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采写国际新闻通讯的体会

对采写国际新闻通讯的体会

文有仁

国际新闻通讯是国际新闻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外许多记者说来,一篇好的国际新闻通讯往往能在世界上产生深远影响,长期在世间流传,乃至成为传世之作。有的外国记者甚至会因一篇国际新闻通讯而一举成名。

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在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正好在俄国首都彼得格勒,目睹了革命的进程,随后又赶到莫斯科采访,写出了报道十月革命的新闻作品《震撼世界的十天》。在西方国家众多报刊向十月革命大泼污水之际,《震撼世界的十天》客观、真实地介绍了这场革命风暴,指出,革命受到工人、农民、士兵的热烈支持,遭到地主、富商、政客、军官等的反对。它对各种关于十月革命的谣言、诬蔑和攻击作了彻底曝光,使世人能正确了解这场伟大的革命,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报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描绘成洪水猛兽,世界各国也很不了解中国红军。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访问了陕北苏区,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有评论说：“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这两部新闻性作品实际上是多篇新闻通讯的汇集,都在世界上产生了震撼效应,成为新闻界传世之作。

因此,对驻外记者来说,学会写国际新闻通讯,写出好的国际新闻通讯,是至关重要的。

怎样才能采写出好的国际新闻通讯?根据国外一些记者的经验和笔者个人的体会,大体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善于从“无新闻”中发现通讯主题

鲁迅有句名言：“于无声处听惊雷”。驻外记者也要有这种本领。我们有的驻外记者常常感叹驻在国没有什么大新闻,无新闻可写,因而一年发不出几条新闻。其实,只要留心发,具有新闻敏感,于无新闻处也可发掘出能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有价值的通讯主题。二战中有篇通讯《西线无战事》十分著名。当时西线很平静,无战争,应当没有新闻,但记者却从平静中看到了不平静,写出了名篇。

笔者1982年首次到波兰访问,到了团结工会发祥地格但斯克,此前几年这里曾是全国罢工、游行示威活动的中心。1980年12月,波兰全国实行军管,团结工会被取缔,笔者访问时这里异常地平静,笔者观察到了这里有许多并不平静的因素,在平静中看到了不平静,于无新闻处看到了新闻。最后写成了有独特视角的通讯《静静的格但斯克》,指出“在静静的海面下潜藏着不平静的暗流”。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穆广仁同志对通讯作了批示,肯定此文的写作技巧和文风。现在,波兰政局发生了剧变。回头再看这篇稿件,还是符合实际的,是站得住脚的。

1986年12月13日是波兰宣布全国军管6周年的日子,必须发一篇介绍5年来波兰情况的报道。我们当时采用了一个新视角：“华沙今天在平静中度过了波兰宣布战时状态5周年。”这也就是这条新闻的导语。这条消息从这一天的平静引出了新闻,以这一天的平静同往年这一天反对派的示威游行作了对比,然后用所掌握的资料说明为什么会平静,以此来简述军管5年的成就,新闻读来就比较自然而有说服力。如果发一条“波兰军管5年来的成就”,全面综述一番,根据我们平时调查研究积累的材料是比较容易写成的。但那同“波兰军管1年来(2年来、3年来……)的成就”必然会大同小异,引不起读者的兴趣。

一名合格的记者,即使游山玩水,也能够随时随地“抓”到新闻。眼不闲,目观六路找景观,随时随地拍摄下来;腿不闲,发现有意义的点,要迅速去了解;口不闲,要随时随地向有关人员提问,尽可能了解最多的情况;手不闲,了解到的情况要随时随地记下来。当年在波兰当记者时,大使馆组织大家去波兰最著名的风景区扎科帕内去旅游,旅游时我就是这样忙个不停,最后写成了关于扎科帕内的系列通讯,被报纸连载。单樨同志在扎科帕内旅游时,走在山区路上,突然发现一队人穿着华丽的节日盛装分乘多辆马车行进,原来他们是前往教堂举行婚礼的。单樨立即进行了现场采访,追踪拍摄了许多照片,发回总社。《环球》杂志1990年5月在封三以《波兰山民的婚礼》为题刊登了报道和多幅彩色照片。

