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者的非智力因素的分析

第二节　新闻工作者的非智力因素

探讨非智力因素对新闻工作者的影响，有助于选拔和培养新闻人才，有助于新闻工作者自觉地、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有助于新闻队伍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

非智力因素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以其整体的相互渗透性来影响人们的智力活动。为叙述方便，本书拟主要分析动机、情感、意志、性格这四种非智力因素在新闻工作者的智力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一、动机对新闻工作者智力活动的激发与导向作用

我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曾云：“报人在精神……应当念念于职业的神圣，一管笔除了为国家为人民公共利益外，不容曲用。”广播战线优秀共产党员齐越同志认为：“人生在世、事业为重。”

“念念于职业的神圣”，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为己任，就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的动机和奋斗的内驱力。

动机是发动行为使其达到某种目的的内部心理动力，曰内驱力。

动机是直接推动个体活动的动力，人的需要、兴趣、爱好和价值观等都需要转化为动机后才能对活动产生动力作用。动机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但是，无论哪种动机都能激发人们的智力活动，都具有发动有机体活动的作用，关键要看由动机激发起的行为所朝向的目标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动机这种非智力因素对人们智力活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内驱力的方向即目标导向上。

人的一生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各种生理的、物质的、精神的需要。但是引发人们行为的动机并不是随时可呼之即来的，它必须在人的某种需要和某个具体目标相结合时，才能使人跃跃欲试并产生朝向目标的动力。这个动力会激发人们的智力活动。

记者的新闻活动也是如此。当年在埃德加·斯诺的心灵中始终蕴藏着一种为追求真理伸张正义，伺机捕捉世界重大事变的需要，但仅有这种需要是产生不了行为动机的，只有当这种需要与“突破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区去”这个具体的目标相结合时，才有可能在他心中激发起一股不可遏制的动机，即：“向全世界报道红色中国的真相。”在这种动机的推动下，他破釜沉舟毅然“踏上前途未卜的非凡旅程”。可见，动机对人的行为有目标导向作用。

动机是在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人的需要层次及追求目标有高低之分，所以二者相结合形成的动机也会有差异，这种差异表现有二：一是有强有弱；二是有正有负。

如为谋取个人名利的需要所产生的动机，可以是很强的也可以是很弱的。但无论动机是强还是弱，由于谋取个人名利属于低层次的需要，因而由其产生的动机的方向从对人民的利益而言就是负方向。对于掌握传播话语权的记者而言，如果传播的目的不是以社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需要，而是将个人功利置于公众利益之上，甚至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公众利益，那么这种动机所激发的行为必定会带来负面影响。为什么在新闻界虚假新闻不断出现，有偿新闻屡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某些记者传播的动机是为制造假新闻以引起轰动效应。如刊登在《长江日报》上的“女大学生捡剩馒头充饥近两年”、《中华读书报》提供的消息“中科院资深院士陈家墉两度‘逝世’”、《北京晨报》的“左权县投资3亿打造中国‘新闻烈士陵园’”和《辽沈晚报》发表的文章“南开大学欲破格录取十龄童”等等都是2005年的假新闻^[6]。再有像2002年6月山西繁峙发生金矿爆炸，造成五六十人死亡的重大事件居然被瞒报，原因在于记者们集体受贿，隐瞒事实真相!

高层次的需要（视党和人民的需要为自己的需要）一旦与合适的目标相结合就会产生正向的强大动力，推动新闻工作者为党的新闻事业充分发挥其才智。例如，原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好记者”这一目标的驱使下，曾经独自深入伊拉克报道海湾战争，即使因辐射患“再生障碍性贫血”，仍然不顾亲人劝阻一次又一次深入第一线。2002年他开车在无后援的情况下去了珠峰大本营； 2003年他只身重走唐僧取经路：新疆、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印度、尼泊尔、西藏……再开回北京。

动机如此重要，新闻工作者是否对自己每一次行为的动机都那么明了?不一定。行为主体并不一定时时刻刻都能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无论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动机对主体的行为都会顽强地起着目标导向的作用，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都有—颗忠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心。他们经过长期艰苦的新闻实践的锻炼，已逐步将党和人民的需要视为自己的需要，并带着这种需要自觉地坚持不懈地去捕捉那些有益于社会的目标。久而久之，由这种需要和目标相结合而产生的积极的动机就会形成一种定势并最终内化为主体人格的一部分，并进入潜意识之中，一旦遇到合适的目标，就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如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女记者曹爱文在报道一名溺水女童事件的过程中，毫不犹豫地选择先挽救生命后采访，在医生赶到之前，她已经为该女童做了20多分钟的心脏复苏和人工呼吸，记者曹爱文的行为感动了国人，她被称为“最美丽的女记者”。

