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写作之我见，采访——通讯写作的基础

通讯写作之我见

余志和

深入——浅出

诗圣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没有受过大学新闻系的正规训练,学写通讯确实是从读书开始的。既读名家作品,也读理论著作。名家作品有借鉴作用,理论著作有指导作用。读名家作品较易,读理论著作稍难,难就难在当今的新闻教材和专著汗牛充栋,论述详尽,往往使人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就说体裁吧。“通讯”这种我国独有的新闻文体经过100多年的嬗变、发展,至今已被分为许多种类。《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列举的通讯有14种：人物通讯、工作通讯、风貌通讯、政论性通讯、事件性通讯、问题性通讯、对话式通讯、集纳式通讯、白描式通讯、战地通讯、广播通讯、录音通讯、配乐通讯和游记。每一种通讯都有自己的写作规律,很难记住。许多著作用在通讯写作方面的篇幅,往往超过100页,何况还有一本本厚厚的《通讯写作》之类。这多复杂!

再说表达方式吧。有的著作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几种手段细化得指不胜屈、浑浑无涯：“叙述”分为顺叙、倒叙、插叙、略叙、详叙;“描写”分为白描、细描、直接描写、间接描写、人物描写(肖像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环境描写、场面描写等等。同样复杂!

这是理论工作者故弄玄虚吗?当然不是。他们为了帮助人们认识新闻规律,往往要摆脱客观世界千姿百态的个别现象,进行一番由表及里的抽象,最终列出许许多多“条条框框”。学写通讯需要知道这些“条条框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

然而,理论毕竟是灰色的,这些“条条框框”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面前,未免显得苍白、枯燥、贫弱。通讯写作要有理论指导,但它最可贵的品格却是实践、实践、再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讯写作不认学历,不认文凭,只认实实在在的作品。

我在筹划写作一篇通讯或者类似体裁的作品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客观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加以集中,再现出来。此时,我不再考虑所谓的“全面性”、“缜密性”,竭力跳出诸多“条条框框”的约束,使作品在总体上符合自己所归纳的如下“三性”：新闻性、多样性、文学性。

所谓“新闻性”,是指通讯的真实性、时效性;所谓“多样性”,是指文无定法、不拘一格;所谓“文学性”,是指精雕细刻、生动形象,把文学元素融入通讯写作之中。

对于通讯的“三性”,无需死记硬背,只需心领神会,因为“三性”实际上使通讯不再有刻板的模式或者标准。18世纪英国哲学家柏克曾经以鸟类之美来说明用一种固定的比例来硬套种种美的事物是行不通的。柏克的比喻也可以用来说明通讯形式的不确定性。他说：

天鹅是众所公认的一种美丽的鸟,它的颈部就比它身体其余部分长,而它的尾巴却非常短。这是否是一种美的比例呢?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种美的比例。但是另一方面,关于孔雀我们将怎么说呢?孔雀的颈部是比较短的,而它的尾巴却比颈部和身体其余部分加在一起还长。有多少种鸟都和这些标准以及你所规定的其他任何一个标尺有着极大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而且往往正相反的比例!然而其中许多种鸟都是非常美的。我们在研究这些鸟的时候,从它们身上任何一部分都找不到一种东西,可以使我们先验地说出其他鸟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对其他鸟进行一些揣测。经验证明这样做的结果会造成失望和错误。

谁能令人信服地准确说出通讯这只“鸟”是什么样子呢?但谁都可以断定,通讯这只“鸟”同新闻的某些“鸟”相互关联甚至息息相通。这某些“鸟”就是所谓的“边缘文体”——特写、速写、侧记、散记、花絮、随笔、花边新闻、现场新闻、目击报道、暗访纪实等等。所有这些体裁都要求记者敢于探索,善于创新。

以上所说的从“读”到“写”的过程,就是从“繁”到“简”的过程,或从“深入”到“浅出”的过程。这就如同学骑自行车一样,须先弄懂要脚蹬、腰直、眼向前的“理论”,才会事半功倍;一旦学会了骑车,谁也不会再去想什么脚,想什么腰,想什么眼睛——而是随心所欲地直往前骑就是了。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通讯写作理论和通讯写作实践之间的关系。

采　访

采访,通讯写作的基础。

提起采访,许多人的脑海里会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记者拿着一个小本和一支圆珠笔,问问张三,问问李四,边问边记,或者挎着照相机,扛着摄像机,照照张三,照照李四,然后离去。这是“采访”吗?是。不过,采访并不限于这样一些简单的形式。理论界对“采访”有许多说法,而从实践的观点来看,所谓采访,就是为新闻写作搜集素材。对文字记者来说,一篇好通讯是采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所谓“七分采访三分写”就是这个道理。

在国外采访,记者会遇到语言不同、国情不同、制度不同、环境不同,甚至思维方式不同等形成的障碍,这些障碍使国外采访的形式同国内采访的形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国外,参观、访谈一类直接采访的机会较少,而通过媒体、书籍等提供的二手材料了解驻在国情况却比较容易。我将后者理解为特殊形式的间接采访。

