢马，在端节有跑马习俗……上述事例说明睢水是水族文化的发祥地，处于夏商周文化圈中。睢水，是因为古代自称“睢”“人睢”的水家先民发祥于此而得名，又因睢水的显著地理特征巩固和加深了“睢”“人睢”的社会影响，这是从地因人而得名到人因地而显扬的发展轨迹。睢人住在睢水，睢水流域资源养育睢人，这就是形成了水族群体数千年来永远不变的族称“睢”“人睢”的根本原因。水族对民族自称“睢”的认同，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唯有族称的认同，才能谈得上民族的存在和发展^[5]。

石国义编著《水族村落家族文化》一书中，“以文化视野对水族源流问题的新探索”章认为：水族自称“睢”，汉字译为“水”，尽管在历史上汉文文献上称水族“水”“水苗”“水家苗”“水家仔”，但水族仍万古不变地自称“睢”，“睢”字的读音与水族自称从古至今没有丝毫变化。通过对“睢”“睢阳”“睢县”“睢阳郡”“睢宁”“睢园”“睢氏”字词的历史考察，作者惊讶地发现有多处“睢民”“睢人”的记载。根据“睢氏，赵大夫采食于睢邑，因以命氏”的逻辑推理，水族的主要氏族是睢地生息繁衍而来。^[6]

水族是骆越的后裔，这是大家都认可的史实，何光岳著《百越源流史》一书认为：骆乃越的一支，历来被认为是广西土著民族；其实不然，它起初由两个不同的民族结合而成，即骆人自黄河南迁到江南后，与早已由黄河迁到江南的越人群体中的一支结合，逐渐形成骆越。骆人系出自黄帝之后的任姓，越人则为夏禹之后。^[7]作为殷人后裔的水族先民骆人和越人结合，形成骆越，使水族打上骆越的文化烙印。水族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迁徙：一是殷商亡国后自中原向南迁徙，与越人结合形成骆越；二是秦发兵岭南后骆越由南往北向今黔桂交界地区迁徙。也就是说，早在夏商时期，水族先民就生活在中原睢水流域及豕韦一带，是当时王朝的贵族，司掌朝中的历法和祭典。殷商晚期，周王朝兴起，出兵伐商，殷商子民面临劫难。殷商灭亡后，周朝建周于伊洛之间，东周平王又迁都洛邑，迫使水族先民放弃故地，离开发祥地睢水，踏上艰难的南迁之路。他们经湖北、湖南到广西一带，作为殷人后裔融入南方古代的百越族群中，与百越民族共同生息了800余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发兵50万攻打岭南，三年之后征服了这片地区。由于战乱，水族先民举族溯流向北进行了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到龙江、都柳江上游的黔桂交界地之后，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休养生息环境，逐渐发展成为单一的民族。唐朝建立后，推行开明兼容的民族政策，于百年之间就在水族生息地区如现在的三都地区设置都尚县，在恒丰地区设置了婆览县，羁縻莪州、劳州、抚水州等，水族作为单一民族在政治上得到了承认。从此以后，大部分水族人民就在这些地区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

（三）江南迁来说

水族有些姓氏传说祖籍来自江西、江苏、湖北、湖南、安徽等省。此说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元明时期逐步推行土司制度，明清时期又推行改土归流制度，特别是明代推行的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的政策，水族聚居地区迁入一些汉籍军士及商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今三都县烂土张姓土司。当征剿结束之后，随军士卒被安排到一定地区去驻扎防守，并与当地水家女性成婚，入乡随俗，完全融入水族社会之中，成为水族不可分割的部分。三都县水龙张姓几个村寨就是其例证。这些落籍安家的汉人懂汉语、识汉字，便把祖籍之地告诉下一代，但过了一两代就不用汉语交流了。其他村寨的一般民众无从辨析祖籍的由来，认为既然都是水族，祖籍应当一样，相互传袭，流传较广。这可能就是江西迁来说、江南迁来说的主要依据。