而厦门《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因拍摄一组骑车人雨中摔倒的连续动作的照片而受到舆论的谴责，认为他冷酷无情、不关心他人的感受等，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记者职业行为边界问题的讨论。其实柳涛拍摄这组照片的主观动机是好的，他想用冲击力强的照片警示路人水中有坑，谨防摔跤，而且为了拍到这组照片他在狂风暴雨中站了将近一个小时。由此可见，尽管有时记者的传播动机是积极的，但其传播行为并不一定符合社会道德。记者应该尽量处理好社会角色和职业角色的关系，在某些危急的情况下，应首先关注社会角色，然后再去履行记者的职责，因为“你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闻工作者”。^[7]

总之，要想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就必须在平凡的工作中有意识地逐步地树立为党为人民的新闻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和动机。

二、情绪情感对新闻工作者智力活动的激发选择和调节作用

情绪情感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即人对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的反映。情绪情感是主体认识结构中最活跃的、恒常的、必不可少的非智力因素。它对人的智力活动起着激发、选择和调节等功能。

在日常生活中，情绪与情感常被视为同义词而混用。但是在心理学里，它们是有区别的。原始的情绪被看作是与人的生理的需要满足与否相联系的心理活动。在此，我们取其日常生活的意义，一般不对二者做严格的区分。只有在与人的高级的社会性情感如道德感、理智感、美感相关联时，才采用“情感”一词。

（一）情绪情感是激发新闻工作者智力活动的催化剂

新闻一快二新的特点，要求新闻工作者具有较高的智力。然而智力因素只有经过情绪情感的激发方可催化成最佳组合并发挥出最高的效能。徐迟同志写《歌德巴赫猜想》时，完全处于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之中。他“被生活和人物强烈感染”而达到了“下笔如有神”的境界。他认为“记者不被生活所激动，激动到身不由己，欣然命笔的程度，就不是好记者”。

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对自己服务的对象漠然置之，即使智商再高也很难写出撞击人们心灵的作品，很难播出动人心弦的节目。智力只有被情绪情感所激发才能催化出绚丽的智慧之花。大凡成功的记者都有着用自己的情感甚至是血泪凝聚而成的感人之作。如穆青的新闻作品始终洋溢着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和一片赤子之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当我听到或是见到他们掺和着血和泪的事迹时，就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冲动，简直如呆如痴，整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周围的一切好像忽然都不存在了一样，不把他们的精神面貌如实地写出来，就是对人民犯罪，就对不起党，对不起我们伟大的时代。”^[8]

（二）情绪情感在新闻工作者的智力活动中的选择功能

人的情绪情感对人的认识活动有选择性功能，这是由情绪情感的本质所决定的。情绪情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和人的需要密切相关，并对客观对象进行选择性的接受。凡满足了主体需要的对象，主体就会对它产生肯定性的情绪情感体验，就乐意选择它；反之则会产生否定性的体验，因而竭力回避它。

情绪情感在新闻工作者智力活动中的选择性功能突出地反映在记者的道德感和对新闻的价值取向上。道德感属于人类高级的社会情感，它是和人们已有的道德观念相联系的。当客观事物符合人们的道德观念时，主体就会产生一种肯定的愉快的情感体验。道德观念的殊异将会导致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事件的不同的价值取向。美国著名的新闻学教授麦尔文·曼切尔说过：“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建立在作者所要表达的观察、情感或意见的基础上的。”记者采写什么，从哪个角度去写是受其道德感制约的。同样，编辑选编什么样的稿件，把它安置在报纸的什么位置上，同样也要受道德感的制约。

上海有两家报纸的夜班编辑，在已经拼好了第二天版面的情况下才获得了当天发生的一件新闻：女工陈燕飞在许多围观者都不去救一个溺水者的情况下，她不顾自己已经怀孕五个月的身子涉水救人。要不要拆掉原版，补进这条新闻，引起了这两家报纸的夜班编辑的思考。他俩都曾先后给陈燕飞所在单位通话，了解她平时的表现，答曰：“平时表现一般，还有一些曲折”。这样，两位编辑都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陈燕飞在关键时刻的不寻常表现与平时的一般表现的问题。编辑自身的价值观、道德观念必然会折射到他们对这条新闻的价值取向上。结果，有一家报纸的编辑倾向于单位对她平时表现的评价，没有改版；而另一家报纸的编辑则更看重她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行为，毅然换版，还将消息刊发在突出位置上。事实证明这个选择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三）情绪情感对新闻工作者智力活动的调节作用