不管是直接采访还是间接采访,记者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搜集哪些素材?这就涉及一句行话——“新闻敏感”。有人说,记者要有“灵敏的捕捉力、锐利的感受力、深刻的观察力、切实的体验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这固然不错,但此种表述不免使人感到玄妙,也可能把新闻道路上的许多试步者吓倒!相比之下,我的做法就很简单：大致画个框,拼命往里装。“大致画个框”就是初步确定通讯的题材;“拼命往里装”就是把所有相关的素材,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装进这个框里。事实上,在动笔之前,记者是很难判断哪些素材有用,哪些素材暂时无用的。只有采取“笨”办法,把所有相关材料收集起来,写作时才不会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

直接采访的关键,是要充分发挥眼、耳、口、手、脑的作用,不得偷懒。永远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只要是和要写的通讯有关的情况,记者都应看个明白,听个仔细,问个清楚,记个详细,想个透彻。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在采访“风云人物”方面以大胆泼辣、言辞尖锐享誉世界。她用特殊方式调动了自己的眼、耳、口、手、脑,因而使她的作品独具一格、不落俗套。她习惯用录音机录下访谈中的所有问答,然后一字不漏地加以发表,并根据观察和思考所得,冠以一定篇幅的精彩前言。在《亨利·基辛格》(1972)这篇对话式通讯中,她写道：

这个人太著名,太重要,太幸运了;他被称为超人,超级明星,超级德国佬;他拼凑自相矛盾的联盟,签订无法实现的协议,使世界像他在哈佛大学的学生那样为之屏息。这是个不可思议的、难以理解的、实际上是荒唐可笑的人物。他可以在他想见毛泽东时就能见到;在他想去克里姆林宫时就能进去;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叫醒美国总统并进入总统的房间。在这个50岁、戴着黑边眼镜的人面前,詹姆斯·邦德(007)的那一手黯然失色。此人不像詹姆斯·邦德那样开枪、斗殴或跃上奔驰着的汽车,可是他能建议发动战争或结束战争;他自认为能改变甚至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命运。那么,这个亨利·基辛格究竟是何许人呢?

……

法拉奇：基辛格博士,我在猜想您这几天的感受。我想知道您是否像我们以及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感到失望。您失望吗,基辛格先生?

基辛格：失望?为什么失望?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会使我失望?

法：一件不愉快的事,基辛格博士。尽管您说和平“已经在握”,尽管您确认与北越人签了协议,但是和平并没有实现。战争像过去那样在继续,而且情况比过去更糟。

基：和平会实现。我们已下决心要实现和平,因此它一定会实现。……

我在新闻实践中,也在看、听、问、记、想方面不遗余力。2001年,保加利亚前国王西美昂二世在流亡海外50多年后,回国参加大选,登上总理宝座。是年7月24日,他在国民议会宣誓就职。在当今东欧国家政坛上,一个总理宣誓就职,实属平常,外国记者只需发一条消息就算完成任务。这种消息自然用不着详细地描述,一般记者自然也没有必要记下西美昂二世在议会讲坛上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但我却多长了一个心眼,做了详细记录。谁料一年之后,在东方出版社约我参加撰写《从国王到总理》一书时,当时记录的材料竟派上了用场,因而才有如下文字：

2001年7月24日上午,西美昂身着藏青色西装和白色衬衫,系着蓝花领带,在多名私人保镖的护卫下,缓缓步入索非亚市中心的国民议会大厦。大厦会议厅里坐满了国会议员。

10时整,“西美昂二世国民运动”议会党团主席帕纳约托夫向议员们宣读了西美昂的简历。……

10时15分,西美昂生平第一次登上国民议会讲坛,向议员们说明了新政府的结构和组成,并宣读了一项“纲领性声明”。……西美昂最后表示：“我在竞选运动中说过一句话——‘请大家相信我!’今天,我要再补充一句话：请大家相信自己!”话音刚落,“西美昂二世国民运动”的议员们全体起立,向新总理报以掌声和欢呼声。

13时35分,西美昂右手抚着胸脯,左手按了按烫金的《圣经》,不紧不慢地宣读了誓词,保证“遵守保加利亚共和国宪法”,“造福于保加利亚人民”。然后,他郑重地吻了吻银质十字架和东正教大主教马克西姆的手背,又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会议厅中的一阵掌声宣布他正式成为保加利亚总理。

3名妇女向西美昂捧上大束鲜花。西美昂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对一个驻外记者来说,许多材料自然也来自间接采访。这种采访也不轻松。有时花一个小时读完一篇长文,只能找到一点事实、一个数字,甚至什么也没有找到。1981年,当我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通讯集《玫瑰国之都——索非亚》时,我除汇集了大量采访所得和报刊剪报外,还翻遍了索非亚多家图书馆里关于这座城市的专著。为了写出这本9万汉字的小书,我查阅了相当于200万汉字的外文资料。