选好国际新闻通讯的题材

题材是决定国际新闻通讯写作成败的第一要素。好的国际新闻通讯题材能一下子吸引住读者的眼球,使读者有非读不可的冲动,这样,这条通讯就算成功了一半。

一、抓举世瞩目的、有世界意义的国际大事

这是不言而喻的首选题材,但不是每个驻外记者都能遇上的。一旦这种题材出现,记者在采写时会发生激烈竞争,谁抓得准、写得好,谁就能获得成功。驻外记者遇到这种题材,一定要紧紧抓住、抓好,不能错失良机。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无疑是举世瞩目的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尼克松带了一批美国记者随行,包括《纽约时报》记者马克斯·弗兰克尔。访华中最受世人关注的应当是毛主席会见尼克松。2月2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弗兰克尔采写的长达2100多字的通讯《出乎意外的会见和周总理的方案》,抓住了会见和周恩来总理宴请尼克松的许多寓意深刻的细节。弗兰克尔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

二、发现驻在国中能引起本国人民关注的主题

如果说,前述的主题是可遇而不可求,遇到后能否及时抓住、抓好的话,这一主题则只要记者自己努力并善于发现和发掘,就比比皆是。有的驻外记者能写出许多这类主题的好的国际新闻通讯,有的则写不出,这就区别出不同记者的不同的职业积极性、新闻敏感性与新闻业务水平。

1961年5月到1975年5月,美国进行了一场残酷的长达14年的侵略越南战争。这场战争造成了美国官兵和越南军民大量死亡的惨剧。战争期间,美国一些派驻越南的记者写出了许多使美国人震惊的新闻通讯。美联社记者彼得·阿内特写的《一部“逼真的”美国越战电影》(载《纽约先驱论坛报》1965年1月14日),揭露美国新闻处当时正在拍摄的一部关于越南战争的彩色影片“有意回避……残酷的真正战争和重大战役”。《在越南丛林里》(载《哈钦森新闻报》1965年1月29日),通过一个美国人到越南寻找驾飞机在越共控制的南越丛林上空侦察时坠机死亡的哥哥的经历,揭露了这场战争。阿内特这类报道受到美国国内广泛关注并引起强烈震动,因此获得1965年度普利策新闻奖。

笔者1983年去苏联东欧采访,写了一系列新闻通讯。诸如,《欧亚界碑风情》、《沿着图理琛使团的足迹》、《途经苏联见闻》、《布拉格之鸟》、《喀尔巴阡山深处的五星红旗》等,都属于此类,因而引起广泛注意。

《途经苏联见闻》是多年来我国首次公开发表的既谈苏联负面问题,又谈某些成就的客观报道。美联社详细摘发了这篇通讯,指出“附属于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环球》杂志描绘了对苏联的一次访问,客观地指出了苏联的长处和它目前存在的问题”;“中国正在为中苏两国改善经济、技术、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关系慢慢制造舆论”。

《欧亚界碑风情》,通过列车驶经欧亚界碑时我抢拍界碑照片的新闻由头,描绘了在欧亚分界线一带发生过的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事件。发表后,不少报刊转载。一家大学新闻系收入其教材中。有一次,我到一个单位协助工作,一位年轻女同志对我说,“我在大学新闻系读书时读过你的《欧亚界碑风情》。老师说,记者要善于在一般人不注意的地方抓出有价值的新闻,并且善于在报道中运用平时积累的大量资料使报道具有深度,从而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这篇通讯就有这种特点”。

欧亚界碑风情(节录)

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的)10月,西伯利亚的寒风凛冽,道旁的树木只剩下几片残余的黄叶在迎风摇曳,一队满族打扮的人员风尘仆仆地行进在乌拉尔的深山中。人们瑟缩在马上。马匹拖着沉重的步伐蹒跚在夕阳古道上。队伍中为首的是清朝侍读学士殷札纳、理藩院郎中纳颜、史官图理琛等。前面不远就是欧亚边界线上的重镇维尔霍图里耶了。他们是奉康熙皇帝之命,假道西伯利亚,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探望明末清初迁到那里的我国少数民族土尔扈特部的。图理琛回到北京后把他这次出使的见闻写成了一部名为《异域录》的书。每次在我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都不禁神往那瑰丽的乌拉尔山景色。

前不久,我乘火车前往莫斯科,终于有机会一睹乌拉尔山脉,看到了屹立在欧亚分界线上的界碑。

乌拉尔山脉中段地势较平,最高处海拔350米,形成欧亚两洲的天然通道。古往今来,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就发生在乌拉尔山脉和乌拉尔河的欧亚通道上。

1236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军越过了乌拉尔河(当时称为叶克河),焚掠欧洲,最后建立了横跨欧亚的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这个存在了两个半世纪的汗国,客观上促进了欧亚之间的陆上交往,

