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学西迁后的数学教研室时期 (1956~1966)
1.国务院决定交大迁西安
1955年初朝鲜战争虽已结束,但国际形势仍然紧张。国内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为巩固后方布局,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安地区的工业建设的重大发展,国务院决定交大“内迁西安”。于是,交大在西安争分夺秒地开始了新校园的基本建设,用以落实高教部的通知要求:“交大在1956年、1957年两年内分批全部西迁”。并保证1956年在西安招生和准时按教学计划进行教学。
2.迁校初期
第一批西迁师生员工的名单于1956年1月10日公布。第一批赴西安的教职工及家属专列开往西安新校区安家。交通大学的许多著名教授,学者为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建设大西北,踊跃报名西迁。如数学教研室的张鸿教授,他毅然携病妻弱女,同许多教授一起到西安,以满腔热情,不分昼夜地投入紧张繁重的建校工作。
迁校初期,张鸿教授担任副教务长,主管西迁部分的教学工作,还承担了一个大班的高等数学教学工作。徐桂芳教授和陆庆乐教授当时除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分别担任一年级办公室主任和数学教研室主任的行政工作。在这些老教师们敬业精神的带动下,一大批青年教师也都全力以赴地投入教学工作。马知恩教授在回忆当时数学教师教学工作时指出:“当时的教学工作在现在是难以想象的,每个青年教师要辅导4个小班,每周必须听课6学时,每周每个小班上4学时的习题课,共16学时,作业要求全部批改。1957年时高等数学采用笔试加口试方式,每个学生口试20分钟,我当时所教的运输起重系大班共有7个小班,在炎热的夏天连续口试了11天。交大工科数学课程建设的成绩和声誉就是当时的教师们在老教师们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精神的带动下,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开创的。”
3.回忆西迁初期
1957年7月起,交大(西安部分)设置11个系,其中有应用数理系,系主任为张鸿。设置有应用数学专业,朱公谨任应用数学教研室主任。
1963年毕业于西安交大应用数学专业的校友吴兴宝回忆:“作为应用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我格外怀念当年为创办母校应用数学专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一级教授朱公谨先生。公谨先生继承了哥廷根的传统,决心把母校的应用数学专业办出自己的特色。他瞄准了数学物理方向,强调这个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受到严格的数学训练,而且还应力求扩大知识面,因而把理论物理、四大力学列入了教学计划。这样安排,当时全国还是不多见的。”
1964年毕业的校友屠规彰回忆:“当时母校数学专业与国内许多高校相比,无论在师资还是在资料设备等方面都显得薄弱。但在当时担任系领导的赵富鑫和徐桂芳教授的勉励督办下,数理系办得十分兴旺。学生们个个学习努力,教师们人人治学严谨,强调抓基本功的训练,并强调与工程方面的结合。因此历年来数学专业的毕业生基本功扎实、动手能力强,颇得用人单位的好评。”
张鸿(右)辅导学生
交大西迁初期部分数学教师合影左起为王景容、石建成、陆庆乐、马知恩、叶维平
屠规彰还在纪念文章里写道:“在这五年里,予我印象最深的是游兆永和祝颂和两位老师。游老师讲课深入浅出,分析透彻。我至今还记得他第一天来我们班上课时,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等着上课铃的情景。有一次我做参考书中题目时,为一道难题所困惑,他借给我一个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了许多难题的精巧解法,都是他为教学目的准备的,这一步步精细的逻辑推理予我启迪极深。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祝颂和老师,他当时教我们泛函分析。他讲课时,抑扬顿挫、有声有色,十分吸引人。在他影响下,我在校时几乎翻遍了当时泛函分析的中文参考书。”
以上的叙述,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当时交大西迁初期一批数学教师感人的形象。张鸿、朱公谨、徐桂芳、陆庆乐、游兆永、祝颂和、马知恩、沈黛云等代表了赴西安数学教师为交大西迁作出了贡献。
4.交流教改经验
当时,交大(上海部分)数学教研室在原来教学工作相当繁重的情况下,同样以艰苦创业的精神,在颜家驹、唐济楫等的带领下,数学教师程极泰、刘国庸、杨翠莲、曹敏谦、吕华等,努力完成了为学校工科各专业开设《高等数学》和《工程数学》的任务。在此期间,数学教师也十分重视教学改革,总结教学经验。数学教研室(上海部分)主任颜家驹在《交大教学与科研》(1958年)上发表题为“高等数学教学方法上的一些体会”的文章,论述了“关于精简问题”,“深入浅出”,“鲜明本门课程的特色”,“重点突出”,“讲辅合作”等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范荣良也发表了文章,论述了搞好数学教学中辅导工作的四个环节(答疑,质疑,批改作业,习题课)的体会。
徐桂芳(中)辅导学生
1959年6月,交大(上海部分)教务处负责人还率领数学课教师和其他几门基础课、基础技术课教师一起赴交大(西安部分)与有关课程教师交流教学改革经验。
1959年7月以后,两校虽分设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但两校数学教师在关于学科的发展、数学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交流和联系没有间断,相互鼓励和促进。
