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新闻学源流，国内的新闻理论研究

第二节　理论新闻学源流

一、国内的新闻理论研究

1.近现代新闻学研究

在中国,专门正式论述新闻和新闻学问题是由在中国办报的外国传教士开始的。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的同时,撰文介绍报纸的有关观念和知识。其中,第一篇关于新闻的论文为《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1834年3月发表的《新闻纸略论》。该文只有331个字,叙述报纸的起源和西方报纸的现状,介绍了西方新闻自由的观点。其他一些文章,也都涉及到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的观点与知识。

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人洪仁玕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论述新闻问题的中国人。他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一整套办报方案,构想太平天国新闻事业,强调通过报纸发挥“收民心公议”的作用,规定新闻必须真实,反对“伪造新闻”。^[3]之后,一批具有改良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纷纷著文,阐述自己的新闻思想或办报思想。如郑观应著《日报》;陈炽著《报馆》;王韬著《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4]这些文章阐述了报纸播新知、开风气、通民隐、发展工商业的作用,强烈要求改变外国人垄断中国新闻事业的局面,提倡国人办报。王韬的文章提出了“办报为立言”的主张,提出了记者“四能”说,还论及报纸文风等问题,被称为“具有办报思想的第一人”。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梁启超。他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宣传家和报刊活动家,不但有长达27年的笔政经验和创办或主编11种报刊的实绩,而且发表了许多关于新闻的论述。其第一篇新闻学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提出报馆是“耳目”、“喉舌”,报纸的作用是“去塞求通”。后来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又提出报纸的作用在于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他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提出一张尽善的报纸,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他还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舆论问题。^[5]此外,严复、唐才常、谭嗣同、康有为、章太炎、汪康年、孙中山、于右任、黄远生等都是有影响的报刊活动家,都在有关论著中阐述了自己的办报思想或新闻思想。