情绪情感对新闻工作者智力活动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种稳定的高级的社会性情感，如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情感潜移默化地影响、控制着主体的认知活动；二是当情感与认知不协调时，需要调节自己的情感使之与认知相统一。

为做到前者，就要求新闻工作者不断培养自己热爱党、热爱人民、忠于党的新闻事业的思想感情。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李强写的农村调查《乡村八记》受到温家宝总理的表扬：“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文章。”

为做到后者，新闻工作者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努力。

第一，掌握好情绪情感的度。情绪情感虽然对智力活动起积极的激发作用，但是人的情绪情感并不是无羁的。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林传鼎教授指出：“增进智力的同时，也必须提高情绪的稳定性，控制冲动性，否则智力是提不高的，即使提高了也会出现反复。”进入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对于控制情绪情感问题产生了兴趣。美国耶鲁大学的塞拉维（P·Sa—lovey）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梅耶（D·Mayer）在1990年首先提出了情绪智力的概念，即“个体监控自己及他人的情绪和情感，并识别、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也就是对自己和他人情绪状态的识别和理解，并利用这些信息来解决问题和调节行为的过程。因情绪智力的提出又引出了情绪智商（即情商，EQ）的概念。这一概念是与传统的智商（IQ）相对而言的，它是指情绪智力的高低。1995年美国心理学博士戈尔曼（D·Goleman）在其著作《情绪智力》中指出：“真正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关键是情商而非智商。”尽管时至今日，对情商的定量测定还没有研究成果，但是，有关情绪智力是决定人们成功的重要因素的思想，却正逐渐为人们所接受。^[9]

作为新闻工作者既应具有较高的智力因素，也不能忽视其情感智力^[10]，要学会有效地控制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情感。在采访中，应力求做到恰如其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情感：既放得开又收得拢，不温不火，不卑不亢。比如敬一丹有一次去河北灾区采访，与一位在抗洪一线牺牲的中校的妻子交谈时，激动得止不住地流泪，忽视了自己的记者身份。回来编辑时发现竟难以找到自己不流泪的镜头，她不得不用空镜头或者背影代替所有流泪的镜头。“通过这次采访，我发现，作为一个经常出镜的电视记者要有分寸地流露个人主观情感，要有控制。如果忘了自己的职业角色，只顾个人的真情实感，节目的分寸感将会受到影响，记者的主观痕迹过于明显，必然影响观众收看节目的效果。”^[11]

第二，把握好情绪情感在时空上的平衡，情绪情感结构可以从空间意义和时间意义的角度去研究。其目的是为在新闻领域里能主动地寻求科学、合理的情绪情感分布，并借此提高新闻活动的效果。

从采访的角度分析，记者应有意把握住情绪情感的平衡，对采访对象不可“春暖秋凉”、时亲时疏。如有的记者和编导为了得到采访对象的配合，在完成采访任务（或者节目录制）之前，对采访对象像“冬天里的一把火”，而任务一旦完成，对采访对象的态度则如“寒流”入侵。再有，对采访对象不应厚此薄彼，而应一视同仁，尤其是在电视节目中，有些嘉宾因为是名流身份，便被视为高人一等，几乎抢了所有的镜头，而平民嘉宾则备受冷落。

第三，寻找新闻工作与受众之间情绪情感触发的敏感区，强化新闻传播的效果。新闻工作者服务的对象是受众，情绪情感是二者认知的中介。积极的情绪情感有利于加深二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因文化背景、所受教育、性别、年龄、职业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受众其情绪情感的敏感区也不尽相同。新闻工作者必须了解各类受众，寻找自己与受众之间情感触发的敏感区，控制自己的情绪情感量及表达方式以期达到较佳的传播效果。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空中之友》的同志非常理解台胞的情绪情感触发的敏感区。他们编写的稿件通过徐曼小姐甜美、温柔的声音传递到海峡对岸，收到令人欣喜的效果。一家海外中文报纸评价徐曼的播音艺术是：“美而不娇，甜而不腻，轻而不浮，软而不靡。”徐曼的播音像磁石般地吸引了千万个台胞的心。

