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帝反封建斗争

第一节　反帝反封建斗争

在历代封建王朝和统治阶级沉重的剥削压迫下，水族人民无数次掀起英勇不屈的反抗斗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尉屠睢发兵50万进军岭南，遭到西瓯、骆越的顽强抵抗。水族先民就曾同壮、侗各族的先民一起，“皆入丛薄中……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英勇奋击，曾在一段时间里，大败秦军，并击毙秦军主将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后来秦始皇派史禄开通灵渠，保证秦军的军需供应和后继增援，到公元前214年才最后打败了越人武装力量，统一岭南。秦统一岭南后，置南海、桂林、象三郡，设官治理。以后由于战争的影响，逐步迁入今黔桂边区一带，汉代属于且兰国统治的范围。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王朝攻灭且兰。汉河平年间（前28～前25年），汉王朝攻灭夜郎，迫使“旁二十二邑反”等事件中，水族先民可能也参与过这些反抗活动。魏晋南北朝以来，南中变乱，政治隶属多次变动，南北朝的统治者，无不加紧对包括水族先民在内的南中各族人民的压榨剥削。当时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一定不少，可惜史料缺乏，我们今天无法一一具体加以叙述了。

据《史记·南越列传》《宋史·南蛮传》《明史·土司传》等记载，唐、宋时期，封建王朝实行羁縻制度，水族人民一方面受着中央王朝的民族歧视压迫，另一方面又受到本族封建领主的阶级压榨剥削，苦难日益沉重，因而不断掀起反抗斗争。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王朝派转运使俞献可、平州刺史曹光明自宜、融等州（今广西宜山、融水），进兵水族聚居地区，追斩殆尽，迫使水族首领蒙承贵“面缚诣军自首”，并献血立誓，永不反叛。于是宋王朝又强迫水族纳器甲刃五千数，迁处汉地者七百余口。宋庆历四年（1044年），宋王朝派转运使杜杞出兵镇压环州（今广西环江县）的区希范和荔波洞的蒙赶，宋军使用诱降结盟手段，在结盟酒中投放毒药，先后将区希范及蒙赶等人拿下后，竟极端残酷地诛杀入盟者78人，将区希范、蒙赶尸体剁为肉泥，并把他们的肉分给各洞，以警告各洞，缋其五脏为图传于世。这在宋朝历史上是极为不光彩的政治事件。这些事件固然是由于封建领主向外扩张所引起，但在宋王朝“追斩殆尽”，大量牵连诛杀，甚至醢尸缋脏的残酷屠杀下，必然波及水族群众，激起水族人民的英勇反抗。

元、明时期，封建王朝利用土司制度，加紧对水族聚居地区的统治，民族歧视和剥削压迫更进一步加深。于是水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更是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明宣德七年（1432年），烂土土司辖属化从寨农民在韦翁同的领导下，进行了反抗土司的斗争。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安宁土司杨辉强占苗族农民土地，残杀人民，激起苗族人民的激烈反抗，烂土等地水族人民起来响应和支持。明弘治二年（1489年）烂土农民乜富架领导包括水族在内的各族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多次打败明军，明王朝不得已派镇远侯顾溥领兵八万前来镇压。起义群众坚持战斗四年之久，直至明弘治七年（1494年），乜富架惨遭杀害，起义才被镇压下去。关于这些起义斗争的记载虽然十分简略，但统治阶级大量增派重兵和不断增屯设堡的事实，反映出矛盾斗争的尖锐激烈程度。到了明朝末年，由于农民的不断反抗和地主经济的发展，动摇了土司统治。如烂土土司辖区内拉墙一带的农民，反抗土司暴虐，不断进行武装起义，围攻司署。土司为了维护其统治，曾借兵于南丹土司进行镇压，然后将这一带让给南丹土司，但终因农民不断反抗，最后只好改隶于独山州流官。