笔者家族于1985年辑录了三都县水龙拉佑韦氏家谱，内容如下：“木音韦氏源流。原籍江南省镇江府人民，于宋朝，于湖南省，移宝庆府安抚司住十二哨。湖广侬智高反叛。先祖随狄青军带队征剿，有功劳于国，后至洪武开辟，贵州省随各，宪征剿奖励加职。我祖人在广西分别，长房陛广西太平府世袭思陵州土司。二房世袭凤山司。三房世袭安定司。四房落业长安镇远宁州。五房世袭思恩县。三位祖人来独山州北街一甲。三位祖人生十余祖人，长房仍住独山州北街。二房住坝率。三房住白。四房住巴林。五房住巴绵，六房游十六水卖花线顶敬鲁班师祭斋沐浴。七房居古州三塘。八房居住整吕。九房居住秉礼。十房居住乔商千家寨。十一房居住排桃。十二房居住利朱。十三房居住利杀坝塞。十四房居住甲报广西南平州。同我祖人共祠各有分别。六房游十六水名公苗月湧虽定论腊。一梨住交梨；二造住套头；三马住拉佑居具美（一铜，二梨，三哀住古坝）；四掩住各洛；五钳住各抹；二容用否，三言岩脚古某；一尿（生八名）（农有丑干，欲零交玩）乡住古卡；二房公黎（一庸住甲对）；公否二辽蜜中桃伏潘包绝种。三丑住大寨古甘；都江交德韩姓。”韦氏原字辈：“有仕启登朝廷国，正治定安邦”；现字辈：“洪应登朝廷，国学仕启文，祖宗恩泽厚，广大发英雄”。拉佑韦氏，人口在两万人左右。古某寨一共两个寨子，根据祖公1985年口述，两个寨子里的人都是祖宗“帝”的后人，人口大约350人，传到“学”字辈，一共13代人。如果按一代30年计算，大约有400年的历史。侬智高反叛，狄青军带队征剿的事，查历史文献，马端临著《文献通考》记载：“仁宗皇祐五年正月戊午，狄青败侬智高于归仁铺”。宋皇祐五年（1053年）到明洪武元年（1368年）共315年，大约10代人。清张廷玉等撰《明史》记载：“思陵州，宋置，属永平寨。元属思明路。洪武初，省入思明府。二十一年复置思陵州。二十七年，土官韦延寿贡马及方物。宣德四年，护印土官韦昌来朝，贡马，赐钞币。正统间，贡赐如制。其界东至忠州，西北至思明，南至交阯。”韦延寿、韦昌都为韦姓，可见族谱所记的事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江南省，清顺治二年（1645年）置，康熙元年（1662年）改置江苏、安徽两省，习惯上仍称这一地区为江南，苏州，旧属江南省。说明族谱写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至康熙元年（1662年）间。但我们知道，1645～1662年回过头去记近三百年前（1368年）的事，甚至六百年前（1054年）的事，除非有世传的书面记载，否则这种记载最多也就是一种传说的转写罢了，其可信度是值得我们推敲的。清高宗敕撰《清朝通典》载：“镇江府，初属江南省，康熙六年分属江苏省，领县四丹徒，附郭，丹阳金坛，溧阳（初属江宁府，雍正二年来属）。”族谱上“六房游十六水”说明韦氏先人到贵州时，贵州已经是水族聚居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拉佑地区的韦氏都认为自己是韦、韩二姓后人，是韩姓先人在打仗时，与韦姓交战，对方只看到旗帜上的“韩”字的半边“韦”字，认为是兄弟，停止交战，因此韩姓先人把韩姓改为韦姓。族谱上“都江交德韩姓”，不知是本来就是韩姓，还是后来根据传说而改的韩姓。

江南迁来说在水族民间流传甚广，主要来源于水族中几个大的姓氏的族谱和某些志书记载。据说水族蒙姓来源于安徽凤阳，是朱元璋时来贵州平蛮夷留下的，传最初居住在独山城南，后迁至三都阳安乡。另外，《独山州志》和《独山县志》则都记载独山蒙氏原籍“江南”省镇江府，宋代来到现在的水族聚居地区。《陆氏族谱》中称：“吾家自汉初受封，徙居吴郡……一千余年”，“（唐末）五季乱，其次孙曰德晟遂避居于黔南之南宁六邑”。《潘氏本源》中亦称：“潘氏始祖毕世居吴西，即江西省九江府德安县城内十字街，民籍正化。”此外，杨、石、王、吴、莫等水族姓氏，也有流传说来自江西、湖南、湖北或者广东、广西等省区，并说由于征战才迁移过来。然而，有学者认为这些所谓的族谱是封建社会水族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民族歧视，为能够有资格参加科考自编自撰的。不管怎样，族谱都是家族或者民族历史有力的一种旁证。江南迁来说透露出来这样的信息：水族大家庭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不断吸收了其他一些民族（包括汉族在内）的成分。