语　言

通讯的语言有自己的特点。我认为,它除了像其他体裁的新闻作品那样必须准确、精练外,还应当形象、含蓄、幽默、新鲜、流畅。

何为“准确”?我国文学史上有许多“一字师”的例子,还有唐代诗人贾岛“推敲”的故事。19世纪法国小说家莫泊桑也说：“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字可供他使用。用一个动词要使对象生动,用一个形容词要使对象的性质鲜明。因此就要寻找,直到找到这个字,找到这个动词和形容词为止。”

密苏里新闻学院写作组编写的《新闻写作教程》在谈到“用词准确”时写道：“词汇应该准确无误地表达你想要表达的思想。……一位市长可以‘说’、‘宣布’、‘声称’或者‘大声叫喊’,但是其中可能只有一个词是准确的。”该书还说：

词汇是记者的工具。技工可以用一个扳手去拧一个特定的螺丝帽。同样,作者在特定的情况下,只能使用某些特定的词汇来表达思想。与技工不同的是,技工只能使用那个扳手,而作者却有许多词汇可供选择。

为了方便从诸多词汇中挑选出莫泊桑所说的“这个字”,我总在身边备有若干工具书,如《同义词词林》、《简明类语词典》、《分类成语词典》、《百科写作分类词库》等等。我非“词汇篓子”,因而常请这些工具书帮忙。打个比方,如果要找“死”的说法,《简明类语词典》就为我提供了如下选择：崩、毙、故、薨、扔、丧、殇、死、亡、夭、终、卒、安息、报销、暴亡、被难、毕命、毙命、病故、病逝、病卒、不禄、长眠、长逝、倒头、凋谢、断气、福丧、故去、故世、过世、归天、归西、归位、横死、驾崩、见背、见鬼、交待、就义、捐躯、客死、老了、罹难、没了、没气、瞑目、千古、去世、善终、丧命、丧钟、上天、升天、逝世、亡故、瘟了、呜呼、牺牲、献身、凶死、谢世、殉国、殉节、殉难、殉职、晏驾、咽气、夭亡、夭折、永别、永诀、永眠、羽化、遇害、遇难、圆寂、葬身、阵亡、作古、坐化、闭眼睛、蹬腿了、放挺了、见上帝、见阎王、没命了、翘辫子、上西天、完蛋了、喂狗了、遭残了、百年之后、粉身碎骨、肝脑涂地、溘然而逝、离开人世、马革裹尸、脑浆迸裂、杀身成仁、上天堂了、舍生取义、身首异处、死于非命、寿终正寝、同归于尽、呜呼哀哉、一瞑不视、一命呜呼、与世长辞、葬身泽国。当然,据我所知,这还远未把“死”说完!

何为“精练”?我国文士有过种种说法：“文贵精,不贵多”,“片言明百意”。美国记者曼切尔指出：“所有创造性活动都建立在删节艺术之上。”奥利地记者兼作家茨威格则说：“我写800页,然后删去500页,这本书就有了光彩。”

史载,唐朝皇帝任命大史学家刘知几任编修《史通》的主编。刘知几受命后,召集史官们开会,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原则：“忠于史实,精简文字。”有个史官改完了班固《汉书》中的《张苍传》,送给刘知几审阅。刘知几看到“苍免相后,年老口中无齿,食乳”一句,便向史官提出：“大家看看,这句还能不能再精练一些?”众史官看后均未出声。刘知几笑着说：“语句是通顺,但欠精练。”于是,他提笔删去其中的“年”、“口中”3字,遂成“苍免相后,老无齿,食乳”。也许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吧?

形象,是通讯语言最本质的特点。一篇通讯只有描绘出活灵活现的生活图画,才能从感情上打动受众。合众国际社总编辑史蒂文森在《长江：过三峡游记》中,只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了瞿塘峡险峻的山峰和恬静的农村：

瞿塘峡全长六公里,是三峡中最短的一个。

此刻只见千仞绝壁突兀眼前。偶尔可以看到的零星村舍点缀其间,也可以看到沿着山坡向上攀登的人和在险峻的悬崖上悠闲地吃草的山羊。

政论性通讯的语言该是比较枯燥的吧?恐怕未必。前苏联记者爱伦堡1948年曾在《我们的春天》这篇政论性通讯中,用春天来象征前苏联二战后的建设情景。这篇通讯的开头和结尾使人体味到通讯语言的形象美：

春天散发着强烈的生命气息。娇嫩的绿芽成长起来,清新的阵雨落下,春雷挑战般滚过去,第一批鲜花开放,无论这是鲜艳的牡丹,还是莫斯科近郊树林里的朴素的福寿花——这时候,我们会感触到一种令人兴奋的东西。