三个半世纪以后,1581年(明朝万历九年),沙俄冒险家叶尔马克率领哥萨克进入乌拉尔山区,次年越过山脉,开始了沙俄势力向西伯利亚的推进。

1618年(明朝万历四十六年),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代沙皇米哈伊尔取得了俄国政权仅仅5年,就派出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使节宜完·匹特灵访华,希望同中国通商修好。中国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同欧洲国家的山川建筑、人物风情迥然不同,给匹特灵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回国后写下了访华《见闻记》。

当年的欧亚边界重镇维尔霍图里耶就在前述欧亚界碑以北200多公里的地方。它曾经是欧亚陆上交通咽喉,商队使节络绎不绝。1654年,罗曼诺夫王朝第二代沙皇阿列克塞派使节白喀夫访华,就是经过那里来北京的。

1675年,以摩尔多瓦人尼果赖·米列司库·斯帕法里为首的使团衔沙皇阿列克塞之命访华。使团从莫斯科出发,由维尔霍图里耶翻越乌拉尔山脉,到达北京。

1730年和1731年(清雍正八年和九年),清当局派出了我国最早的两个访俄使团前往莫斯科。这两个使团分别由原侍郎托时和内阁学士德新率领。他们也都是穿过乌拉尔山脉到达莫斯科的。

19世纪末,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铁路修通。这条贯通欧亚两洲的大动脉,也从乌拉尔山脉隘口通过。

乌拉尔山脉不仅目睹了当年中俄两国的频繁交往,也是中苏人民的战斗友谊的见证者。

十月革命以后,苏中两国人民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共同留下的鲜血,染红了界碑附近的大地。1918年,在乌拉尔红军编制内组建了三个中国营,战士主要是乌拉尔地区的铁路、工厂、矿山的中国工人。营长都由中国人担任。第二营政委郭万清英勇牺牲。第一营营长任辅臣以后升任第三射击旅左翼指挥员,作战时牺牲。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个时期,瞿秋白、刘少奇等中国先进分子冒着纷飞战火,乘火车穿越乌拉尔山前往莫斯科寻求革命真理。瞿秋白同志在《饿乡纪行》中特别记述了他这一段行程。他乘火车从满洲里到乌拉尔地区足足走了一个月零五天。

50年代,这里成了中苏人民友好往来的坦途。界碑目睹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留学生和专家前往苏联学习、考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一批又一批苏联专家前来中国帮助建设。

在我回到国内洗印出界碑照片以后,看着这张照片,思绪万千。从60年代初期起,中苏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乌拉尔山的界碑从此见不到中苏两国人来人往不绝于途的景象。据列车员说,在两国关系最冷淡时期,有一次整个列车仅有一位乘客。但是,中国人民真诚希望同苏联恢复正常关系。苏联领导人也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历史洪流滚滚向前。屹立在欧亚两洲间的界碑终归会重新看到两国人民的正常往来的。

三、挖掘对我国有借鉴意义的主题

我国派驻国外的记者应当立足本国,观察世界,提供借鉴。我国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许多方面都在迅速发展,很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国内一些部门近些年一直流行“同国际接轨”。要借鉴,要“接轨”,首先要了解国外是怎样做的。驻外记者有条件在现场观察,有责任把值得我国借鉴的情况,及时向国内报道。

笔者1984年曾去洛杉矶采访报道第23届奥运会。那届奥运会是由美国企业家彼得·尤伯罗思承办的,奥运会组委会是“私人公司”。奥运会没有花费东道国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一分钱。尤伯罗思善于开源,更注意节流。蒙特利尔奥运会花费35亿美元,莫斯科奥运会花费90亿美元,而洛杉矶奥运会仅筹集了5亿美元。尤伯罗思决定,所有场馆设施能用旧的就不建新的。当时正值暑假,奥运村利用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学生宿舍,这些宿舍条件较差,连空调都没有,住的也比较拥挤。23个比赛场地中只有游泳场、射击场和赛车场是新建的。而游泳场还是露天的,其看台、更衣室等是用钢架、塑料板、塑料布搭成的临时性建筑。举行开、闭幕式和田径赛的主体育场,是用旧运动场整修而成的。运动员和记者的交通车是从各学校借来的接送学生的大轿车。5万名工作人员中半数以上是不领报酬的志愿人员,组委会仅向他们提供两套制服和每天一顿正餐。最后决算,这届奥运会还盈余了1.5亿美元,为预算规定的盈余额的10倍。奥运会结束后,当地报纸说,这届奥运会花“小钱”办“大事”,这一启示无疑是既深且远的。笔者就此主题专门写了一篇通讯,刊登在我国《企业家》杂志1985年第3期上。

