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于新闻心理学较全面的、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虽然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但是对新闻心理现象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我国新闻界的有识之士曾把新闻心理作为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循环时报》的主编王韬，便力主新闻应反映“人心之趋向”，并把报纸作为传者与受者互动的工具，指出“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达”。《京报》创始人邵飘萍也提出新闻事业应“默察多数国民之心理与人群发达进步之潮流”的主张。由于报纸的产生比广播、电视要早得多，因而最初的研究是从报纸读者开始的。邵飘萍在其1923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就曾指出：“所谓有价值的新闻，第一即在多数之人爱读而已。于此应研究多数人何以爱读?则必直接间接与多数人不无关系，而为彼等所皆欲知之事。”“则外交记者于迎合多数读者心理之外，且负制造多数变换社会心理之能力与任务也。”[1]
1941年，我国新闻学家任白涛在《综合新闻学》一书中曾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论及新闻专业与心理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45年，我国新闻心理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酝酿和初步形成。
一、萌芽阶段（1949年至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读者心理依然是新闻工作者研究的重点，有代表性的是复旦大学王中教授，他在其1956年写成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中，把“不断寻求和发掘读者的需要与兴趣”视为现代报纸改进的方向。他的关于“应当不断解决办报人的主观意志与读报人的客观需要之间的矛盾”的论述揭示了探讨读者心理的意义。
“文革”十年，由于新闻心理学的母体学科之一——心理学被打成伪科学，所以同心理学的命运一样，我国对新闻心理学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当科学的春天到来时，对新闻心理学的研究才得以恢复。
1978年2月，新华社记者李耐因在该社举办的国内记者业务训练班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在我国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新闻心理学的必要性。他呼吁：“当今世界上边缘科学特别发达，各门学科相互渗透，是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如生物物理学、经济地理学、遗传工程学等等，新闻学和心理学为什么不可以‘搭伴’?何况已经有了教育心理学、体育心理学、医学心理学，新闻心理学自然也可以成为一门学科。”
1979年底，当时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的徐培汀，就我国新闻界在1978—1979年期间对于读者心理、采访心理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之后，也明确提出在我国开展新闻心理学研究的观点。在这一阶段，新闻心理学虽然被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了，但提出具体研究内容的还较少。
二、酝酿阶段（1979年至1986年6月）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开创了一个以改革开放为显著标志的崭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心理学被彻底平反了，这就为新闻心理学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率先向新闻心理学进军的是一些思想活跃、有开拓精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学子。他们曾以读者心理为中心，写出了一批较有分量的论文。如岳颂东的《报纸读者的心理研究》、邢平安的《论新闻效果及其心理内涵》、杨壮的《外国读者对中国报纸的兴趣》等。
从1978年到1986年，又有几十篇新闻心理学方面的论文问世。其中福建日报社《新闻研究》编辑的《新闻心理学刍议》汇集有41篇；被南京大学图书馆陈远焕收编到《中国心理学文献索引》中的有23篇。这当中有关受众心理的有16篇，除读者心理外，开始出现了研究广播听众和电视观众心理的论文。像张陆游的《听众心理与广播稿写作》[2]、马国力的《从观众心理需求看电视新闻改革》[3]，虽然篇数不多，但毕竟拓宽了新闻受众心理研究的范围。
除了研究受众心理之外，这个阶段还出现了研究采访心理、编辑心理和播音员心理的论文。1985年8月广西大学朱执中教授编写的《采访与采访心理学》里，虽然采访心理只占九节，但是把采访心理编进新闻教材中，这在国内可能是第一次。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这期间我国新闻界的某些颇有影响的领导同志曾就重视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受众心理研究发表过专门的论述。
1982年，《新闻战线》第8期刊登了当时《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同志的文章，题目是《研究读者是一门学问》。文中强调：“办好党报必须深知自己的读者，我们的敏感首先就要表现在这方面。人民和党心连心，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生活的现实。我们就是要研究人民的心，掌握他们的脉搏。”对于读者来信，“我们要研究这些信是怎么写出来的，要做政治的分析和心理的分析”。
事隔两年，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同志曾撰文阐述了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与心理素质的关系，并指出在选拔新闻人才时不仅应重视其思想品质，也要了解其气质、性格是否适合当记者。这在当时，对于那些从事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同志在精神上给予了极大的鼓舞和有力的支持。
1986年7月，由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张骏德、刘海贵合著的第一本以《新闻心理学》命名的专著出版了。这标志着我国新闻心理学的发展已经从酝酿阶段进入初步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的新阶段。
三、初步形成阶段（1986年7月至1994年5月）
这十年，我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不仅应遵循新闻规律，而且还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在这个时期，我国的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得到迅猛的发展。据统计到1993年，我国广播和电视的覆盖率分别为75.6％和81.4％。广播电视作为最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其接收者已达8亿之众。[4]从媒介市场“供求”规律上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能否抓住听众、观众（当然也包括读者），这不仅仅是一个坚持党性原则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直接危及新闻传媒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使听众、观众感到真实、亲切的节目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蓬勃发展起来了。《东方时空》、《一丹话题》、《敞开你的心扉》、《人生热线）等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的视听节目纷至沓来。新闻工作者对听众、观众心理的探求兴趣也空前高涨。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需要从“探索人类心灵世界”的心理学中汲取营养。
运用心理学理论于各个领域，进而产生像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大众传播心理学等边缘学科，这绝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之必然。正如专家所言：“在人类对较低级的物质运动形式有了相当的认识以后，自然要把探索人类心灵的秘密提到主要的日程上来。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5]因而，无论是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气候，还是从世界科学发展的总趋势上看，新闻心理学在我国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阶段。自1986年以来，围绕着新闻心理学的种种研究更是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1986年10月23日，首都新闻学会同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举行了《新闻学与相邻学科》学术讨论会。社会心理学被列入“相邻学科”之一。新闻学和心理学的专家学者坐到一起共同探讨这两门学科的内在联系。
从1986年2月到1987年9月，《新闻战线》展开了关于“新闻与想象”的讨论，先后刊登了十几篇文章。虽然组织者的初衷旨在从理论上进一步解决新闻真实性问题，但讨论所论及的有关思维和想象的论述实际上已经涉及到新闻心理学范畴。
1988年华中理工大学举办了首届全国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据统计，这类新学科已达30余种，新闻心理学也在其中，此外还有新闻经济学、新闻哲学、新闻管理学等。孙旭培在《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对新闻心理学的研究状况作了中肯的分析，他写道：“自1986年以来已有著作10本左右。较早的两本是张骏德、刘海贵的《新闻心理学》和虞达文的《新闻读者心理学导论》。运用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原理，来解释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心理问题，是这类著作的特点。但有些著作有生搬硬套的毛病，用新闻传播方面的实践材料进行论证的较少。”
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一阶段，电视工作者和心理学工作者联手对电视观众的收视心理以及电视新闻、电视广告、电视专题节目评价指标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发表了几篇质量较高的论文。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8年里，仅新闻心理学的专著（含论文集）在我国就出版了14本，约400万字（截止于1994 年5月）。这些著作所涉及到的新闻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总结我国新闻心理学的研究成果，1994年5月由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牵头，召开了首届新闻心理学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巨大变化的大背景下召开的。在研讨会上同志们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事实证明，这次研讨会对我国新闻心理学的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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