清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水族人民的统治，在土司辖区内增设了流官三脚屯州同，并把原属广西庆远府的荔波县改隶都匀府。同时，从城镇到乡村普遍建立了“营”“汛”等军事机构。清雍正以后，在水族聚居的都江、古州境内沿都柳江一带，驻扎大量兵马，连年不断地调兵转饷，强派民夫。同时，为了弥补镇压各族人民的靡费和准备新的镇压资本，强加在各族人民头上的赋税愈来愈重。在水族聚居地区，地丁税按里交纳，既派之后，按人分摊。官吏催收地丁税时，如狼似虎，有些穷人为应付税款，卖掉了仅有的一点田土。到19世纪初期，在大河等地区已出现拥有万挑田的大地主，有的地区甚至农民的土地已被强占，而田赋仍归农民缴纳，造成富者有田无地税、贫者无田有地税。如荔波县因战乱廒册散失，粮额按里分担。许多贫苦农民由于无力缴纳“皇粮国课”，只好背井离乡，四散逃亡。

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英勇的水族与邻近的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掀起了无数次反抗清朝统治者和民族内部剥削阶级的斗争。清康熙二年（1663年），荔波知县胡苍睿等一批赃官，在赴任途中就被水岩的水族农民全部消灭。从此以后，清政府派去荔波的官吏，“莫不心怀畏缩，裹足不前”，都借寓于庆远府城，不敢到荔波理事。特别是在清政府以武力推行“改土归流”的过程中，从雍正六年到八年（1728～1730年），都江及夭坝等地的水族农民，便联合苗族农民一道，同封建统治者进行了长期顽强不屈的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为了填补巨额的对外赔款和鸦片贸易引起的财政亏空，不断地增加捐税，尤其是“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到道光、咸丰年间，地丁税已增加到5两4钱，有的甚至趁机敲诈，增至8两、10两不等。地主阶级、高利贷者和官府的超经济剥削，更加重了水族人民的负担。加之政治上的强化和军事上的不断围剿，如在都江设立通判，在三脚屯建立州同，把荔波城邑由时来里迁至蒙石里，并砌筑门洞石城，改筑都江厅的土城为石城，并到处设立营汛堡卡，屯兵弹压。逼得劳动人民无法生存，怨声载道，扼腕相机行事，酝酿着即将来临的起义风暴。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爆发，天地会成员大头羊张钊“在黔桂边区起事，逼近荔波南界”，荔波受到极大震动。咸丰二年（1852年），朱亚狗聚众万余人在广西北部和荔波毗邻的思恩起义，并攻下了思恩县城。咸丰四年（1854年），独山丰宁下司的布依族首领杨元保率领布依族农民向丰宁上司发起攻击，进而围攻独山县城，揭开了贵州“咸同起义”的序幕。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兰花教首领罗光明、罗天明在上江起义，攻破都江厅和三脚屯，随即进军荔波三洞里，并派部将徐多福领兵进九阡，协助潘新简领导的农民起义。

水族聚居地区出土的太平天国钱币

潘新简因为受不了剥削压迫，又为打抱不平惹怒官府而遭到追捕，更增强他反清抗清的意志和决心。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水族人民在潘新简、覃朝刚、吴邦吉等的领导下，鲜明地提出了“不缴粮，不纳税，打倒清朝享太平”的口号，在九阡竖起了水族人民反清起义的大旗，围歼荔波知县蒋嘉谷镇防九阡的一队团练。荔波属内的莪蒲、三洞、巴容、羊安、水婆等里的水族人民以及瑶庆、瑶台、方村等里的各族人民，群起响应。起义的烈火席卷了大半个荔波县，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万余人。随即联合古州“七十二寨”的苗族、侗族起义军围攻荔波县城。在这次战斗中，水、苗等族起义军密切配合，在水错一带击溃了清军5个营，击毙知县蒋嘉谷、外委吴帮瑞等大小官员十余人，声威大震。

清咸丰八年至同治五年（1858～1866年），太平军由广西进入黔南，给各地起义军很大鼓舞。起义军首领潘新简与太平军别遣队余诚义、黄金亮以及都匀柳天成，都江罗天明，下江朱老波、潘老冒、潘阿六和独山魏老双等领导的苗族、汉族和布依族各路起义军积极配合，互相支持，转战于荔波、独山、都匀、三合、都江、八寨、麻哈、古州、下江以及广西的南丹、思恩等地。