三、意志对新闻工作者智力活动的强化作用

有的心理学家把人的心理过程分为知、情、意三大类。所谓知，是指认识过程，它的任务在于使人们通过感官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性质；情即情感，它是认识过程与意志过程的中介，它既可驱动人们饶有兴趣地观察、思考客观世界，又能将人们的认识过程延续到意志过程中去，从而使人们在一定目的的驱使下，自觉地调节自己的行动去达到所追求的目标，进而完成改造世界的任务。意即意志，它是人们智力活动的强化剂，凭借它的威力，人们得以反作用于环境并实现对客观世界的变革。

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靠意志力去强化智力活动更具有特殊意义，这是与新闻工作的特点分不开的。与其他一些职业相比，新闻工作带有更大的冒险性和竞争性。

冒险性表现在：要想获得真实、新鲜的第一手新闻，记者有时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新闻现场。尤其是面对突发性事件，如战争、地震、海啸、森林大火以及绑架人质等，其危险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新闻领域。例如，自2003年3 月20日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已有71名记者在战争中丧生。2005年，全世界多达200名新闻工作者殉职，2006年前10月，全世界又有131名新闻工作者牺牲。^[12]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会有危及生命的可能。比如，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舆论监督有时也是有风险的。特别是从事批评性报道的记者，有时会受到采访对象的恐吓和威胁。记者遭报复已发生多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现象”。^[13]新闻工作本身的冒险性决定了记者必须以顽强的意志力和拼搏的精神去从事新闻的采集工作。

新闻要求快，要求高效率。新闻的这种一快二新的特点，要求记者的状态是“时刻准备着”，要有“全天候”的工作意识。在媒体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强度在不断增强，竞争压力在逐渐增大。要想抢到独家新闻，就必须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勇于夺冠的精神状态。这同样要求记者意志坚强，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圣何塞信使新闻》的娱乐记者娜拉·维拉格兰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前门被锁了，试着去敲后门。如果后门也被锁了，试着从窗户进去。”“前门”指公关人员，“后门”指银屏演员联合会及演员经纪人。“窗户”则表示朋友、商业合伙人；或者是演员的亲属。^[14]

为培养坚强的毅力，新闻工作者应进行多方面的锻炼，其中有两个方面更为重要。

（一）增强自控力

战胜种种客观困难的前提是战胜自我，战胜自我就是靠意志力去控制自我。而控制自我的关键是要控制自我的情绪，情绪既可以成为意志行动的动力，也可以成为意志行动的阻力。用坚强的意志去控制情绪，使情绪服从理智，这会对新闻的采集与制作起到推动或者支持的作用。

自我控制是心理能动性的重要表现，它包括两个内容，一是遏制不符合目标需要的心理状态及活动的抑制性机能，也就是克服和抵制不符合行动目的的主客观诱因的干扰。转型时期的中国，肩负着舆论监督任务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增强自我约束力，坚决抵制不良因素的影响和侵蚀，尤其要抵制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坚守自己的职业良知。二是激发和保持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探讨、选择、排除干扰、坚持计划等活动所需要的积极进取性的心理状态和活动机制。力争在新闻的采集与获得过程中做到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勇于克服各种困难，顺利完成采访任务。同时，遏制、控制是为了激发，为了以顽强的意志力去改造客观和人的主观世界。

（二）增强心理承受力

承受力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相对来讲，人们承受来自心理上的压力比承受生理上的（如遭受皮肉之苦）更困难。

新闻工作与其他一些职业相比，其心理承受力应当更高。因为新闻工作的服务对象最广泛。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其服务对象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因此新闻工作者较之其他行业与人打交道的机会更频繁。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处理起来相当困难。举个例子，一位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记者去采访一位女校长，校长一见到“小记者”，非但脸色不好看，还说了一些刺耳的话：“你这么年轻，报社怎么派你来了?我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你能采访好我这么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人吗?叫你们领导派报社最优秀的记者来。”这位年轻的记者只好哭着回去了。由于新闻工作者接触社会范围较广，涉足社会程度较深，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不都能够被阳光照射到，有很多阴暗面依然存在，有很多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面对压力与无奈，新闻工作者的韧性比激情更为重要，每天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增强自我承受能力。尤其是对于从事某种特定领域新闻报道或专栏（如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谈话类节目）的新闻工作者而言，由于长期被负面信息所笼罩，心里积郁了很多沉重感，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自我调节，也可能出现心理问题：感到忧郁、绝望，甚至自杀。