1983年,我国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不久,正“摸着石头过河”。我到匈牙利访问时,参观了个人承包的一家餐馆和一家啤酒馆。当时我国正在争论,个人承包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匈牙利这些餐馆和啤酒馆的经验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我写了通讯《在平原餐馆和金桥啤酒馆》,在《经济参考报》发表后,受到有关方面注意。

四、突出文化、科技、历史、社会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主题

这类主题在驻在国可以说俯拾皆是。不是说这方面的主题都可以写成通讯,而是要选择其中有重要价值的来采写。所谓有重要价值,是指能够产生重大影响、提供重大信息、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主题。

通讯《在贝加尔湖畔》,一开头引用了我国著名歌曲《苏武牧羊》的几句歌词,随即指出,其中的“牧羊北海边”的“北海”,就是贝加尔湖。通讯描绘了发生在贝加尔湖畔与中国有关的许多事件。通讯发表后,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成“配乐散文朗诵”广播,所配的音乐就是《苏武牧羊》。一位老记者说,听众在这种悲怆的乐曲中听见那抑扬顿挫的朗诵,会产生无限遐想。

在贝加尔湖畔(节录)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血,饥吞毡,牧羊北海边。”

还在孩提时代,我就会哼这支古老的《苏武牧羊》名歌了,憧憬着,能看一看雪地冰天的北海风光,能目睹苏武牧羊的地方。稍长一些,我才知道,北海,就是今天苏联境内的贝加尔湖,后来又读了许多关于贝加尔湖丰姿的介绍,更增添了我对贝加尔湖的向往。

列车午夜进入苏联。天明时,列车已行驶在贝加尔湖畔。贝加尔湖是从南到北的狭长的湖。从东到西平均宽96华里。而南北长达1272华里。极目北望,千里湖面,冰封雪盖。它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最深处达到1620米。它的淡水储量为世界淡水湖之冠,达23000立方公里,占全世界淡水量的五分之一,集中了苏联全国淡水量的80%。

列车行驶在贝加尔湖南岸。从梅索瓦亚站开始傍湖而行。足足行驶了四个半小时多,到快接近伊尔库茨克时,才离开了湖岸。四个半小时,列车仅仅走了贝加尔湖岸四分之一不到。贝加尔湖整个湖岸线长达2100公里!

在列车环贝加尔湖行驶四个半小时中,苏武持节坐在冰封的湖边放牧羊群的画面,一直萦回在我脑海中。

公元前2世纪,匈奴多次入寇关中。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苏武坚强不屈,被流放到北海边牧羊。苏武在匈奴19年,到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汉朝与匈奴和好,苏武终于回归汉朝。自此以后,苏武就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象征而为人民所传颂。北海也成为大家都知道的地名。

北海这个名称屡见于我国史籍。从汉朝直到清朝入关前称之为北海。18世纪初,图理琛等出使伏尔加河下游,会见土尔扈特部。他回国后撰写的《异域录》,把这个湖称为“柏海儿湖”。清乾隆时代成书的《大清一统志》称之为“白哈儿湖”。我国著名史学家张星烺(1888～1951年)认为,“贝加尔”为“北海”之谐音。

1895年莫斯科出版的《美丽的俄罗斯》一书也说：“‘贝加尔’一词可能源出于中国,从‘北海’一词而来。”

1581年(明神宗万历九年),以叶尔马克为首的俄国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侵入失必儿(西伯利亚)汗国。以后,沙俄势力逐步向东推进。

1665年(康熙四年),沙俄军队已经到达贝加尔湖以东的楚库柏兴(亦称色楞格)地方,建立色楞格斯克寨堡。1666年(康熙五年),又在贝加尔湖以西建立伊尔库茨克寨堡。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贝加尔湖始归入俄国版图。

在十月革命的岁月里,贝加尔湖是苏中两国人民共同斗争的见证人。1918年5月,在远东、西伯利亚战线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的13000名战士中就有一支400人的中国分队。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当时为适应斗争需要成立的在俄共(布)领导下的共和国)建立了一个中国师——西伯利亚第三步兵师,由中国同志任师长。