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决定在北京大学政治系开设新闻学课程,聘请在美国攻读新闻学刚刚回国的徐宝璜任教。当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蔡元培亲任会长,并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阐述了进行新闻学研究的必要性,论述了新闻学与各种学科的关系,强调新闻家应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研究会由徐宝璜和《京报》社长邵飘萍担任导师。次年4月20日,研究会创办了我国第一份新闻学专业杂志《新闻周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虽然只有两年多的历史(1918.10—1920.12),但它却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正式开始,也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发端。^[6]从此,新闻学在中国成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并获得发展。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之后,全国一些新闻院系和新闻学术团体相继建立。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立新闻系。1922年上海商学院设立新闻专修科,成立新闻学会,出版了《报学》杂志。1923年北平平民大学创立报学系,首创四年制,组成新闻学会,出版年级刊。1924年燕京大学建立新闻系,成立过新闻学会,曾出版《新闻学研究》和《燕京新闻》。1926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组建立,后改为新闻学系,组织了学会,出版过《新闻世界》。1925年至1926年,上海国民大学报学系、大厦大学新闻系建立,两系学生同光华大学的学生联合组成上海报学会和上海新闻学会。1927年,北京新闻界人士在黄天鹏等人的倡议下成立北京新闻学会,提倡以“研究新闻学术,发展新闻事业”为宗旨,编印出版了《新闻学刊》。1931年10月25日,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参加成员有文艺新闻、申报、新闻报、时报的进步记者和部分大专院校师生。该会曾在“左联”报纸《文艺新闻》办专门副刊《集纳》(后又扩大为单独出版的《集纳批判》)。1932年3月,中国左翼新闻工作者联盟成立,于1934年1月创办新闻理论刊物《集纳批判》,共出版4期。1938年3月30日,范长江等人在武汉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学会出版了《新闻记者》月刊。学会后来因武汉失守而迁重庆,许多城市成立了青记分会。此外还有:1935年6月15日成立南京新闻学会,1936年元旦成立平津新闻学会,1939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科成立新闻学会, 1941年3月16日在重庆成立中国新闻学会等,都说明当时新闻学研究之盛。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之前,中国只是于1903年翻译出版日本松本君平《新闻学》,于1913年翻译出版美国记者休曼《实用新闻学》,而没有自己的新闻学著作。伴随着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兴起,一些新闻学著作相继面世。1919年徐宝璜著《新闻学》正式出版,蔡元培为之作序。这是徐宝璜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讲课的讲义,为我国第一部新闻理论与知识著作,徐宝璜因之而成为“中国新闻界最初的开山祖”,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新闻学界的泰斗。1923年,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出版,为中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新闻采访学著作,又出版了《新闻学总论》。1927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出版,为中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新闻史著作。至此,传统新闻学的三个方向得以真正确立。^[7]1929—1934年,黄天鹏共出版29种新闻学著作,编辑6种新闻学文集,其所编《新闻学名论集》,汇集了散见于20—30年代报刊上的新闻学论文,颇有价值。1939年,储玉坤《现代新闻学概论》出版,它是当时大专院校新闻系选用教材。任白涛于1941—1943年出版《综合新闻学》共6卷4册。为适应新闻教育需要,还出版了几套新闻学丛书。其中,申报新闻函授学校于1935—1936年编写的函授讲义,全集17种,由当时对新闻学有专门研究的著名报人和学者合作完成,是建国前品种最多、配套齐全的新闻学教材。总计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出版的新闻学书籍,约在100种以上。此外,还有许多专业刊物及其所发论著等,不能尽述。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现代也富有成就。列宁的报刊思想,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周刊的文章就有体现。1929—1930年,秘密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杂志,发表了列宁《从何着手》一文中有关党报的论述,“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的名言,从此开始被反复引用。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最早有李大钊《新闻的侵略》、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等文章。瞿秋白对无产阶级党报理论有很大的贡献,他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为结束立三路线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关于党报的部分和《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等文章中,论述了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原则、任务和方法。此外,1930年,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发表的《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红旗日报宣言》、李立三的《党报》等文章,都对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建设有重要意义。1932年,张友渔提出:“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邹韬奋是出版家,也是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先后编辑过11种报刊,提出了“为大众作喉舌”的新闻思想。范长江是杰出的新闻记者,著有一批新闻学论文,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他的新闻思想贯穿着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他认为,“报纸是政治的工具”,人民的报纸是人民的喉舌,记者这种工作是一个“事业”。^[8]

20世纪30年代末期和40年代初期,特别是延安整风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达到一个高潮。中宣部、延安中央研究院于1941年7月成立我党第一个新闻研究室,由李维汉任主任。中共中央发出了几个关于新闻工作的文件,各革命报刊发表了许多论述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和党报思想的文章。如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1942年3月6日)、《怎样办党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致读者》、《党与党报》,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博古《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胡乔木《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人人要学会写新闻》等。陆定一的文章发表在1943年9月1日的《解放日报》,全文除引言,有两个部分:“第一,新闻的本源”,“第二,新闻如何能真实”。文章对两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辟阐述,影响深远。萨空了的《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于1945年在桂林出版,1946年在香港再版。恽逸群著《新闻学讲话》,原为1946年2月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讲稿,后公开出版。全书三万余字,分六讲,是在解放区广为发行的新闻学著作。这些论著都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奠定了基础。而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3月31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文献。其中两篇“谈话”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新闻观点和党报理论的经典性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国化的彻底完成。^[9]

2.当代新闻学研究

建国初期,新闻学研究重新开始。如何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延安时期以来所形成的党报学说,办好新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党的新闻事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挥经济宣传的作用,加强新闻的思想性和指导性,新闻事业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等问题被提出来,并取得一些成果。学习苏联,是从起步时就予以强调的。因此,这期间积极进行的一项工作,是了解苏联新闻工作的理论与经验,《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及续编等一批俄文新闻学著作被翻译出版,各大学新闻系广泛采用苏联教材。这丰富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内容,但机械的照搬,无助于中国新闻学术研究的实际开拓与发展。