从事批评性报道的记者，经常要在装聋作哑和勇往直前之间做选择，自我承受力便显得尤为重要。装聋作哑会违背记者的职业良知，而勇往直前会承受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如从说情、吃饭、行贿到施加政治或法律方面的压力，甚至遭受打击、报复、诬陷以至于危及生命安全。例如，一向以“以笔为矛揭黑幕”著称的《中国安全生产报》记者黄雄，经常受到邪恶势力的辱骂、威胁、恐吓。2006年黄雄因披露了湖南省彬州市临武县非法开采各类矿洞的事件，当地黑恶势力肆无忌惮地扬言：“无论黄雄躲在哪儿，花多少钱，我们都要干掉他!”直到当年的9月19日，黑恶势力被惩罚，黄雄心里紧绷的弦才得以舒缓。^[15]

如今，记者的职业已经被列为最危险的职业之一。从事新闻事业，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困苦，如果没有英勇顽强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是无法胜任记者工作的，意志是新闻工作者非常重要的心理素质。因飞机失事，伊朗78名记者遇难。在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他们还以惊人的镇定发回了最后的报道：“我们的飞机遇到了麻烦，一个发动机冒烟……”

四、性格对新闻工作者智力活动的制约作用

在新闻工作者队伍中，不乏这类情况：两个年龄、学历、智力相仿的人，一个在短短几年内突飞猛进，成为单位的业务尖子，而另一个却业务平平，无所建树。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两个人在性格上的迥异。

性格是表现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并且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性格之所以在人的心理特征中具有核心意义就在于它是以世界观为核心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人的本质特征。

世界观是人们对人生、对自然、对社会总的看法，它处于性格的最高层次，并对个性心理特征中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气质、能力（内含智力）具有统帅性的作用。它最能体现一个人真实的精神面貌。

由于性格表现在人们对万事万物所持的态度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上，因而性格会在一个人所有的内潜与外显活动中涂上一层独特的色彩，以区别于他人。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性格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及影响的广度、深度是其他心理因素所不能比的。

性格在形成中离不开人的智力活动，但它一旦形成就对智力活动起到有力的制约作用。我国著名的有贡献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共同的优异的性格品质。他们有：对祖国、对人民、对正义的事业、对新闻工作执著的爱及甘愿为之献身的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开拓精神；自尊自强、勇于剖析自己的精神；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精神等等。这些优秀的性格品质无疑大大促进了他们智力的发挥。例如，凤凰卫视的记者卢宇光，在2004年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中第一次为凤凰卫视做现场记者，3天内他从非职业记者变为凤凰卫视的特约记者、驻莫斯科记者、驻莫斯科首席记者。卢宇光能够迅速获得凤凰卫视的认可是因为他在人质事件中出色的现场报道，而这恰恰得益于他勇敢、坚强、临危不惧的性格和视岗位比生命重要的精神：“当子弹不停地在身边飞，雇来的俄罗斯摄像早已不知去向，一名外国记者中弹倒地”的情况下，卢宇光仍然坚持和凤凰卫视主播连线，而他的声音，也是惟一一个从前线传来的华人记者的声音。^[16]

其次，性格上的弱点常常成为新闻工作者智力表现和发展的障碍。优秀的记者经常能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某些弱点，并努力超越自我。“如果一个演员总是过于‘本色’，那至少他不是一个戏路很宽的好演员。好记者也是这样，内在的本色不能丧失，内心追求的目标不能丢，但一定要争取在采访技巧上超越自己的本能、自己的性格。法拉奇是个个性很强的人，超越这种个性是极难的，但她做到了，那才是伟大的记者。”^[17]

软弱、缺乏自信、意志薄弱、懒惰马虎、情绪波动、不善与人沟通等性格特点常常成为一些新闻工作者一事无成的主观原因。

再有，性格特点有可能补偿智力的某些弱点。俗话说，“勤能补拙”。就是说性格上的勤勉可以弥补能力上的不足。

正因为性格对人的智力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新闻工作者就应当自觉地培养自己优良的性格品质，克服性格中的弱点，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综上所述，非智力因素对人的智力因素起到动力、定向、调节、制约及强化等作用。非智力因素对于新闻工作者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当然，我们强调非智力因素并不是轻视智力因素的作用，实际上二者在个体身上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希光教授曾撰文谈“清华将培养什么样的新闻人才”时指出：“清华大学未来培养的记者不仅要具备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如写作能力，永无休止的好奇心，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团队精神，懂得使用电脑写稿件，了解市场和受众，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他们更需要的是无偏见的公正的态度。中国下一代记者应该更多地与民众建立密切联系，要深入采访民众，获得第一手资料。”从以上条件看，包括了智力和非智力两方面的素质。所以，只有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都得到发展，才有可能成为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新闻工作者，也才有可能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