（四）土著民族说，东谢蛮后裔说，龙番后裔说以及广东、广西迁来说

持土著民族说者认为，水族定居于黔桂边境、龙江上游两岸已达一千年以上，是当地的土著民族。追根溯源，是岭南越人的一部分，可能由广东、广西沿海，溯西江、黔江、龙江而上。此说据水族先民由两广北迁至现今住地的年代可推断，于公元前221年之后，秦发兵岭南，造成水家先民大规模迁徙历史。唐贞观三年（629年）在水族聚居地区设置都尚县、婆览县，天宝年间（742～755年）又设莪、劳、抚水羁縻州。抚水州是唐王朝认定水家为单一民族，并作为安抚的主要对象而设置的行政建制。从秦发兵到抚水州建立，其间就有八百多年的历史，这恰好使水族形成单一民族有充分的发展时间。抚水州建立于唐开元年间（713～741年），到现在一千多年。也就是说，不是水族先民刚迁到该地就建立抚水州，而是有此前的八百多年发展，因此，水族居住生息在现今一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土著民族说还从“十六水”的流传、水家迁徙古歌谣、语言、墓葬及众多习俗现象加以论述。土著民族说认定水族先民由两广迁入现今居地漫长久远的历史。因为，从秦发兵岭南，导致水族先民由两广百越之地迁到现今住地一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生息长达两千多年的民族共同体，当然可以称为土著民族。另外，还有人提出水族先民是古夜郎僚人的一支，其主要居住地在今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地区。水族是古夜郎土著之一部，后在西汉中期夜郎国亡国后，自今云南东部迁到现在的贵州黔南州东南境，也有少数仍居原地和散迁贵州各地。^[8]

东谢蛮后裔说由邝福光先生提出。他根据《赤雅》《史记》《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等文献记载，从语言、水书、节日、丧葬等方面所反映的历史痕迹进行探索后，得出结论，今天三都地区水族的先民就是唐代的东谢蛮，又说：“水族先民源于中原实行不同历算法的列国或部落”。据《新唐书》记载：“西爨之南，有东谢蛮，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宫獠，西连夷子，地方千里。宜五谷，为畬田，岁一易之。众处山，巢居，汲流以饮。无赋税，刻木为契。见贵人执鞭而拜。赏有功者以牛马、铜鼓。犯小罪则杖，大事杀之，盗物者倍偿。婚姻以牛酒为聘。女妇夫家，夫惭涩避之，旬日乃出。会聚，击铜鼓，吹角。俗椎髻，韬以绛，垂于后。坐必蹲踞，常带刀剑。男子服衫袄、大口裤，以带斜冯右肩，以螺壳、虎豹、猿狖、犬羊皮为饰。有谢氏，世为酋长，部落尊畏之。其族不育女，自以姓高不可以嫁人。贞观三年，其酋元深入朝，冠乌熊皮若注旄，以金银络额，被毛帔，韦行滕，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时，远国入朝，太史次为《王会篇》，今蛮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写为《王会图》。’诏可。帝以地为应州，即拜元深刺史，隶黔州都督府。又有南谢首领谢强亦来朝，以其地为庄州，授强刺史。建中三年，大酋长检校蛮州长史、资阳郡公宋鼎与诸谢朝贺，德宗以其国小，不许。诉于黔中观察使王础，以州接牂牁，愿随牂牁朝贺，础奏：‘牂、蛮二州，户繁力强，为邻蕃所惮，请许三年一朝。’诏从之。”所记东谢蛮的地理方位、生活习惯及酋长姓氏与今天水族的现实毫无二致。