……

可能有早春,也可能有晚春,可能有晴朗的春天,也可能有白雾迷漫的春天,但春天毕竟是春天,跟着春天而来的,将是繁盛的五谷和金黄的苹果。

含蓄,是通讯语言的另一特点。众所周知,了无余韵、一览无余的语言,会使受众感到乏味,而含蓄的语言则可引起受众丰富的联想。美国记者莫耶斯采写《从底特律看到的两个美国》这篇通讯是想说明：“生活舒适的美国中产阶级坐满了共和党代表大会的会议厅,而失业者却在外面排队要求救济。”他在表述这层意思时,使用了含蓄的语言,“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刘知几《史通·叙事篇》)。他写道：

如果你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想要了解美国人的情绪,你首先必须问问“是哪一个美国?”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是一个美国。……离饭店几个街区远的地方还有另一个美国。

……

现在有两个美国,这不错。它们是邻居,却又相距如此遥远。

幽默,在通讯中也不鲜见。底特律《自由新闻》的编辑部主任夏恩在《“老报童”罗伊去世了》这篇通讯中,借助幽默,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老人形象：

他双目几乎失明,戴着一副像定量酒杯底那样厚的眼镜,要把头往后仰起才能看见东西。……

有一次,罗伊从《自由新闻》的电梯上走下来,正好赶上采编人员在那里开会。也许是由于他视力不佳,也许是由于他脾气倔强,反正他把报纸都分给了在场的记者。会议只好中断,直到罗伊把报纸分完为止。

“两毛五?”一个记者有一次在罗伊对他说了《芝加哥论坛报》的价钱以后提出了抗议。“见鬼,罗伊,我花一毛五就能买到一份。”

“是喽,不过你得上芝加哥去。”……

关于“新鲜”,作家叶圣陶有一次在新华社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时提出,“要避免说套话,唱老调”。他说：

老套子,老调子,说惯了,唱惯了,很不新鲜,大家听得有一点厌烦了。话说成了老套子,就不新鲜,不生动,看的人,听广播的人,一看到、一听到这类东西,就觉得,“呀,来了!”什么“来了”?老套子又来了,就不想仔细地看、仔细地听。他们想：“哦!原来这样,可以跳过去不听。”“哦!又来这个!可以跳过去不看。”如果我们说的话、写的文章,让人们“跳”过去不听、不看,这就麻烦了。

至于“流畅”,作家形象地将之称为语言的音乐性,即音调和谐,听得明白,具有听觉上的美感。他说：

文学作品语言的音乐性,是和现实生活中的音响、节奏相联系的。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仪态万端,人的思想感情也错综复杂。文学作品的语言如能相应地在字音、语调、句法、节奏等方面与之相配合,可以把生活表现得更加有声有色。

同语言流畅有关,记者在撰写通讯时,特别要注意语言的节奏。一般说来,短句子能使受众振奋、紧张,长句子则往往造成较为松弛的气氛,使受众变得懒散。合众国际社记者在描述“百灵鸟”图谋枪杀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时,先用舒缓的节奏,然后改用急促的节奏：

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一个身穿红衣服的矮个妇女站在人群中,等待着福特总统的到来。

欢迎者们大都想握一握福特的手。

那个身穿红衣的女人带着一只手枪。

……

福特走出参议院大厦,来到国会大厦的欢迎人群中间。秘密警察护卫着他。

他停下来向人们挥手致意。

用绳子拦着的人群拥挤着,欢呼着。

福特把脸转向左侧,伸出手来跟欢迎者握手。

“早安。”他一次又一次地对欢迎者说。

百灵鸟向前移动着。

她从后面向前挤去,把欢迎者抛在了后面。

她距总统只有两英尺远了,警察说这时她把枪对准了总统。

福特发现了左轮枪。……

要使通讯的语言准确、精练、形象、含蓄、幽默、新鲜、流畅,记者就必须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并且细心领会法国小说家福楼拜说过的这些话：“即使在游泳的时候,我也不由自主地斟酌着字句。”“有些句子粘在我的脑中,乐曲似的缭绕着我,令人又是痛苦又是喜爱它们。”

结　构

通讯反映的人类生活,同实际生活相比,只是短暂的一瞬、沧海之一粟。这种时空上的限制,使得通讯写作中的剪裁和布局变得十分重要。记者在动笔之前,要先打腹稿,想办法用好材料：哪些材料要写,哪些材料要舍;哪些要详述,哪些只略述;哪些人物和事件是主要的,要放在突出地位,哪些是次要的,可以放在不太显眼的地方;整篇通讯可以分为哪几个部分,何者安排在前,何者安排在后……总之,必须把纷纭复杂的事件、人物等等来一番精心组织,既使通讯的各个部分按照一定的规律有机、匀称地联系起来,又在总体上形成一幅统一、完美的社会生活图景。

在《红楼梦》第四十二回中,薛宝钗在谈到大观园图时,这样说道：

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若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第二件：这些楼台房舍,是必要界划的。一点儿不留神,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倒竖过来,阶砌也离了缝,甚至桌子挤到墙里头去,花盆放在帘子上来,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第三件：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衣褶裙带,指手足步,最是要紧;一笔不细,不是肿了手,就是瘸了脚,染脸撕发倒是小事。依我看来,竟难得很。

