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传播“精神人格”弱化的原因

一、“精神人格”弱化

主持传播的人格化及个性化特征使大众传播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对传播的人际性的回归，主持传播所营造的“面对面”的模拟人际传播状态更使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主持人与受众已由原来界线分明的传受关系转换为对等交流的朋友关系或“自己人”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以往传播者那种居高临下、刻板生硬、家长式的传播方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主持人轻松、自然、平易、活泼的朋友式传播，这使得人们在选择接触和接受主持人的意见性信息时少了一些防备心理，在感情上更乐意接受。正所谓“只有当受众感到传播者在态度上是与自己平等时，才会激起愉快的情绪，传播才能有良好的氛围，对受众的引导才能有效地进行”。

然而，愉快的情绪、轻松的氛围固然可以促进良好的传播关系，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持传播的权威性。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与印刷媒介比较起来，电子媒介的权威性不可避免地要略逊一筹，这是因为出版物的空间物质性可以使读者能够远离作者，从而增加作者的权威性，电子媒介因为对这种空间物质性的成功解除而大大降低了作者的权威性⁽¹⁷⁾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创立者马克思也看到了作者写文章署名，与读者发生联系可能导致的精神人格的弱化及其为作品所带来的客观性和权威性的下降。他说：“因为这样（指不署名——作者注）一来，读者在自己面前看到的就不是说话的人，而只是所说的事，那时读者就摆脱了作为经验人而存在的作者的影响，而仅以作者的精神人格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¹⁸⁾ 事实上，英国《经济学人》也一直坚持采取匿名制，因为他们发现“匿名制使编辑成为刊物真正的仆人，而不是主宰，从而给予了刊物惊人的思想和原则”。⁽¹⁹⁾ 的确，当主持人完全被受众当成是自己的好朋友，与观众完全熟悉之后，主持人所发表评论的权威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当崔永元平民化的形象以及他平易、幽默的个性在受从心中生根的时候，受众其实就很难把他和他说的话与严肃、权威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一些受众无法接受他在迎接2000年大型直播活动中呆板的主持风格和形象的原因。

主持传播不如传统大众传播（尤其是印刷媒体传播）权威，在中国也许还有着独特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长期受“空口无凭、立字为据”以及传统的“敬惜字纸”思想的影响，中国人一向对白纸黑字确信无疑而对口头说出来的东西不以为然，所以，一旦社会上出现什么重大变动，整个社会需要权威意见来引领舆论时，在能够选择的多种信息渠道或传播方式中，人们首先可能会想到要看看报纸的社论，尤其是像《人民日报》这种大报的社论（社论一般不署个人作者真名），而不是想听听某个主持人，尤其是某些尚未建立起强大个人权威的主持人怎么说，这其实也是主持人不能完全取代播音员的原因所在。即使在国外，印刷品的可信性似乎也一直居于首位，如《娱乐至死》一书的作者也曾提到：“直到今天，尽管作家还是各具特征，一般人仍相信印刷出来的东西。”⁽²⁰⁾ 从这个角度来看，主持人在以亲切、平等的姿态成为受众的“自己人”时，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权威性不足的缺陷。当然，主持传播的这种精神人格的弱化也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事实证明，一些经验丰富、阅历深厚、对某些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主持人，同样也可以通过个人权威来提升其主持传播活动的精神人格。

主持传播“精神人格”的弱化及其所导致的传播的权威性不足，也与主持传播本身所包含着的人际性因素有关。主持传播作为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爱情结晶”，虽仍属大众传播，但实际上已具有了鲜明的人际传播特色，这些特色固然可以改变传统大众传播的制度化传播特点，拉近传者与受者间的距离，促进大众传播的效果，但也正是浓郁的人际化特色使主持传播具有很强的人际传播的特点，如传播的随意性，传播中包含大量冗余信息等，对传播本身不利。举例来说，一条由播音员播报只需5秒钟即可完成的信息，如果用主持传播的方式传播，则可能不止5 秒，如果还要加上许多主持人语气助词等附加成分的话，所需时间更长，这正是有人把主持人理解成仅是改掉播音腔、多说废话的播音员的原因。在实践中，主持传播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如有的主持人为了取得“越自然越真实”的传播状态，将主持传播完全视为私人间的人际传播，全然不顾自己作为大众传播者的身份，不仅浪费有限的媒介资源，而且不被受众接受。虽然主持传播是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结合的产物，但其毕竟还是大众传播，这种误把所谓原生态的人际传播当成主持传播的做法既是对主持传播的误解，也是造成主持传播权威性下降的原因之一，从事主持传播的人对此不能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