持龙番后裔说者据《宋史·西南诸夷》记载认为水族为宋代西南龙番氏的后裔。《宋史·西南诸夷》记载：“西南诸夷，汉牂牁郡地。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置牂牁郡。唐置费、珍、庄、琰、播、郎、牂、夷等州。其地北距充州百五十里，东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无城郭，散居村落。土热，多霖雨，稻粟皆再熟。无徭役，将战征乃屯聚。刻木为契。其法，劫盗者，偿其主三倍；杀人者，出牛马三十头与其家以赎死。病疾无医药，但击铜鼓、铜沙锣以祀神。风俗与东谢蛮同。隋大业末，首领谢龙羽据其地，胜兵数万人。唐末，王建据西川，由是不通中国。后唐天成二年，牂牁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人来朝。其后孟知祥据西川，复不通朝贡……至道元年，其王龙汉遣其使龙光进率西南牂牁诸蛮来贡方物。太宗召见其使，询以地里风俗，译对曰：‘地去宜州陆行四十五日。土宜五谷，多种粳稻，以木弩射獐鹿充食。每三二百户为一州，州有长。杀人者不偿死，出家财以赎。国王居有城郭，无壁垒，官府惟短垣。’光进之说，与前书所记小异，故并叙之。上因令作本国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声，良久，数十辈连袂宛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询其曲，则名曰《水曲》。其使十数辈，从者千余人，皆蓬发，面目黧黑，状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毡裘，以虎尾插首为饰。诏授汉宁远大将军，封归化王；又以归德将军罗以植为安远大将军，保顺将军龙光盈、龙光显并为安化大将军，光进等二十四人并授将军、郎将、司阶、司戈。其本国使从者，有甲头王子、刺史、判官、长史、司马、长行、傔人七等之名。”民国年间胡羽高和万大章两位学者据“询其曲，则名曰《水曲》”认为这是对水族先民的一个记载，我们认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首领谢龙羽”“风俗与东谢蛮同”，因为水族目前还有谢姓。这里描绘的包括东谢蛮在内可能是水族先民的一部分。

广东、广西迁来说主要根据水族的历史传说而得出，水族起源的故事和传说中，大意是：远古时代，祖先住在酷热的海边，以鱼为食。由于水旱灾接连而至，他们便顺着红水河而上，到达岜越山，在石崖和草丛中居住下来。这一时期，女性和男性先后掌管群体的管理权。由于不堪烈日的暴晒，他们又迁往气候宜人的岜虽山，建造房屋，垦荒养畜，过着定居生活。之后，一些带着铜箭铜弓的异族来侵犯，祖先只得向北迁移，先后经南宁、庆远、南丹，到达贵州，最后在群山环绕的岜容定居下来。以后人丁兴旺，子孙遍布九阡、三洞、恒丰、永康一带。水族人民就在这片土地上长住下来了。从以上的简述可清楚地看到水族的迁徙路线：沿海→岜越山→岜虽山→岜容→九阡、三洞等地。岜越山究系何地，难以确考，而岜虽山北上到南宁，然后才是庆远、南丹等地，就此推断，岜虽山应在广西境内南宁附近的邕江流域。可见水族的早期居地与邕江有关，水族祖先来自广东、广西是有道理的。另外，水族聚居地区广为流传的古歌说出了水族先民从广东、广西迁来贵州的经历：“古父老，住在西雅，发洪水，四处散开，在广东做不成吃，在广西积不起钱，哥随红水河上去，弟沿清水河下来，中间公，渡过彼岸，到贵州，养育后代。”持广东、广西迁来说者认为水族是魏晋南北朝时西江下游的俚僚，与秦汉时代的西瓯、骆越有密切关系，唐宋之后他们的祖先沿西江而上，到达今天的水族聚居地荔波、三都、独山、都匀等地居住，逐步形成今天的水族。^[9]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比唐宋时期更早，即邕江流域正是古代骆越活动的地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发兵进军岭南，受战乱的影响，水族先民被迫沿龙江溯流而上，经今广西河池、南丹等地向北迁徙，移居黔桂边境，由此开始从骆越的母体中分离出来，逐渐向单一民族发展。

（五）源于古治水部族说

蒋南华、蒙育民所撰《水族源流考》^[10]通过对历史典籍、民俗风情及水书、水历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和考证，水族是六千多年前就已生活在中华大地荆楚江淮地区的一个勤劳、坚毅、果敢、勇为的古老民族。其祖先就是帝喾高辛时期曾经担任“水正”和天文法要员的共工。