1956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新闻学研究开始活跃起来。同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全面改版,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明显的变化。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也积极进行改革。^[10]改革实践与理论研究相互推进,形成一股新闻学热潮。这一年成为建国以来新闻学研究最活跃的一年,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作了许多尝试。复旦大学王中教授撰写了《新闻学原理大纲》,提出办报要有读者观念,报纸具有工具性与商品性,引起新闻界和新闻学界的热烈讨论。^[11]新闻理论战线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57年“反右”扩大化,实际上中断了1956年进行的新闻学研究,新闻学研究又回到狭窄的路上。王中教授的观点受到批判,新闻理论着力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对报纸的其他功能持批判态度。20世纪60年代前期,发动新闻界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进行批判,“左”的东西更多起来。其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于1957年12月创办《新闻战线》杂志,还成立了一些学术团体,出版了一批著作和教材,如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列宁论报刊》、复旦大学的《中国报刊研究文集》、上海解放日报社编《党报的党性原则》等。此外,还翻译了一些国外的新闻理论著作,如日本小野秀雄《新闻学原理》、威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整个“文革”10年,新闻事业备受摧残,全国曾经只有42种报纸,新闻学术研究则完全停止,没有正式出版过新闻学理论著作,只印发过一些收有新闻理论方面大批判文章的小册子。反革命帮派集团全盘否定建国17年来新闻工作成就和理论研究成果,提出报纸是“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等谬论,影响恶劣。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新闻理论研究进入新时期,盛况空前。1978年,在胡乔木提议下,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新闻学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随后,新闻研究机构、新闻学术团体、新闻学术刊物和新闻学术活动相继建立或恢复,如“中国记协”、“中国新闻学会”和《新闻战线》、《中国记者》、《中国新闻年鉴》等。新闻理论界努力清除帮派新闻理论和“左”的新闻论点,对新闻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新闻的定义、新闻的本质、新闻真实性、新闻价值和党性原则、新闻事业性质、新闻传播的功能、新闻自由、新闻自律等重新讨论,并大力拓展研究空间。其间,虽然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有过一些曲折,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和巨大的,为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最繁荣成果最丰硕的时期。^[12]

新时期以来新闻学理论研究开创了真正的新局面,成果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前,新中国一直没有正式出版自成体系的新闻理论著作。1982年,甘惜分著《新闻理论基础》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结束了这种局面。这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新闻学原理的教材性理论著作。此后,一批新闻理论著作相继问世。1984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戴邦等著《新闻学基本知识讲座》。198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撰著(李良荣执笔)《新闻学概论》。1986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成美、童兵编著的《新闻理论简明教程》。1987年,长征出版社出版了20所院校合编的《当代新闻学》。199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吴高福著《新闻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新闻理论教程》(成美、童兵编著《新闻理论简明教程》修订本)。199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梁衡著《新闻原理的思考》。与此同时,还有《系统理论新闻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新闻学教程》(黑龙江出版社)、《现代新闻学》(重庆出版社)等。20世纪末21世纪初,又涌现出一批新作:何梓华等《新闻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民族出版社)、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郑保卫《当代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李希光《新闻学核心》(南方日报出版社)。这些著作,都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后出的著作,共同特点是理论上坚持与时俱进,充分吸收传播学理论成果以改造传统新闻理论,新闻学理论的学理性和学科内涵越来越充实。此外,一批新闻学词典也相继编成出版,如《新闻学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新闻学大辞典》,其中有关部分也都对新闻理论要点作了系统的介绍。

