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讯文本与西方特稿
西方新闻文本中没有“通讯”这个概念,同样中国新闻原来也没有“特稿”这个概念。中国新闻中原有的“特写”与“特稿”不同,现在使用“特稿”概念也不尽相同,我们在本章的前面曾讨论过这一问题。
通讯与新闻特稿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新闻传播功能和传播价值上,中国的通讯与西方的特稿都是比较详尽深入地报道新闻事实,具有新闻的真实性特点。和文学作品不同,特稿的新闻事实,包括大量的细节描写都是现实真实的,作者为了获得这些真实,宁愿花很多时间去做艰苦的调查采访,也不能杜撰虚构。1996年《纽约时报》记者里克·布拉格获得普利策特稿奖,后来发现他的作品内容是虚构的,于是取消了给他的这个奖。
中国的通讯和西方的特稿都是特别组织的新闻专门报道,注重在时代背景下对社会的大事件或现象作微观的、深刻的专题性报道与剖析,从而感染和影响受众,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和现实目的性。它们的题材都十分广泛,传播目的都非常明确,通过报道对社会产生思想观念、情感倾向或生活态度方式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它们的题材着重点是两个:一是比较重大的社会事件或受众普遍关注的突出的社会现象,具有所谓“硬新闻”的内容；二是社会的普通人物和日常生活,虽然以所谓“软新闻”为主要内容,但关注的是社会弱势群体,反映的是民生生活问题,带有社会公益服务和生活引导的功能。
从新闻文本的构成与表现形态看,中国的通讯与西方的特稿又有较大的区别。从构成上看,中国的通讯更注重新闻事件报道,它是一个新闻消息报道延伸和深度发展的产物,所以通讯讲究的仍是概括凝练地传递新闻事实,正如在中国新闻界普遍认为的那样,每一篇通讯中一定有一条消息(信息)作为内核。西方的新闻特稿也有事件,但相比而言,“消息内核”意识要淡薄一些,它更注重的是艺术审美创造。如普利策奖首届特稿奖作品《凯利太太的“妖怪”》,写的是一次错综复杂的脑部手术的事件,但作者不重在报道事件,而重在塑造一个与“妖怪”搏斗的医生形象。作者富兰克林谈写作体会时说:“我尝试把契诃夫的叙事理论用在新闻里。”[23]就是像富兰克林的写作那样,才有了西方特稿与中国通讯在表现形态上的差异。西方新闻特稿更强调故事性和可读性,是能胜过竞争者的,吸引读者购买报纸的,因而它运用和借鉴文学艺术手段来表现人物和事件,比中国通讯借鉴和运用文学艺术手段更广泛,更彻底。在保证新闻真实性的前提下,特稿从故事情节、细节、人物形貌、对话、心理活动等各个方面,文学能用的各种手段和修辞手法都可以运用。完全可以说,西方的特稿是关于真实新闻事实的文学作品,与我国的新闻报告文学更相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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