韦章炳著《水书与水族历史研究》认为，水族人自命的族名“睢”，早已有之，“人睢”是“水人”之意，当起于共工治水时代。“水人”就是“治水者”，这才是水族的原始称谓。后来唐人称安抚“水人”之州府为“抚水州”，这里的“水”字当因此而得，“水族”这个称谓是意译，而不是音译。这种说法主要因水书“金、木、水、火、土”中的“水”念“sui³³”，与水族的自称一致，这种说法把时间推到五六千年前的史前时代，缺乏足够而确切的历史记载，我们这里很难评说。

三、有关“水人”的历史记载

上述关于水族族源的种种说法，各有一定依据，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唐、宋之际水族已经基本形成。由于缺乏确切的历史记载，唐、宋之前的水族历史大都为历史推测，由于各种说法矛盾而相左的地方颇多，很难确定哪一种说法让我们深信不疑。我们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得知历史上曾经对“水人”进行了记载。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中有一段文字记载，很多史学家都认为是对日本“倭人”的最早记载，写的是当时日本的民俗，除了文中提到的“水人”以外，根据水族目前的风俗习惯至少有以下几点特别一致。

其一，文中“今倭水人好沈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当今水族好捕鱼，喜欢鱼，人所共知，从养鱼、捕鱼，到祭祖、节日、待客等重大活动无不与鱼相关，这一点是很一致的。

其二，文中“父母兄弟卧息异处”，当今水族，不仅夫妻不同床，而且年龄大一点的子女都得有自己单独的卧室，这一点是很一致的。

其三，文中的“手食”，当今水族人特别喜欢糯米，一般来说，吃糯米，或者吃其他可以直接用手拿食的东西，则肯定直接用手吃，这一点也很像。

其四，文中“其死，有棺无椁，封土作冢。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这一点，水族也是一样的，人死的时候，只有棺材，而椁是古代套于棺外的大棺，这是水族没有的。人一死，由于普遍相信水书，停丧期限是不定的，有的几天，有的十几天，更有甚者几年都有。人死，其族人是不能吃肉的，陆地上的动物的油也不能碰（水生动物除外），其他非族人当然可以歌舞饮酒。这一点是极为一致的。“持衰”实际上是“持哀”，水族家中的孝子，一般“持哀”三年，不饮酒，更不能在家中划拳作乐，不近妇人。取消一切娱乐活动，以示其哀。三年除服，方能一切如常。有学者认为按水族习俗，在老人去世后，未下葬前，丧家家族都忌荤吃素，但不忌鱼虾等水产海鲜，并以鱼为必需的祭品，在盛大的节日，祭祀和宴客时，鱼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可能是水族先民在滨海地区生活的遗俗。

其五，文中“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坼占兆”，水族可以说是极其相信占卜的一个民族，每事必卜，从出生到生命结束，占卜时时相伴，事事相伴，并深信不疑。

其六，“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人性嗜酒”，一般来说，男女老少坐在一起吃饭再正常不过，男女没有必要分开坐。人性嗜酒，大概是整个水族的一大特点，大部分都喜欢喝酒。水族人民对酒的钟爱，也是水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多学者对水族人民喜欢饮酒这一点也大书特书过，岑家梧教授在其《水族仲家（布依族旧称）风俗志》中对新中国成立前的水族饮酒风俗有过描述：“水族几乎每餐必饮，宾客来往，不饮不欢，酒量极大，且喜慢饮，往往宴客一席，至半日之久，主人须频频劝酒，至客人力辞或醉乃止，主人若不劝酒，不足以表敬意，客人若不力饮，人必说其傲慢。普通宾客，备蔬菜三四种便可，宰鸡杀鸭为上席，杀小猪为上上席。水族最爱食火锅，在夏季也要围炉宴饮。”^[11]

其七，文中“其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春耕秋收为年纪”，水族民间不分春、夏、秋、冬四季，只分春、冬，即“盛”“nho¹¹糯”两季，春天相当于“春天”和“夏天”，冬天相当于“秋天”和“冬天”。至于水书中的四季之分，在民间口语中并没有，这一点也是一致的。

其八，文中“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目前水族聚居地区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但过去我们所见到的家庭中，仍然有一夫多妻的现象，特别是富有人家和没有男孩的人家，一夫多妻制在水族聚居地区并不受到世俗的谴责。