整个557000平方公里的贝加尔湖流域,资源富饶,物产丰盛。从湖面到湖的最深处都有生物。在贝加尔湖附近,看不见荒山秃岭,山山有树,森林茂密。木材是这里大宗产品。在贝加尔湖附近还发现了蕴藏丰富的煤矿和铁矿。利用丰富的资源,贝加尔湖地区的经济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

贝加尔湖地区以其明媚的风光、夏季的凉爽气候、冬季的滑雪基地吸引着苏联和外国无数游客,成为苏联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近十多年,这一带旅游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贝加尔湖湖水清澈,几米、十几米深处的湖底游鱼清晰可辨。据有关资料记载,湖水透明度深达40米。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贝加尔湖也产生了自己的忧虑。过去28年来一直研究贝加尔湖的生物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加拉泽说：“这个湖存在着令人担忧的趋势。”现在,贝加尔斯克纸浆厂的工业废水经过净化后排入贝加尔湖。加拉泽认为,这样也不能防止湖水污染,应当完全不让工业废水(即使经过净化)排入湖内。他认为,在湖上漂运木材对纯净的湖水也是一种威胁。

在返程列车驶离贝加尔湖时,我最后一次眺望贝加尔湖逝去的身影,心中默默地祝愿,愿贝加尔湖永远保持她那明珠般的光彩。

苏联解体后,我于1994年访问俄罗斯,写了《寒风凛冽访红场》、《在俄罗斯访列宁遗迹》、《今日〈真理报〉》、《圣彼得堡：历史的见证》、《今天的高尔克村列宁故居》、《保尔精神永存——访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等,都是苏联解体后人们希望了解的。《今日〈真理报〉》一文在《羊城晚报》首次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

不同题材的国际新闻通讯的写作

国际新闻通讯的题材十分广泛。这里仅就一些经常接触的题材谈谈笔者个人的采写体会。

一、人员出访通讯

报道领导人出访的有关消息是我国驻外记者的重要报道任务,必须努力写好。除写好消息、综述、评论外,还必须写好通讯。通讯大体有两类,一是在领导人访问一国结束后发一条大综合式通讯,二是抓住会引起广泛兴趣的某项活动写的一事一报的通讯。但无论哪一类,都一定要努力抓住现场中一些生动的、引人入胜的细节,才能吸引读者。

1987年6月我国一位领导人到民主德国访问,其中有两项活动是我国人民肯定会感兴趣的。一项是柏林霍恩舍恩豪森区第28综合技术学校举行该校以“朱德元帅”命名的仪式,我国领导人参加,并赠送著名雕塑家程允贤雕塑的“朱德元帅”像。另一项是去德累斯顿参观著名的画廊和森帕歌剧院,森帕歌剧院院长舍内菲尔德曾在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留学,对中国文化和音乐有很深的研究。两条通讯后来都被刊载在国内报纸的国际版头条位置。

此外还有一些团体出访,此类活动一般只要发简单动态消息即可。但如能抓住可以引起我国受众兴趣的内容,也可以写出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的通讯。我国物价团访问波兰、作家团访问波兰、杂技团访问波兰等,我们都及时采写了不同角度的通讯。

二、驻在国历史遗迹和旅游区风光通讯

历史遗迹通讯主题应是重大的为人们广泛关注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遗迹等。在写作时应当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事迹作简明生动的介绍,并尽可能同我国相联系。在这方面我们曾写了《波兰的卢沟桥》、《奥斯威辛集中营》、《访肖邦故居》、《居里夫人纪念馆》、《访列宁故居》、《访奥斯特洛夫斯基故居》等。

下面是笔者写的一篇受到国内广泛关注的通讯。

在俄罗斯访列宁遗迹(节录)

我们访问俄罗斯,正是寒风凛冽、万里雪封、大地白茫茫一片的季节。但我的内心却是热乎乎的。尽管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已不复存在,但它毕竟是十月革命的故乡,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祖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说出的这句名言,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这次访问俄国,我的目标之一,就是瞻仰与列宁、与十月革命有关的遗址。

访俄第一项活动是参观红场,晋谒列宁墓。这是我第二次晋谒列宁墓。上一次是1983年4月5日。十几年岁月流逝,列宁墓依旧,人事全非。上一次,人们排着数百米长队,这次却无人排队,随时可以进入。但谒陵者仍然是络绎不绝。列宁还像十多年前我见到的那样,安详地睡在水晶棺里,列宁如九泉有知,看到几十年间苏联的变化,会怎么想呢?

