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制度是学术管理的重要工具

第五节　制度规范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创新知识，实现创新知识的基本前提是学术活动遵循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它应当通过制度化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样才能保障学术活动的正常秩序。学术制度是学术管理的重要工具。在现代大学的学术管理中，存在着许多违背学术发展规律的情况。何中华指出了我们常见的一种现象，即工业管理的逻辑被不恰当地移植到学术管理上来。它表现为一种“工程”思维，其最大特点就是“工具理性+实用目的”，人们把学术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一个一个的“工程”。“其实，即使按照工业管理的尺度，现在统治学术管理的也只是那种最为原始的‘泰勒制’，即把调动人的积极性变成一种‘驯兽’式的奖惩游戏。这究竟是对人的颂扬还是对人的贬低，我们不得而知，但它对学术的伤害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将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何中华还提到，分工协作的做法也被照搬到学术领域而受到鼓励，无论申报课题还是出版著作，都搞大兵团作战，这种策略“恰恰违背了学术本身的内在逻辑，因为学术研究乃是一个最为私人化的领域”^［24］。如果说工业化管理、计划管理不恰当地被移植到学术管理之中，那么市场化管理的移植则代表了另一种倾向。赵磊指出:“眼下风头正盛的‘量化’管理制度设计(规定学者每年必须完成多少数量的论文)，恐怕已经步入了严重的误区。把学者‘当猴子来看管’，用管理企业的办法来管理学术，只能导致大量的‘重复生产’、‘重复建设’，且多半是‘低水平重复’。为了满足数量的要求，学术创新必然异化成抄袭剽窃和克隆复制——在量化管理的标准下，想不抄袭、不复制恐怕都不可能。用行政化、衙门化、公司化的办法来管理学术，除了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假学者’、‘伪教授’，以及规模和块头越来越大的‘学术泡沫’外，我实在看不出它还有什么积极作用。”^［25］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就是学术管理缺乏科学的制度。

顾海兵曾经对我国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现行的学术管理制度进行过尖锐的批判，认为它“依旧是集权式的”，“抑制了学术的自由、学术的发展，背离了我们应该遵守的国际学术惯例”，其具体表现是:学术委员会造成了少数教授对多数教授权力的剥夺，研究生导师遴选造成学术垄断和特殊利益阶层，重点学科与研究基地成为行政权力的筹码，学科带头人与跨世纪人才及院士评审制度成为学术不正之风的源头。“中国的学术界已经存在严重的不公正、不公平、不公开问题，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败学症’，已经出现了相当的腐败，这已是社会公认的事实。在这种高频率、大面积的不良现象的背后，说明我们的现行学术管理制度含有严重的设计缺陷，说明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一套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已经成为一套不好的制度。”顾海兵特别强调:“由于集权式学术管理制度其负面影响呈现无形性、长期性，其历史又较长，因而要摒弃它会面临相当的阻力。但是，如果不早日摒弃，则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会受到实质性伤害。”^［26］

在学术管理制度中，学术评价制度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核心制度。学科要评审、课题要评审、聘任要评审、晋升要评审、考核要评审、检查要评审、成果要评审，如此等等，都少不了学术评价。然而，由谁来评价、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用什么方式来评价，却是大有文章可做。比如说评价的主体，就牵涉到谁有资格担当评价者、在什么范围中选择、通过什么方式和程序选择、人数的多寡等一系列问题。又如评价的标准，就牵涉到是定性还是量化、是统一还是多元、重绩效还是重过程或发展、重当前还是重长远、重全面还是重方面、重综合还是重特色，如此等等。再如评价方式，就牵涉到外部评还是内部评、公开还是不公开、票决还是唱决，以及诸多程序性问题。一个好的学术评价制度，不仅要有确定、正确的学术价值取向和民主、公平、公正的原则，而且要有科学的、周密的设计，否则正义就可能消弭在笼统的原则中。就我国大学的学术评价来看，普遍的制度短缺是最大的矛盾。这种制度短缺并不完全是缺少某种制度规定，而是缺少具体的可执行、可检查、可监督的规定。缺少细节的制度，不过是一种宣言，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

制度的绵密可以说反映了制度化的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制度应对的主要是普遍性问题，学术管理还要充分考虑到特殊性的存在。学术研究实际上是一种高风险的社会活动，越是高层次的探索、越是前沿性的探索，越具有风险。谁也不能保证探索能够成功，巨大的成功往往是建立在无数的失败基础上的。制度要有利于学术创新，就要具备足够的兼容性，保护学术工作者的创造精神，保护他们的独特个性。电影《美丽的心灵》讲述了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纳什的故事，纳什因为精神疾病10年不能正常工作，但普林斯顿大学却能够容许他的存在、保留他的职位。这就是恰当的制度弹性所体现的学术精神、人本精神。

制度并不是万灵药，规范的形成同时也需要道德自律。学术工作者并不是天然的道德君子，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存在学术不道德现象。它是一种腐蚀剂，违背学术的基本精神，对学术研究有极大的危害，所以一旦发现，就会遭到强烈的谴责。近一个时期以来，学术失范行为、学术不端行为在我国有泛滥之势，有人甚至以“学术腐败”来指称这种现象。制止学术不良行为，净化学术风气的呼吁，引起了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于2004年6月制定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但人们对这一《学术规范》也提出了质疑。杨玉圣强调指出，这个《学术规范》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契约，不是一个行政文件，而且学术体制问题是根本性问题，现在的学术体制的确有“逼良为娼”的味道。邓正来认为，当下的学术腐败实际上有其根本的学术体制原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低水平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学术体制，学术管理体制直接制造了学术的混乱［27］。从大学学术管理的层面来讲，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思的。制度、体制、规范各个层面综合治理，才可能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