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功能的主要表现有哪些

第二节　权力的功能

政党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所掌握的公共权力与国家和政府的公共权力有所不同，发挥的功能也不一样。政党掌握的公共权力是非实务性权力，政党公共权力的功能主要是意志表达、价值导向和行为干预，具有间接性、渗透性、务虚性。

由于执政方式不一样，各国执政党公共权力的功能有强有弱，对高等教育公共事务的作用力也大有差别。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在高等教育公共事务管理上所发挥的巨大功能，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能比得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教育方针

教育方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教育事业当作是党的事业，把确立教育方针作为指导教育事业的重要方式。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员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1939年5月，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中提出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7］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确定教育方针更加受到重视，其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保证教育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首次全面阐述了党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些思想后来被糅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完整的教育方针。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规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转变指导思想，调整教育方针，并适时将其转化为国家的意志，推动依法办教育。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强调“整个教育事业必须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方针的基本精神，后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5年以立法形式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成为国家的教育方针。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中共“十六大”报告阐明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一次把“为人民服务”纳入教育方针，体现出“三个代表”的思想，也更完善地体现出国家教育的公共服务性。

2.控制意识形态

“一定的意识形态，具有使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政权体系合法化，维护政治统治与政治秩序的特殊功能。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集团成员所共有的认知体系，是‘社会内聚力的一个先决条件’;它促进政治集团的团结和稳定，如葛兰西所指出，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统一中，它可以起到‘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8］高等教育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极为重视高等教育的意识形态作用，只不过是重视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因为高等教育培养未来国家发展的知识精英和国家的统治者，是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场所，是思想和文化的生产场所。即使在高唱自由的美国，“在大学内部的些许自由空间仍是小得可怜，根本不足以对制度产生真正的威胁。一旦异端观点过于强大，就要展开清洗行动，正如麦卡锡时期臭名昭著的黑名单”^［9］。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一致性。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说过:“美国的利益不可能轻易与其价值观割裂开来。”^［10］这就是美国人对意识形态的基本立场。

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以及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瓦解，都使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高等教育中也形成了一整套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做法。例如，在高等学校的课程中规定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内容，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实行马克思主义指导，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网络，等等。毋庸讳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党的领导人对于政治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采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大的失误，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中存在着过度政治化的现象，混淆了政治与学术，挫伤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极“左”思潮被清算，学术环境越来越宽松，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起伏，又造成了新的反复。意识形态控制作为执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有效而又有利于学术发展，是一个仍须好好探索的课题。

3.进行战略决策

对高等教育发展进行战略决策，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执政过程中，对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战略举措、公共政策等重大事项，进行关注，适时决策，并将其转化为政府的高等教育行政活动，这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性安排。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执政活动更加成熟起来，对高等教育的战略决策也取得了更多的实效，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一系列关于教育的决定可以见证这一点。

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8项高等教育的重大改革任务:改革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三级办学、科类结构调整、建设重点学科、教学改革、改革助学金制度、后勤社会化。这些改革的推进使我国高等教育开始真正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焕发出活力。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教育发展的总目标和战略方针，明确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主要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与地方、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与中央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经过10年的改革，一个崭新的体制初步建立起来。20世纪末，党的最高层对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决策，如“985”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扩大招生规模等，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突飞猛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的战略决策怎样更加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合法化，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的今天，高等教育涉及千家万户公众的利益，涉及国家的长远发展，情况更为复杂，制约因素多样，战略决策难度更大，这对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考验。

4.实施组织领导

通过组织措施来影响公共组织机构，从而贯彻党的纲领和主张，左右管理事务的走向，是政党公共管理的又一功能。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公共事务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3个方面来实现的，组织领导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组织领导最主要的方式，是向国家权力机构以及其他公共组织推荐干部，推荐人选担任大学的行政首长和党委领导人。这些人选经过法定程序或者组织章程得到认可，执掌公共事务，可以使党的高等教育方针、政策有效地得到贯彻执行。组织领导的另一方式，是在国家权力机构以及公共组织设立党的组织，参与其公共事务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