列宁墓后克里姆林宫墙两端高高的钟塔尖顶上,红星依旧闪闪发光。在红星下方,红色宫墙内的建筑物上,镰锤红旗不见了,一面显得很小的俄罗斯白蓝红三色旗在寒风中瑟瑟飘动。这给人一种怪异的矛盾感。这种感觉,在我访俄的十天期间,几乎到处都可以体验到。

11月16日,去莫斯科远郊高尔克村的列宁故居参观。我上一次参观是在1983年4月6日,那正是一个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日子。参观者络绎不绝,有俄罗斯人,也有头戴小花帽的中亚人,有白皮肤的,也有黄皮肤、黑皮肤的,讲解员忙得不亦乐乎。据说当时每年有20万人来这里参观。这一次这里却是朔风呼号,严寒袭人,地面铺着30厘米厚的积雪,我们成为这一天接待的仅有的一批参观者。

在离高尔克村约1公里处有一座崭新的灰色大理石五层楼,这是列宁纪念馆,1987年建成,4年后,苏联解体,现在很少有人来参观了。纪念馆负责人告诉我们,苏联解体后,克里姆林宫的列宁工作室被封闭,莫斯科市内的列宁博物馆改作他用,这些地方保存的列宁当年使用过的全部用具都送到这里,迄今仍堆在库房里。

从故居回到莫斯科,当晚我们飞抵伏尔加河畔的下新城。这是俄国大文豪高尔基的故乡。十月革命后一度更名为高尔基城,苏联解体后恢复旧名。高尔基的名著《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以及表现沙俄时代工人的苦难及其革命斗争的小说《母亲》的部分初稿,都在这里写成。他的故居在苏联时代被辟为高尔基纪念馆。这一切都完好地保存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各级苏维埃分别更改为国家、州、市杜马(议会)等。但在下新城,当地高级官员给我的名片上仍印着“下新城市人民代表苏维埃”。在市杜马,门厅仍悬挂着1970年获得的列宁勋章的巨大复制品;著名的高尔基汽车厂大门上方仍挂着两枚列宁勋章;下新城火车站候车室正面墙上至今还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头像。

列宁格勒是爆发十月革命的地方,苏联解体后改回沙皇俄国时代的旧名圣彼得堡。在这里,我们最感兴趣的,当然是有关十月革命的各种遗迹。

我们来参观停泊在大涅夫卡河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这天,大雪飞扬,天气严寒,但参观者仍相当多。

我们接着参观了冬宫。宫内有一个小会议室,仍按十月革命时期的状况布置。在靠墙的长桌上放着一块牌子,上面刻着：“1917年10月25到26日(11月7日到8日)的夜间,冲击冬宫的赤卫队员、士兵、水兵在这个房间里逮捕了反革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次日,我们来到十月革命司令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宫前广场上耸立着高大的列宁雕像。而雕像背后的房顶上飘着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和今日俄罗斯的三色国旗。在这幢三层建筑物里,二层是圣彼得堡市政府办公场所,三层69号房间是当年列宁的办公室。列宁在这里指挥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月革命。随后,我们来到斯莫尔尼宫的会议大厅——白厅。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主席台上依旧悬挂着巨幅列宁全身画像,后墙上悬挂着苏联第一部宪法文本。我们还参观了二楼的列宁起居室,这里有工作室、卧室等,陈设简朴。列宁在这里制定了著名的全俄电气化计划。

11月24日夜,返回北京的飞机起飞。俯视俄罗斯大地,茫茫无际的黑暗中闪烁着星星点点的亮光。我脑中一再闪现着从列宁故居出来时看到的公路边一块简陋的木牌,上面画有列宁头像并写着“列宁的事业永存,必胜!”

旅游风光通讯主题应抓住驻在国一些最好的、世界知名的旅游景点。此类通讯也要尽可能发掘并写出同我国人民熟悉的人和事相联系的细节。一般旅游风光区都会有一些有趣的传说和故事,要尽可能地收集并写进通讯,这会使通讯具有知识性、贴近性和可读性。我们写的关于波兰风景区扎科帕内、《印度泰姬陵游记》、《南斯拉夫四川餐馆》、《好莱坞影城》等都属于此类。

印度泰姬陵游记(节录)

我们到达新德里时,距第九届亚洲运动会开幕还有几天时间,新华社新德里分社首席记者李楠同志建议我们一定去参观一下泰姬陵。他说,中国有句话,叫做“不到长城非好汉”。而到了印度,不去看看泰姬陵,就算白到了印度了。

