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文本的叙事角色的分析介绍

二、新闻文本的叙事角色

叙事主体姿态的表现首先反映在叙事的角色上。

所谓叙事角色,是指文本中叙事者的身份和位置。表面上看,叙事角色是叙事的“人称”问题,实质上,叙事角色是叙事者以什么样的立场认知事实,以什么样的态度叙述事实的问题。在第二章讨论到传者的特殊地位时,我们认为新闻文本中的传者是“受托的发言人”,他代表的不是记者自己,而是委托人。我们看《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新华社长江前线1949年4月22日2时电　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1日已有约30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20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24小时,30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获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很显然,文本的叙述者已不是毛泽东,否则就不会说坚决地执行毛主席(自己)的命令了。当然叙事者也不是旁观者,叙事中的“我军”表现出叙事者的身份,代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阵营的人民一方。

新闻的这种叙事角色与其他文体文本的叙事角色有很大不同。在其他文体的文本中,叙事的角色往往是叙述者自己,无论用第一人称“我”,还是用第三人称“他”,叙事的主体都是作者自己。叙事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以自己对事的认知为基点来叙事。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阿紫的眼睛瞎了,但却不是金庸弄瞎的。1965年,金庸在写《天龙八部》时去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代笔”。金庸旅欧回到香港后,倪匡对金庸说:“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如果是金庸,会不会弄瞎阿紫呢？不一定。文学的叙事就是如此,叙事主体“主宰”着事。文本处处都流露着叙事主体的思想、意图,包括人物说什么样的话也是作者“授意”的。所以巴金先生说:“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面都有我自己,这个‘我’是不出场的,然而它无处不在。”^[12]新闻文本的叙事正好与此相反,无论是第三人称,还是第一人称,叙事的角色都不是“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有新闻叙事的“第三人称法则”。^[13]

关于人称。在语言学的阐释中,第一人称述所历,第三人称述所见；在社会接受心理中,第一人称有真实感,第三人称有客观性；从文章学创作中,第一人称适于抒写作者的心灵感受,第三人称宜于作者叙事的创造空间。它们各有其用,也各有其妙,用哪一种人称是因人、因事、因体而定。如现场新闻报道、亲历性深入报道,其文本的叙事多使用第一人称行文,而时政新闻消息报道则多采用第三人称行文。其实,在新闻文本中,“人称”只是为行文便利而已,其叙事角色不会随人称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变化了,则叙事角色就没有当好,新闻报道也就不符合新闻的规则了。因此,无论是采用第一人称,还是采用第三人称,新闻的叙事角色构成都有两个根本的因素:一是鲜明的立场,二是明确的身份。

新闻是大众传播,在新闻文本叙事中,主体姿态或许有作者的个人元素,但总体上说是群体的,非个人的。也就是说,叙事者有着鲜明的立场,而且是鲜明的群体立场。对于其他文体,叙事者可以“文责自负”,新闻却不能。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电视台的解说员对中国和中国运动员作了诽谤性评论,穿凿附会地提出所谓的中国人权和知识产权等问题,极不负责任地说中国运动员“可能有普遍的”服用兴奋剂的问题。这一报道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旅美中国学生、华人团体以多种方式抗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敌意报道。如果说这只是解说员鲍勃·科斯塔斯的个人立场,没有人会同意；或许退一步说,只是鲍勃·科斯塔斯的个人立场,但新闻叙事角色的规则决定了他不仅仅是个人,而是国家重要媒体的舆论传播。事实上,美国也一直在攻击中国的人权问题。因此,新闻的叙事角色的立场小则是一个媒体,大则是一定社会利益集团,这个“责”是叙事者自负不了的。正是由于新闻叙事角色鲜明的立场,为保证新闻叙事的公正性,新闻叙事的主体姿态应该站在社会公众意识的立场认知事实,叙述事实。

如果我们把文章文本中的叙事比做球赛中的角色,历史叙事者是记录员和裁判员,他记录赛事过程,同时评判赛事；文学叙事者是球员和评论员,他创造着赛事过程,也批评赛事；而新闻叙事则是观众和解说员,他认知赛事过程,并诠释赛事。在球赛中,与赛事最能融合的是观众,他们对赛事投入了最真挚的热情,与球员共同经历着赛事的起落,与球员同喜同忧,但他们也是理智的,感受着,体味着,但不会去干预。新闻叙事角色就是这样一种身份,受众情思的身份,他处于受众的位置,其思、其想、其情、其感,都是因为受众。当前,中国新闻现场亲历性报道越来越多,深度报道越来越广,民生新闻迅速而健康地发展,新闻文本的叙事角色真正找准了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