第二,对新闻理论基本问题的专题研究开始深入。一批著作,如蒋亚平等《新闻失实论》,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郭超人《喉舌论》,丁柏铨等《新闻舆论引导论》,杨保军《新闻事实论》和《新闻价值论》,朱金平《新闻典型论》,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刘智《新闻文化与符号》,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等等;大量的论文,如中国新闻学会编《新闻学论文集》(一、二),全国记协编《新闻事业的辉煌——新中国新闻事业五十年优秀论文集》,等等,对新闻事业的性质、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新闻的真实性、新闻价值、新闻受众、新闻自由、新闻改革等进行专题研究,论述是认真的,探讨是深入的,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具有重要意义。对西方新闻理论的专题研究也有成果,由徐耀魁主编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成果,出版以来受到好评。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成果丰硕。经过努力,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斯大林论报刊》、《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邓小平论新闻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文献选编》、《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新闻工作文献选编》等一批文献性著作。一大批研究著作和论文,如温泽济《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和《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陈力丹《精神交往论》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郑保卫《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吴廷俊《马列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史》,赵水福等《列宁与新闻事业》,钟沛璋等《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胡绩伟《刘少奇新闻思想述评》,开山探宝,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各个方面和主要观点,描述了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此外,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陆定一新闻文选》、《胡乔木谈新闻出版》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重要资料。

第四,新闻学边缘学科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丰富了新闻理论的内容。1988年10月,全国首届新闻学边缘学科学术讨论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与会的学者在会上提出了30门新闻学边缘学科课题。其中与新闻理论的交叉关系比较多的一些课题,如新闻心理学、新闻伦理学、新闻法学、新闻社会学、新闻文化学、新闻管理学、新闻统计学,等等,均有研究成果面世。有的已产生多种研究成果。像新闻心理学,出版了张骏德和刘海贵、虞达文、刘京林等人的多种著作;新闻伦理学,出版了周鸿书、陈桂兰、黄瑚、蓝鸿文等写作或主编的著作。

第五,比较新闻学的研究大有进展,持续推出成果。如:樊凡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陶涵主编《比较新闻学》,刘夏塘主编《比较新闻学》,童兵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纲》,童兵《比较新闻传播学》,郝明工《无冕国度的对舞——中外新闻比较研究》,张威《比较新闻的方法与考证》,顾潜《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等等。比较新闻学所涉内容不限于新闻理论,但对新闻理论的研究在其中占首位和多数。这些成果实际地拓展了新闻理论研究的边界和内涵,也为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法。

台湾、香港地区的新闻理论研究颇有成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通论性的专著,对新闻学进行了全面的探讨。80年代出版的著作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某些成果,拓宽了研究领域。李瞻、曾虚白、郑贞铭、彭家发等,都是颇有影响的新闻学学者。

二、几种西方新闻理论

1.西方新闻理论源流

新闻学起源于德国。德国是近代报纸的诞生地之一,17世纪末,德国一些大学的师生以报纸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1845年,德国学者普尔兹著《德国新闻事业史》,是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史专著。1895年,学者科德教授在海德堡设立新闻研究所,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学专门研究机构。早期的新闻学研究,目的在于培训新闻从业人员,比较偏重于应用技术。由于报业竞争日趋激烈,办报人员不仅要懂得办报的方法,而且还要掌握新闻规律。早期的新闻学研究,正是在探讨办报方法的基础上,概括出了关于新闻和新闻传播的一些理论与观点。

进入20世纪,对新闻学的研究兴盛起来。1910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麦克思·韦伯称:“社会有必要进行最纯粹的科学研究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新闻的社会学。”^[13]1919年至1927年,德国不少大学相继成立新闻研究所。20世纪初,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相继成立,开展新闻学的教育与研究。1929年,日本学者小野秀雄在东京帝国大学创立新闻研究室(战后改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闻学研究在德、美、日等新闻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一度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并形成两大学派:一派偏重于研究新闻学基本原理,称理论派,以德国为代表;一派偏重于研究新闻工作和新闻业务规律,称实务派,以美国为代表。