这虽然只是小说人物的语言,但它却十分贴切地表达了作者曹雪芹对结构问题的见解。这种见解完全适用于通讯写作。要在构思和写作通讯时处理好薛宝钗所说的远、近、高、低、疏、密、多、少、主、宾、添、减、藏、露等等关系,“竟难得很”!我自己就每每为安排作品结构而冥思苦想、寝食不安。

构思一篇通讯要注意什么呢?从形式上说,几乎每一篇通讯都是“两头小,中间大”;从内涵上说,通讯的结构一要服务主题,二要完整和谐。服务主题和完整和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其中,主题是通讯的灵魂;主题不突出,通讯中的人物事件就如断线之珠、无梁之屋。相反,如果主题突出,通讯中貌似散乱的材料就能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在这方面,《人质归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79年11月,伊朗学生扣留了美国驻伊使馆人员,要求美国送回前国王巴列维和他的大量财产。美国在这场危机中争斗了444天,才使人质获释。为了洗刷这一事件留在美国人身上的阴影,《读者文摘》1981年4月号刊载了通讯《人质归来》。这篇通讯除开头语是由《读者文摘》编辑所加之外,其余材料则用七家美国报纸、杂志、通讯社和一家英国报纸所发表的报道摘要编辑而成,总共19个段落,衔接自然,前后顺畅,主题鲜明(见编者按语),结构完整。其中几段如下：

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不比寻常、难以忘怀的时刻：整整一周,全国到处系着民俗中欢迎远方归客的黄色丝带,洋溢着自豪、爱国精神和欢乐——千百万美国人共同发泄感情,共同欢笑,共同祈祷,共同落泪。

正面辑录的这些精彩片段,讲的不是人质本身的故事,也不是他们英勇的吃苦受难经历,而是他们重获自由以后在美国每一颗自豪而激动的心里,每一张快乐的脸上流着的每一滴泪中所含带的热情。

美国人质回家了,美国又成了一个万众一心的国家。

他们最后一次乘坐汽车通过德黑兰灯火管制中黑湫湫的街道。他们乘坐大客车和货车,穿过受封锁的后门,进入梅拉巴德机场。他们下了车,步上月光照耀的跑道,身上穿着用杂色粗斜纹布缝制的不大合身的伊朗工作服,脚踏凉鞋,头发散乱,看上去有一点茫然失措。他们在登上等候的阿尔及利亚七二七民航机以前,又忍受了最后一次折磨——在两排激进分子之间走过时挨踢挨骂。……

——《新闻周刊》

从阿尔及尔飞越地中海的三个小时,是由伊朗到西德漫漫长途中的最后一程,刚好能吃一顿火鸡餐,喝桔子汁和咖啡。所乘坐的喷气式飞机在莱因-曼恩机场降落后,在电暴般的电视摄影灯光中驶向终点时,一张张苍白的脸贴着机窗向外张望。

黎明前的暗空中挂着一轮满月。人们的呼吸在空气中冻结了。通宵不睡的儿童,从他们父亲的肩上瞪着眼睛观看,小手挥舞着美国国旗。

那是一种含有胜利意味的情景。对人质而言,那一定就像天国一样。

——伦敦《每日镜报》

德国新闻媒介报道人质释放归来的事,俨然把美国人当做自己的同胞。

法兰克福《晚邮报》的头号标题是《全部人质今天在法兰克福重获自由》。另一份报纸的标题是《莱因-曼恩机场伟大之夜》。

一位德国电视评论员看着重获自由的人质和美国同胞拥抱的情景,感动万分地说：“对我们来说,这件新闻也许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如果你能够亲眼目睹,如果你能认识到这52个人对于美国的重要……”说到这里他言不成声。

——美联社

那天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以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的评论结束：“乐队演奏,旗帜飘扬。”他说：“但这不是国力的胜利,而是人类的精神,就是那吃苦受难的52个人的灵魂,和这个国家受埋没而又复活的精神的胜利。至少在这个时刻,我们又认识了自己,而喜欢自己这样的人。”

人质被释放的那天下午1时,纽约市57街心麦迪逊路转角处,欢呼之声顿时雷起,商业大楼里的办公室职员纷纷打开窗户,告诉楼下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人质已经起飞了。那些工人为了纪念人质被俘特制了一幅巨大的标语。如今他们看见成千上万的人撒下碎纸丝带,知道444天成了最后一天。工人们狂呼之后,就把准备好的那幅标语上面包扎的黄色丝带剪断。标语上写着：“谢天谢地,人们终于自由了!”标语下面还写了这么一句：“万勿重演。”

——《纽约时报》

“凤　头”

有人把一篇好文章的开头、中间、结尾比喻为“凤头、猪肚、豹尾”。

俗话说：“万事起头难。”在我国,消息的开头一般是导语,这有“老套”可供利用,而通讯的开头却五花八门,无章可循。为了吸引人、打动人,记者们真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单刀直入地进入故事,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手法。美国记者基尼茨的《救救威斯康星的河流吧!》就是这样开头的：