泰姬陵位于新德里东南约200公里的亚格拉市郊朱木拿河畔。进入红砂石砌的雄伟的陵园大门,迎面是一个长长的水池,水池尽头便是银装素裹的巍峨的泰姬陵。水池里映出蓝天白云衬托下的泰姬陵倒影,宛如天上仙宫。

泰姬陵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第五代国王沙·贾汉的王后泰姬·玛哈尔的陵墓。

莫卧儿王朝的创始人、印度皇帝巴伯尔(1483～1530年),祖籍为蒙古的巴尔拉斯部落,是蒙古皇帝成吉思汗的母系第十三代后裔,也是帖木尔的第五代直系子孙。巴伯尔征战一生,统治的区域达到了整个印度北方。

巴伯尔死后,他的第四代孙子沙·贾汉(1592～1666)是一个非常严厉而冷酷的征服者,但在他的统治下,这个国家达到了莫卧儿王朝的全盛时期。

1612年,19岁的姬曼·芭奴被选入宫中。姬曼不仅美若天仙,而且聪明贤慧。两人感情甚笃,形影不离。姬曼一共生了14个孩子。1628年(相当于我国明朝崇祯元年),沙·贾汉即王位。姬曼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也帮他处理宫廷内务和慈善福利事业。1631年沙·贾汉外出巡视时,泰姬同行,中途因生孩子难产去世,终年38岁。

沙·贾汉是一位有作为的国王,一生励精图治。这一时期,印度文化艺术也有很大发展,其特点是把印度民族传统同中亚和波斯的艺术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完美的独特风格。泰姬陵就是这种艺术风格的杰作。泰姬陵同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中国万里长城、亚历山大灯塔、罗马大斗兽场、索菲亚教堂一起被认为是世界古代七大建筑奇迹。陵墓始建于1632年,主体工程历时16年才完工。这以后又用了6年时间在陵墓两侧各建了一个清真寺。

在陵墓施工过程中,每天雇用两万多名工匠,包括来自印度各地、波斯和中亚细亚的建筑工人、石匠、镶嵌匠、书法家等。甚至还有来自中国的工匠。

我们来到了陵墓寝殿。寝殿顶部是一个直径约17米的巨大的圆形穹顶。由于大、小拱门可以保证光线充分进入,寝殿内不仅不阴暗,而且相当亮堂。寝殿内壁用翡翠、玛瑙、珊瑚、水晶以及其他各色宝石镶嵌成花卉、藤蔓,花枝用黄金制作,做工精细,甚至花蕊叶脉都清晰可辨,真不愧是世界级艺术精品,令人叹为观止。

寝殿内有一扇特别精美的门扉窗棂,花卉枝叶雕刻细腻,十分逼真,据说是由中国的工匠雕刻的。

这座陵墓是沙·贾汉为泰姬修建的。沙·贾汉本来还打算在朱木拿河边泰姬陵附近为自己建造一座与泰姬陵同样宏伟的黑色大理石陵墓。可是泰姬陵于1653年(相当于我国清朝顺治十年)建成,1658年沙·贾汉的第三个儿子奥朗则布就篡夺了王位。沙·贾汉被赶下了王位,关进不远的阿格拉城堡。沙·贾汉只能在这座城堡里每天遥望泰姬陵,沉浸在思念爱妻的无限悲伤中。

沙·贾汉被软禁了8年,直到去世。沙·贾汉为自己建陵的愿望没有实现。他死后被葬于泰姬陵。泰姬陵成了沙·贾汉和泰姬的合葬陵,成了他们真挚爱情的见证。

访问归来,浮想联翩。历史的巨浪淘走了这一对风流人物,却留下这个宏伟的建筑在向后人述说印度人民的聪明才智。

三、人物通讯

人物可以是驻在国重要人物,如国家领导人、部长等,也可以是并非高级人士但会引起世界和我国公众注目的人物。这类通讯切忌写成干巴巴的人物简介,而是要抓住生动有趣、富有人情味、能打动受众的细节;也要发掘并写出同我国人民熟悉的人和事相联系的细节,如《访波兰宇航员》、《华沙美人鱼雕像作者》、《波兰苹果之父》等。

海尔马谢夫斯基是波兰第一位、也是当时波兰唯一一位曾进入太空的宇航员。新华社驻波兰记者单樨对他作了专访,写了通讯《访波兰宇航员》。此稿专门写了与中国有关的一节。这一节内容如下：