5.逐步加强和充实师资队伍
在支援西迁过程中,上海交大数学教研室也逐步对师资队伍进行加强和充实。1958年,孙增光教授从南京航空学院调入交大数学教研室。王嘉善、刘景德等分别从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调入交大数学教研室。从1956年到1959年期间,毕业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数学系的青年教师夏道祥、袁公英、朱有清、杨绮玉、胡毓达、刘振周、谢如彪及裘义端、金增锋、顾振达、黄国峰和吴登益等充实到数学教研室。同时,1957~1959年期间,学校从造船系、机车系等本校工科专业学生中遴选徐高钺、陆心杰、李重华、张克邦、何焕熹等提前毕业来到数学教研室参加教学工作。1960年前后,又有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数学系遴选了青年教师孙涌泉、卢霞玲、孙薇荣、沐定夷、范伟民、颜钰芬、张美英及武霞敏、张建元、张福康、叶介英、雷英彦和陈大新等充实到数学教研室。当时,他们精力充沛,认真勤奋地投入教学工作。他们的教学工作安排得很满的,白天听大课教师上课,承担几个小班的习题课和辅导课,晚上还到教室为同学答疑,结束后,有的还要赶到图书馆看书,进修提高。以后,他们大都成长为数学教学方面的骨干。
6.继承和发扬老交大教学传统
1961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之,教育部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强调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这一时期,学校在贯彻“高教六十条”的过程中,对老交大教学传统进行了提炼总结。1950年代后期,数学教授、主持学校教学工作的副教务长张鸿首次将广大教师的教学实践经验归纳总结为“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9个字。1957年4月,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北京召开的“研究学制改革问题”座谈会上,肯定了交大“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的教学传统。这个讲法在交大师生员工、校友以及社会上开始广为流传。
1962年9月,学校教务处编写的《学习讨论高等工业学校教学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简报(一)》,介绍了“老交大的教学传统”。这份简报是根据国防科委的要求写的。1962年初,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听取两弹一箭的专家学者对高等教育的意见时,一些权威包括交大毕业的专家对聂帅说:“老交大教学基础厚,要求严;老交大门槛很高。”国防科委主管学校的领导对正在北京开会的教务处负责人范祖德说了上述情况,并要他回校后调查老交大教学方面的好传统。为了写好这份《简报》,教务处邀请老教师座谈老交大在教学上的传统以及如何继承的问题。
交大数学教研组全体教师留影(1962年5月1日)
左起
第一排 卢霞玲 陈迎秋 夏道祥 范荣良 吕 华 谢衡中 杨翠莲 刘景德 唐济楫 孙增光
刘国庸 王嘉善 胡召循 程极泰 章学仁 曹敏谦
第二排 胡毓达 孙涌泉 顾振达 孙薇荣 俞俊善 吴登益 雷英彦 徐高钺 刘振周 陆心杰
叶介英 朱有清 胡鸿钊 张建元 袁公英 黄国峰 郭伯麒
第三排 武霞敏 雷良性 颜钰芬 杨绮玉 金增锋 陈玉田 陈大新 李重华 丁士豪 张克邦
张福康 李君士 茹银海 谢如彪 何焕熹 张培华 金蟾明 裘义端 李谋拔
数学教研室的教师为了把老交大的教学传统真正落实到教学工作中,认真按照“教学为主,质量第一”的原则,努力实施当时上海交大提出的“教学十七条”。教研室开展了一系列的教学法活动,如组织集体备课、讨论大课、辅导课、习题课的教学实施方案等。教研室加强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组织青年教师读书进修和业务考试,上课前进行试讲,通过后才能上课,并安排有经验的老教师指导,使青年教师迅速成长起来。为配合各项活动,教研室安排张福康编辑出版了“数学工程”的黑板报。
这一时期,高等数学课程还按照精简、更新、加深的精神,制定了大纲,编写了教材、习题集,通过实践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为探索大学数学教学中与中学之间的紧密衔接,教研室还安排范荣良等老师到交大附中任教,进行调研。
1964年2月,上海交大向教育部上报了本校参加数学课程教学经验交流会代表王嘉善及有关经验资料时,介绍了王嘉善的教学特点。王嘉善授课有“三不怕”:一不怕学生提意见,二不怕不够用(少而精),三不怕学生看不懂(不讲的内容指定学生去看)。他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教学,抓住教学基本环节经常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特别注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千方百计保证学生学习的基本内容学透学牢,做到了“全面负责,关心学生学到手”。
附:《上海交通大学纪事》中关于理学院数学系的内容
1957年7月6日 彭康、张鸿、徐桂芳等飞往西安,与西安师生员工一起讨论贯彻迁校新方案。
1957年8月28日 任命交大(西安部分)应用数学系主任:陆庆乐;应用数学教研室主任:朱公谨;交大(上海部分)数学教研室主任:颜家驹。
1957年11月30日 高教部批准晋升职称:晋升3位教授,其中有徐桂芳。
1957年 交大校友吴文俊、汪菊潜、钱学森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8年3月 人事处通知,数学教研室主任颜家驹因病休养,主任由唐济楫代理。