奔流不息的威斯康星河的一部分已经发臭。河里的鱼有着一股硫磺味儿。大量的淤泥倾泻在污染了的福克斯河里,使得绿湾滩为此封闭了25年。

1998年6月我采写的《丘斯滕迪尔樱桃熟了》,也是开门见山：

粒大、紫红、肉厚、味甘的丘斯滕迪尔樱桃熟了。17日,在保加利亚这座西部小城的科尼亚沃农业合作社的樱桃园里,果农们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手风琴、曼陀铃、民间风笛和皮鼓的伴奏下,时而引吭高歌,时而拉手跳起圆圈舞,热热闹闹地欢庆一年一度的樱桃节。

美国记者尼克波克的《索索大帝(斯大林)的少年时代》的开头,是借一个教员之口提出问题,挑起悬念：

一个格鲁吉亚小学生在课堂上回答教师的提问：谁是格鲁吉亚历史上最杰出的统治者?

我在写《宇航食品天上人间》时,也以设问开篇：

宇航员在“九霄云外”悠悠荡荡,生活单调,他们的饮食或许十分乏味吧?

许多记者喜欢在通讯的开头来一段精彩的描写,“逼”着受众继续读下去。美国记者霍恩布洛尔是这样开始讲述科学家的南极生活的：

这里就是寒风凛冽、千里冰封的地球之底：一个寂寞的未开发的地方。即使到了现在,仍然没有什么人迹。在方圆几千英里之外,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平坦的冰地。极地高原原始的寂静吞没了所有的一切。

美国记者克拉勃斯在撰写《中国拥有也许是世界上最高的篮球选手》这篇通讯时,采用了另一手法——展现一幅惊人的场面：

当穆铁柱在东京新建的大谷饭店休息厅漫步时,一位美国女游客见了吓了一大跳。

“嗬!他是干什么的?是谁的保镖吗?”

法新社记者莫内在《西伯利亚访问记》中,则通过所谓“感性材料”,使受众如身临其境：

伊柳辛飞机降落在伊尔库茨克冰冻的跑道上,立刻,一股寒流包围了你,冷风刺骨,把人都冻僵了。在这里,严寒笼罩着大地。

前苏联作家高尔基在写《列宁》时,以简峭凝练的议论作为开端：

弗拉基米尔·列宁死了。

甚至他的敌人阵营里也有一些人诚实地承认：列宁死后,世界上丧失了“他同时代的一切伟大人物中间最有天才”的一个人物。

德国资产阶级报纸《布拉格日报》,刊登了一篇论述列宁的文章。对于这个巨人充满着一种崇敬的惊奇,文章结尾是这样的话：

“伟大,不可及,可怕,列宁甚至在死后也是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虽不是通讯,但它的开头出笔不凡,也可供通讯写作者借鉴：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猪　肚”

“凤头”不管多么神奇,其篇幅不会太长,构造也比较简单。“猪肚”可就不同了——里面装着“五脏六腑”。词典解释说,“五脏”包括脾、肺、肾、肝、心;“六腑”包括胃、大肠、三焦、膀胱、胆。

通讯的“五脏六腑”又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但是,一篇通讯总该有故事,有人物,有环境和细节描写吧。

故事,或者叫作情节,在通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有无故事,是通讯这种体裁同其他新闻体裁的根本区别。不管一个记者掌握了多么丰富、翔实的素材,如果他不能在一篇通讯中给受众讲一个或几个故事,他就不算成功。

不仅如此,记者还要力求把故事讲得出奇制胜,富有情趣,以适合受众的审美心理。但是,“奇”非离奇、古怪,而是平中见奇、跌宕生姿。法国《世界报》刊出的《纽约电梯趣闻》,就曾通过人们熟视无睹的电梯,展现了美国的一幅既繁华而又充满社会矛盾的风俗画。兹录两段如下：

不知不觉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楼层之间的短促行程中。一些是偶然发生的,但有些是精心策划的。在电梯里的“暂短会晤”中,产生了情感上的联系(在纽约,有140对夫妇承认是在电梯里认识的)、协议与政治的结合。

……

在纽约,发生在电梯里的盗窃与强奸是很多的。如果电梯乘客的眼睛盯着电梯里楼层指示灯的话,这是为了避免与别人的目光相交,也是为了互相防范：一般说来,他们处于防御地位,提防他们的钱包与公文袋被人窃走。如果是妇女的话,一般说来她们避免单独与一个男子乘坐长距离电梯。