其九，文中“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语言的某种意思可能长期存在于其语言之中，汉族的“诺”“然诺”，目前用“可以”“好”等意思来表达，比如“我们走吗？”回答“可以”，也可以回答“好”。用“噫”（i³¹，ji⁵¹，通常前面为具有鼻音的零声母）来表示“可以”“好”是水语目前仍广泛使用的一种用法，例如，“我们走吗（daau¹¹paai¹¹dje³¹）”，可以用“噫”（i³¹）来直接回答表示“好”“可以”。日语一般表示“行”“可以”时则用“hi”表示，用“yi”表示的很少，特别是在口语中。如果用“yi”，后面还要用“tes”，即使用“yites”来表示“行”“可以”的意思。语言上的一致，可能暗含着某种特殊的意义。也就是说文中描述的“水人”可能与今天的水族有某种直接的联系。

文中的“水人”显然是指住在水边的人，“好沈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这种习俗在水族中也是常有的，水族人善于养鱼捕鱼，并且以鱼为上等佳肴在年节端节上供奉给祖先，有学者甚至认为鱼是水族的图腾。“黥面文身”是越人的典型特征，水族与越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现在水族文身的习俗很少，但越人文身在黎族中还是极为常见，文中“所有无与儋耳、朱崖同”一句，说明与海南岛等有一定的关联。基于以上种种文化的一致性，我们有理由相信文中的“水人”可能描写的是到过日本的一部分水族先民的一种风俗和生活方式，可以说日本曾经是“水人”的故乡。时为三国时代，与魏国通驿，并奉贡朝贺，“魏以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到底这里的“水人”是否就是水族的部分先民，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前文描述殷人后裔说时，张为纲教授认为：“水族是东夷系一种，其先居东海之滨最久，武王灭商，其先随箕子东至朝鲜，继迁山东，由山东而江苏，而江西，最后到今日之贵州。”^[12]这也是有道理的，也许水族先民迁到朝鲜后，进入日本，然后南下江苏，最后经广东、广西到贵州也是一种可能。同时，《汉语大词典》对“水人”一词也做了解释，说“水人”是东汉时期交州的俚人。这涉及方方面面的论证，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就此作罢。

通过以上的历史查证和论述，我们产生一种感觉，东汉时期作为越人的俚儿的“水人”生活在我国交州之地，而三国时代，“水人”又生活在日本，是不是有一部分“水人”东渡日本，或者只是纯粹的巧合，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水人”在东汉时期已经生活在东南沿海一带，他们的船渡技术可能相当高超，也可能是在南越时期渡海而去，《魏略》：“倭人自谓太伯之后。”《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吴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吴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太伯无子，但其族人还是有的。文王演《周易》，而水族聚居地区流行的《连山易》，可能也是文王的大哥太伯所作。最近我们到水族聚居地区调查，听到一种说法，说水族、汉族、苗族原是三兄弟，都有文字，而后由于涨大水，三兄弟一起过河渡水，汉族把书放在头上，过河之后书完好无损，苗族将书放到肚子里而没有保留好，而水族则将书放在嘴里，水书损失大半，有的还粘在一起，形成了反书。这个故事可能说的是上古某个时期的事情，因为水书与《周易》密切相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日本的“水人”来自朝鲜的殷人后裔箕子的某个部落，朝鲜和日本相距不远，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元脱脱等撰《宋史·食货上》载：“昔武王克商，访箕子以治道，箕子为之陈《洪范》九畴，五行五事之次，即曰‘农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货为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国家之政兴焉。”说明箕子对九畴是极为熟悉的，据专家考证九畴就是水书的九星，它是水书的重要内容之一，与《洛书》内容相当，到后来演变为数学中的“九宫格”，数字横加、竖加、斜加之和都是15。总之，综合以上不同的观点和我们对史料记载的分析，我们认为水族可能是古时东夷的一支，其先住在豕韦或者睢水或者潘水一带，然后经过沿海地区逐渐南迁，或者经过朝鲜或日本再逐渐南进，经山东及江浙一带，再进入广东、广西直至目前的聚居地——贵州南部，在迁徙过程中逐步融合其他民族成分或者不断与其他民族接触交往融合。唐、宋时期，设立了“抚水州”，说明水族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已经形成。但我们也相信，任何一个民族的形成，都不可能是单一来源的，民族不是血缘氏族，民族的形成可以不断融合同化不同群体或不同血缘氏族的发展结果，不一定能够找到其最终的发源地和原始的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