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开始出现传播学研究。传播学研究的最初动因是检验并提高宣传、广告、教育、公共关系等领域的传播效率,是出于公众对报刊政治影响的关心和对广播社会效果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全面发展,大大推动了传播学的研究,传播学研究流行开来。传播学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和信息论等研究成果,对传播者、信息、传播媒介、受众和传播效果进行系统的研究,形成至今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大众传播理论。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比新闻学更为广泛,于是给新闻学研究带来重要影响,一些新闻院系改名为传播院系,一些国家还成立了传播学研究中心,一些新闻学者称大众传播理论为广义新闻学。

2.几种西方新闻理论

西方具有代表性的新闻理论主要有下列几种:^[14]

(1)集权主义理论

集权主义理论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贵族哲人传播权力论”等思想。他认为,贵族政体是优越无比的,而国家只有掌握在聪明的执政者手中才是安全的。这意味着对意见和讨论的严格控制。此外,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弗利的“国家安全传播权力论”认为,一切问题都服从于国家安全这个主要目的,而国家安全这一目的的实现,只能通过统治者的现实政策而非道义政策,这包括了统治者利用任何残忍和不义的手段。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主张,只有国家意志才是目的,个别公民的自觉都从属于它。“所有人都应当参与国家事务”这种想法是荒唐可笑的,个人唯有在国家意志的传播中才是幸福的、自由的。集权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为“传播权利论”,即传播者和被传播者是对立的两极,其中必有一小部分作为权力的主体,其它大部分是无条件服从的传播对象,也即权力的客体。认为封建君主和特权阶级对报刊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报刊是统治阶级发号施令的工具,严禁报刊批评政府;统治阶级拥有批准或限制报刊出版的特权,并有权监督报刊活动和审查报刊的内容。这一理论曾经在欧洲和东方封建社会占绝对统治地位,其最极端的形态是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新闻观。墨索里尼持国家至上观念,始终保持对社会传播的最大干涉。希特勒则宣扬“我们的真理——真理为我们”,认为凡是促进德国利益和巩固的就是真理,反对民主与自由,强调国家——政府——领袖的绝对控制。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新闻思想与封建主义新闻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集权主义理论后来逐渐被自由主义理论所代替。

(2)自由主义理论

自由主义理论首先由英国思想家、政论家约翰·弥尔顿于17世纪在关于思想自由的论战中提出,后被引入报刊活动,形成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和资本主义社会前期的新闻学中占主导地位。该理论主张天赋人权,认为理性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判断原则的优越性,提出“观念的自由市场”和“自我校正过程”等概念,认为报刊活动应不受政府的控制,主张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传播新闻和发表意见,通过竞争使正确意见最终得到承认;认为报刊作为理性的产物,有权对政府进行监督,可以与立法、司法、行政平等而成为第四权力。这种理论反映了自由竞争时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需要。它发端于17世纪,成立于18世纪,盛行于19世纪。到了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上垄断的加剧,这一理论逐渐为社会责任理论所替代。

(3)社会责任理论

西方新闻理论中,影响最大的除了自由主义理论以外,还有社会责任理论。社会责任理论主张有限制的新闻自由,承认政府对新闻事业的干预和控制。这一理论认为,自由是伴随义务的,报刊应对社会承担责任,在传递信息时,应真实全面地叙述所发生的事实,在交流意见时,应表现并阐明社会目标和价值,并以这种社会责任作为报刊业务政策的基础。这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作了重大修正。首先,修正了关于“自由”的观点,认为唯有对社会承担义务,具有责任的自由才是积极的自由,而自由主义理论讲的只是一种消极的自由。其次,修正了自由主义理论关于报刊的性质和职能的某些观点。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报刊是自负盈亏、不受政府干涉和控制的私人企业,强调超然独立,监督政府。社会责任理论则强调报刊要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服务,对社会负责,实行有控制的新闻自由,政府可以干预和控制新闻活动,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家干预新闻传播的合理性。社会责任理论并不否定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基础,只是怀疑自由主义理论崇尚人类理性的观点,怀疑“观念的自由市场”和“自我校正过程”等理论的有效性,因此又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理论。传播学研究兴起以来,社会责任理论被纳入传播学“控制分析”的研究范围。社会责任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盛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