我于2001年在采写《真品酒,假评酒》时,也试图讲述两个虽不新鲜,但又相互映衬、不乏情趣的小故事：

有记者从中国来,保加利亚主人总爱为客人安排一个传统节目——真品酒,假评酒。这当然是指保加利亚人引以为豪的葡萄酒。

去年3月,新华社代表团来访,记者曾陪团前往保加利亚中部城市卡尔洛沃的“玫瑰谷酒厂”品酒。在充满酒香的接待室里,餐桌上摆满了鲜花,餐盘里盛满了香肠、奶酪、黄瓜、面包,每个餐盘旁边则立着一长溜晶莹剔透的葡萄酒杯。一俟客人入座,工厂的品酒师傅便一瓶瓶地展示和介绍厂产葡萄酒,什么麝香葡萄酒啦,赤霞珠葡萄酒啦,简直使人目不暇接。客人经不住好酒好菜的诱惑,动了真格。主人见状,急了,忙说：“品酒嘛,不一定真喝。你可以只看看酒的颜色,只闻闻酒的香气,只尝尝酒的味道,喝进嘴里的酒还可以吐出来……”此时,客人惊讶地发现,每个人前面都放着一个盛装吐出之酒的玻璃大罐。

今年6月末,记者又随中国新闻代表团参观了黑海海滨的“黑海之金”酿酒公司。热情的主人这次让客人参加“评酒”。评酒需要真本事——就像选美一样打分。总共10多个项目,最高分20分,其中酒的颜色占2分,酒的香味占4分,凡超过18分之酒即被誉为“好酒”。席间,觥筹交错,热闹异常。末了,主人问记者：印象如何?记者爽快地答道：“好酒!”于是,主人大喜,发给每位客人一帧印刷精美的《证书》,上面写道：“2001年6月23日,顺利通过评酒师合格考试。”最后,主人又说：中国人的名字太复杂,你们就自己填写吧!……

故事之“事”由人所为,通讯中必定有“人”。人物通讯更是如此。读完一篇人物通讯,不论它的情节多么曲折,但是经过时间的过滤后,最后留给受众的,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人,既丰富又复杂,马克思将之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优秀的人物通讯,就在于它能从各种环境中的各种人物身上,再现出这种“总和”。

在塑造人物方面,记者要摆脱概念化、类型化的束缚,努力通过展现某个人独特的行为方式,使所谓“这一个”从“这一类”中分离出来。史沫特莱在《记鲁迅》这篇通讯中,正是这样做的。1931年,在柔石等左翼作家遭到杀害后,鲁迅愤怒地写出了《为了忘却的纪念》。此时,史沫特莱前去看望：

我立刻赶到鲁迅家中,发现他正在他的书室里,面色灰暗,满腮胡髭,他的头发很是散乱,两颊深陷,一双眼睛中发着高热的光。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一种可怖的仇恨。

“这便是我在那天晚上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并递给我一篇文稿,上面写满了他那雕刻般的草体字。“我称它为‘写于深夜里’,把它译成英文设法在国外刊出吧。”

在他告诉我那篇文章的用意后,我便警告他说：“如若刊印出来,你的生命一定会有危险。”

“这有什么关系?”他激愤地说,“必须有人出来说话啊!”

不管在通讯中写人还是写事,交代清楚同人和事有关的环境非常重要。有句谚语说：“时势造英雄。”这种说法一语道破了环境与英雄(人物)之间的密切关系。

所谓环境,主要是指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包括时代风云、历史潮流、风土人情、街坊亲友等;自然环境的领域非常宽广：山野草地、大漠林海、平原丘陵,以至春花秋月、斜风细雨。捷克记者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是通过环境刻画人物的经典之作。对于牢房的面积和狱中的食物,他写道：

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走过去是七步,走过来也是七步。靠着一面墙是一张行军床,另一面墙上钉着一块可怜的褐色木板。

……按照规矩,管食物的囚犯都每星期两次——星期四和星期日,在碟子里放一勺子土豆,并且浇上一羹匙带着几根肉丝的炖肉汁。……这是非常开胃的食物。是呵,不只是开胃,并且使人实实在在地记起人的生活。……呵,谁能了解,一羹匙肉汁,对于受着逐渐衰亡威胁的人们,是多么地珍贵。……

我在《痛斥法西斯　光彩照人寰——莱比锡法庭上的季米特洛夫》一文中,也力求把人物置于险恶的环境之中：

荷枪实弹的哨兵昼夜不停地沿着莫亚比特监狱的灰墙巡游,白天的光线只能透过小小的铁窗,勉强射进牢房。牢房十分窄小,只能放一张活动床。这张活动床白天总要搬出去,以免囚徒随心所欲地躺下休息。……

无论是写事、写人,还是突显环境,都离不开细节描写。俄罗斯作家高尔基说：“创作——这就是把许许多多细小的东西结合成为形式完美的或大或小的整体。”通讯写作中的细节描写,也起着这样的作用。

人有5种感觉器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一篇好的通讯,总得通过细节描写,至少使受众的一种感官受到刺激。西班牙内战期间,海明威为《纽约时报》写的一篇通讯就使受众听到了来福枪、机关枪的声音：

这里整夜都在交火。来福枪嗵吭嗵吭地响着,机关枪也不停地叫着。机关枪口径更大,声音也更大——哒哒哒、哒哒哒。

劳伦斯在《“末日即将来临”》中,也把美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情景写得很细：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地球的肚腹中射出了一道光芒——这绝不是地球的光芒,而是众多太阳合而为一的光芒。