1958年3月14日 校务委员会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基础课教学部,由金悫教授任主任。
1958年3月 交大(西安部分)学术委员会成立。学术委员21人,其中有朱公谨。
1958年6月 教务处出版的《交大教学与科研》第6期发表数学教研室的文章“高等数学的教学情况—和解放以前旧交大的对比”,该文认为:现实的教学计划和方法中属于教学内容的广度方面有了改变;讲授的内容深度加深了;布置学生课外作业方面照顾到学生的文娱生活和其他课程的吸收,以增进健康。
1958年8月6日 由邓旭初为首的45人代表团参加了上海市召开的科研跃进工作大会。代表团成员有顾振达。
1959年4月 上海交大学术委员会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为23人,其中唐济辑为委员。
1959年6月 交大(上海部分)教务处负责人率部分基础课,基础技术课(数学,物理,工程画,理论力学,机械原理)教师共6人,赴交大(西安部分)交流教学改革经验;苏庄副校长接待并询问了上海部分教改情况。
1959年7月31日 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1959年9月12日 市高教局转发教育部《关于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独立成为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以及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提道:“朱公谨教授待应用数学专业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去上海交大。”
1959年9月30日 国庆前夕,数学教研室创制成功模拟式电子计算机。
1961年6月12日 学校教育质量调查组提出调查报告《关于高等数学教学情况》,称:1960年高等数学课程按照精简、更新、加深的精神,制定了大纲,编写了教材,通过了一年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体表现在反映了最新成就,加强了与生产实际的联系,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但存在过高过急的要求,如基础部分时数压缩过多,内容过于精简;工程数学内容太多,广而不深;基本训练削弱,习题减少而且要求不高等。
1962年2月19日 校常委会讨论决定:成立基础课教学委员会,由程孝刚副校长兼任主任委员,委员有唐济楫、于骏民等。
1962年5月 学校确定第一批重点培养的骨干教师52人。其中有程极泰、杨翠莲。
1962年9月26日 教务处编写的《学习讨论高等工业学校教学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简报(一)》,介绍了“老交大的教学传统”。这份简报是根据国防科委的要求写的。1962年初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听取两弹一箭的专家学者对高等教育的意见时,一些权威包括交大毕业的专家对聂帅说:“老交大教学基础厚,要求严;老交大门槛很高。”国防科委主管学校的领导对正在北京开会的教务处负责人范祖德说了上述情况,并要求他回校后调查老交大教学方面的好传统。这就是《简报(一)》的由来。为了写好这份《简报》,教务处邀请老教师座谈老交大在教学上的传统以及如何继承的问题。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不敢提“老交大传统”,就将老交大的办学传统“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在简报中写成“老交大的教学特点”。这个“老交大传统”还有一个来历: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张鸿教授任交通大学副教务处长主持教学工作时,曾经将老交大的教学传统总结为“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1957年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研究学制改革问题时邀请北京60多位专家,学者,教师开座谈会,他在一次讲话中,肯定了老交大的教学传统“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并说:“要保证交大不但有六十年的历史,而且有六百年的历史。”“要保持‘老交大传统’,就要发挥老教师的主导作用。”
1963年3月18日 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孙增光任数学教研室主任。免去颜家驹数学教研室主任。
1964年2月3日 学校向教育部上报本校参加数学课程教学经验交流会代表(王嘉善)及有关资料(经验),介绍了“王嘉善的教学特点”,“关于高等数学中贯彻‘少而精’,‘学到手’的体会”及对“高等数学‘教学的几点意见’”。王嘉善授课有三不怕:一不怕学生提意见,二不怕不够用(少而精),三不怕学生看不懂(不讲的内容指定学生去看)。他从学生实际出发进行教学,抓住教学基本环节经常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特别注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千方百计保证学生学习的基本内容学透学牢,做到了“全面负责,关心学生学到手”。
1964年7月31日 学校根据高教部黄辛白司长的要求,向高教部一司呈送《上海交通大学九门基础课教改的初步意见》。这九门课中包括高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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