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生活领域,诚信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公共生活领域的伦理关系不仅比私人生活领域的伦理关系宽广,而且更为复杂。家庭内部的关系,是靠亲情来维系的,而社会上的种种关系,是靠信义来维系的。社会政治生活是公共生活领域最重要的方面。政治诚信是适用于政治领域的诚信。其具体要求有三个方面:实事求是的行为品格、言行一致的行为准则和忠于人民事业的信念。政治诚信主要是调节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其核心是服务于人民。
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结成社会,为了特殊的利益和信仰建立国家,形成了不同于私人领域的社会政治关系。一个国家和一种政治秩序的维系,一般来说要靠两个方面,一是道德,一是法律。前者是软的方面,后者是硬的方面。在这两者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基础性的东西,这就是诚信。孔子与其高足子贡谈论政治时曾经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是就社会的统治者和政府而言的。一个不讲信用的统治者,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府,是不可能很好地治理民众的,更不可能长久地存在下去。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形同虚设,有法不依,朝令夕改,老百姓就无所适从。因此,孔子认为,民众对于统治阶层和政府的信任,比强大的军备和充足的食粮都更为重要。如果一个政府没有起码的诚信和信用,它所颁布的每一项政令、所设立的每一项制度都将没有任何的权威性。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府是不可能获得民众的拥戴的,而不受民众拥戴的政府也是难以长久地存在下去的。先秦时期,商鞅为了变法,而“立木取信”。三国时诸葛亮为了让众将士相信军法的权威,真正做到令行禁止,虽在用人之际,主观上极不情愿,但还是要“挥泪斩马谡”。
诚信是治理国家的基本道德准则。古人说得好:“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德礼诚信,国之大纲。”诚信之德,对于国家稳定和庇护民众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孔子在与子贡的一段对话中,也强调了诚信对于治国的重要性。子贡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再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曰:“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见,在孔子看来,就治国而言,诚信是至关重要的。诚信作为为政之则,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仍然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现代社会是建立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的,人民对政府的真诚度、公信力的要求更高。政府官员只有秉持诚信原则,诚心诚意地为老百姓办实事,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而那些伪善做假的政府官员,必然为广大群众所唾弃;朝令夕改的失信行为,必然引起百姓的反感。政府机构中不讲诚信的官员多了,就会极大地影响政府的诚信形象,甚至造成政令不通、社会失控的严重局面。
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作为国家领导者和管理者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忠诚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和保持党和群众、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互相信赖的关系,中国才能安定和繁荣。如果广大人民不相信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品德,觉得他们都是为谋私才当官的,觉得他们所说和所做的都不是实事求是的,那么就绝对不会自觉地听从他们的领导和指挥。如果大部分人民不相信国家的法律是保护人民正当利益的,那么就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法律的约束。总之,如果失信于民,将造成人民群众的离心离德,就会危及人民政权。因此,我们可以说,那些弄虚作假、欺骗上级和群众、以权谋私的干部,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敌人,是败坏人民政权、破坏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罪魁祸首。
社会主义社会是靠国家管理者的诚信和国家制度政令的信用运转的。私人领域的人际交往,彼此诚信相待的主动权在我。我以诚信待人,人将以诚信待我。公共领域的诚信状况,特别是一个国家的诚信状况,主动权在上层管理者。上层管理者不以诚信对待公民,公民也将不以诚信对待上层管理者。因此,上层管理者应该慎言敏行,言出必践,有功必赏,有过必罚,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制度有信,使法规有信,使讲话有信,总之要取信于民。民信则立,民无信则不立;民信则安,民无信则危;民信则昌,民无信则亡。这是历史和现实生活实践告诉我们的真理。
以上对诚信的这几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它们紧密相连,构成了社会的诚信体系。它们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
【注释】
[1]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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