这是这个世界前所未有的一次日出：一轮巨大的绿色超级太阳在转瞬间就爬上了八千多英尺的高空,它扶摇直上,直达云端,光辉灿烂,映彻天际。

这个直径为1英里的巨大火球在向上升腾,其色彩不断变化——由深紫色变成桔黄色——其体积不断膨胀,在膨胀中又不断升腾。被禁锢了亿万年的大自然的能量终于获得了自由。

……

一朵巨大云团紧跟在这巨大的太阳之后拔地而起。

开始,它只是一根巨大的烟柱,随即又变成世间未有的蘑菇状,转瞬它又变成自由神塑像的形状,不过体积要大许多倍。

它向上升腾着,在激烈的震颤中越升越高,在几秒钟内就生成了几百万年才能生成的高耸的峰峦。

它直上五彩缤纷的云端,其峰顶穿过云海,不停地升上去,直达41000英尺的高空,这比地球上最高的山峰还要高12000英尺。

……

在通讯中描写独具特色的细节,对刻画人物非常重要。鲁迅先生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在鲁迅的心目中,正是“毡帽”使阿Q成为一个特殊人物。

西班牙《白与黑》周刊在集纳式通讯《世界上十位第一夫人》中,通过细节描写,介绍了各有特点的10位“第一夫人”。例如,对于罗萨林·卡特,笔者写道：

有一天,有一队人正挨着个儿等着要和卡特握手,于是,罗萨林·卡特也排到队伍里去。当轮到她的时候,她向卡特问道：“你在这儿,如何才能做到身心健康呢?”……

卡特夫人今年50岁。个头儿虽然不高,长得倒是标致。一张白皙的面孔,配上一双蓝色的眼睛,外表看来像个孱弱女人。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因此,人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纤小的钢铁之花”。

“豹　尾”

“豹尾”有多种表现形式,最起码的要求是见好就收,决不能拖泥带水,更不得画蛇添足。

用总结性的语言作为通讯的结尾,是一种常见的结尾方式。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不朽》这篇通讯的最后写道：

“青年近卫军”决不是德国占领区唯一的反抗组织。到处的高傲勇敢的苏维埃人都在和敌人战斗。尽管“青年近卫军”的队员大部分牺牲了,但是,他们是不朽的。因为他们的特征是新的苏维埃人的特征!他们的特征是新的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特征!

日本记者秋冈家荣也在《世界屋脊上的西藏》的末尾写道：

应该说,西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

中国传统的美学,向来就强调余韵、余味、余意,这也是“豹尾”的另一种表现手法。马克·吐温的《赤道环游记·用砒酸布丁毒杀土人》(1897),在揭露了白人的“抢劫、凌辱加上……虐杀”后,在结尾处写道：

世界上有许多幽默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白种人有这样一种想法：他们认为自己不像其他野蛮人那么野蛮。

澳大利亚记者布拉克在《狗王奥斯卡》这篇通讯中,向人们讲述了一条聪明能干、吃苦耐劳的南极雪橇狗奥斯卡的故事。奥斯卡最后去向不明。通讯的结尾感人至深：

这样的极地奇才绝不会在大风大雪中迷路失踪。我想,奥斯卡必定是感到它已跑完了它的旅程。这年老的狗王活得庄严,也想死得庄严,要在它所爱的地方,深埋在白雪之中。

北京天坛公园有一个神奇的回音壁——在那古老的半圆形墙壁上,当人们听到强烈的回声时,必然感到振奋和惊讶。通讯也有自己的回音壁,那就是前后呼应。我在撰写《玫瑰国之都——索非亚》这本通讯集时,就采用了这种手法。该书从索非亚的清晨开始：

玫瑰色的朝霞染红了维托沙山,人称“山麓美女”的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慢慢现出了她妩媚的容颜。晨雾散尽,阳光艳发。街道旁,枝头的新绿宛如翡翠,花坛的郁金香似吐火焰。还有那比比皆是的玫瑰花,满身露珠,熠熠发光,无不使人感叹：“玫瑰国”名不虚传!

该书以索非亚的夜晚结尾：

晴朗的秋夜,从索非亚市内仰望,但见“阿列科”综合营地的灯火灿若繁星,同山上其他营地的灯火连成一片,又同城市的万家灯火融为一体,就像天上的银河决了口,河水缓缓流下,汇集在一个大盆之中。

索非亚之夜,数此最美!

余志和1941年11月生,四川邛崃市人,新华社高级编辑。1964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俄语系,后在新华社从事翻译、记者、编辑工作,历任新华社索非亚分社记者、参编部主任、《参考消息》总编辑、经济信息编辑部主任等职。

著有《玫瑰国之都——索非亚》、《法庭惊雷》、《大千趣录》、《信息时代纵横》、《从国王到总理——保加利亚末代国王沉浮录》、《保加利亚概览》,译作主要有《季米特洛夫传》、《工人阶级的儿子》、《傍晚静悄悄》、《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新城奇缘》、《野性故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