清同治五年（1866年），水族起义军首领潘新简与苗族起义军领袖张秀眉派遣的部将高禾、九松等率领的起义军配合，再度攻克荔波县城，委任周朝量为县令，潘新简被推为辅德王，此为水族农民起义军的全盛时期。其间，水族起义军在运动战中，经常与各族起义军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战果一次比一次辉煌。并且在与各友军转战南北的斗争中，水族起义军始终坚持以九阡为根据地，在九阡设立王府，封王建制，颁发朝纲，建立农民政权，威震黔桂边区。在起义军控制区内，王府张榜废除苛捐杂税，保护商贾通商安全和利益，活跃了市场贸易，深得人民拥护。起义军所到之处，平时压在人民头上的清廷官吏和地主，大都被消灭或逃走，广大人民在起义军的组织领导下，“战则为兵，散则为民”，官兵一来，就集中抵抗，官兵一去，则散作农耕。有时抓住战机，袭击要隘守城，使清军疲于奔命，或“困守孤城，不敢出战”。荔波县所属的十六里，除羊奉里外，全部被水族起义军所控制。

在起义军节节胜利的同时，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清政府抽派大量军队由湖南、广西、四川进入贵州，特别是席宝田率领的配备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装备的湘军，采取“节节扫荡”“犁穴歼渠”的方式来对付起义军，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掳掠，企图“剪蔓除根”，更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男女老少全部投入战斗。在长期苦战中，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匮缺，水族起义军开始由优势转为劣势。

同治六年（1867年），黔桂大道被清军打通，洞塘、翁昂和巴灰等据点也相继失守，水族起义军退出荔波县城。此后，潘新简率起义军多次主动出击，顽强苦战，力挽危局。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清守备李泉源攻羊奉里板抹民屯，潘新简领兵救急，击毙游击郑家恕和守备金德明，打退清军。三月，清政府向起义军招降，潘新简恨其行骗，令羊奉、水利两路义军奋勇追杀，游击邹玉林、守备董用威被起义军击毙于巴灰里。十月，荔波知县高荃乞请广西总兵孔宪隆派兵增援，起义军被迫退出巴灰里。

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广西巡抚苏凤文和贵州巡抚曾璧光合力派12个营兵力，由广西副将潘其泰和总兵孔宪隆统率，会剿水族起义军根据地九阡里。这时九阡已陷入重围，毫无外援，起义军处境孤立。潘新简亲率起义军拒敌于十里长坡，双方激战，炮声震响百里之外，起义军死伤惨重，镇德王吴邦吉被俘，师爷潘有伦、白文秀壮烈牺牲。清军攻入九阡，将起义军分割包围。潘新简率领勇士坚守帽盒山、猪场坝、石板寨、梅采山寨等最后几个据点，顽强抵抗。孔宪隆率众清军包围，并行文张榜悬赏重金缉拿潘新简。同年五月，起义军弹尽粮绝，伤亡惨重，潘新简不得不率其身边近卫勇士数十人杀出重围，逃走下江，打算联合下江起义军，以图恢复大业。不料，由于叛徒出卖，潘新简以及潘正贤、石彭、潘玉通等27名起义将领被清总兵孔宪隆所俘，押解赴广西桂林惨遭杀害，潘新简遭五马分尸惨刑。在潘新简英勇就义之后，水族人民仍与邻近的各族人民坚持反清斗争，持续达3年。潘新简领导的这场水族农民大起义，坚持18年之久。这次反清斗争，不仅表现出水族人民英勇顽强的抗暴斗争精神，而且表现出他们清醒的政治头脑和革命胆识。同时，在斗争实践中，水族人民与各族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兄弟般的战斗友谊，谱写了民族团结的光辉篇章，他们的英雄气概和伟大业绩永垂史册。

这些反封建斗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虽然都先后失败了，但相同的命运和共同斗争，却使各族人民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进行的每一次反抗斗争，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推动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推动着水族社会一步步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