波兰宇航员和中国

我告诉海尔马谢夫斯基：“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但我们同许多中国人一样,很早就知道你了!我们曾写过有关你的宇航事迹的报道,向中国读者作介绍。今天能见到你,十分高兴。”

他说：“今天能有机会见到中国朋友,我也非常愉快。我很早就知道了中国的长城,知道了伟大的中国。我很想亲眼看看她。在宇宙飞船上我终于如愿以偿。”这时他请来了该校一位工作人员,提议让这位工作人员帮助拍几张同中国朋友的合影。我们也请这位工作人员将这难得的会见摄进了我们的照相机。

他说,在宇宙中他多次飞临中国上空。远远看到了白雪覆盖着的喜马拉雅山脉,像一条白色玉带镶嵌在大地上,使他一眼就认出了西藏高原。西藏高原呈古铜色。接着他就看到了中国西北地区广阔无垠的黄色大地。中国的北方是灰色的,而南方则是一片暗绿。

他告诉我们,他知道中国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幻想飞向太空。中国有悠久的飞行历史。中国宇航事业发展很快,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火箭,发射了自己的卫星。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3个国家有宇航员了。他非常希望中国也能有自己的宇航员上天,参加到国际宇航员大家庭中。他告诉我们：“美籍华人宇航员王赣骏是我的好朋友。他飞行归来后有一次在有各国宇航员参加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他没有使用他娴熟的而在座许多人也都懂得的英语,而用中国话讲。虽然我们谁也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但是我们都热烈地为他鼓掌。”

海尔马谢夫斯基在介绍这所学校的发展和波兰飞行员的事迹时说：“波兰飞行员同中国飞行员有传统的友谊。还在50年代,波兰飞行员就曾到过中国。他们一直保留着对中国的美好回忆。”

在我们参观该校传统室(校史陈列室)时,他又一次同我们合影,并请我们在来宾题词册上题词。我们题写了祝愿中波两国人民友谊万古长青的话。在告别的时候,海尔马谢夫斯基深情地说：“我们要把你们美好的题词也作为传统,留给我们以后的学员,使他们知道,中国朋友曾经到这里来过。波中两国人民之间有很好的友谊。我们以全校的名义向中国朋友问好。”最后他用漂亮的字体书写了他良好的心意：“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衷心的问候。”

四、机构访问通讯

驻在国和记者访问的国家有许多各方面的机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新闻单位、群众团体等等。在选择要报道的机构时,应着眼于是否为世界关注的,或者是否是中国受众感兴趣的。在写作这类通讯时,无疑也要突出这方面的内容。

笔者1994年参加新华社代表团应俄通社-塔斯社邀请访问俄罗斯时,想到我国受众会关注曾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真理报》在苏联解体后的状况,提出访问《真理报》编辑部,俄塔社满足了我这一要求。访俄归来,笔者写了如下通讯：

今日《真理报》(节录)

苏联解体后,前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命运如何?我国广大公众对此十分关心。带着这个问题,我1994年访问俄罗斯时专程走访了《真理报》编辑部。

《真理报》还设在昔日的大楼里。我们来到总编辑办公室时,新上任不久的总编辑伊利英已等候我们多时了。没有什么客套,谈话立即转入实质性内容。

伊利英说,1991年8月事件后,《真理报》可以说是一下子失去了一切。苏共被取缔,《真理报》被封闭。《真理报》随后作为不属于任何党派的独立报纸重新登记。这以后《真理报》进入了艰难时期,一切要从头做起。

现在,俄国有九个共产党,《真理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共产党。它主要反映左派观点,力图保持作为理论论坛的风格,努力探讨共产主义理论,它同各个共产党保持着业务上的联系。

伊利英说,《真理报》是政府的反对派,但它采取的是建设性反对派的立场。《真理报》作为一份独立报纸,也对与报社立场不一致的作者开放,报上有些文章的观点彼此分歧甚大。即使如此,在1991年8月事件后,《真理报》还曾两次由于政治原因停刊。

这位总编辑说,在苏联时代,《真理报》不必考虑经营,经费不成问题。现在经费十分困难,不得不花大力气去搞经营。目前《真理报》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发行、广告、出版社经营收入和读者捐助。《真理报》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基本上不登广告,而现在广告成为报社收入的重要来源。

《真理报》在80年代末发行量曾达1100万份,现在降到15万份。目前,《真理报》订户绝大部分是俄国的,在其他独联体国家和原东欧国家也有不少订户。美国订户一直没有减少。1992年,《真理报》又一次停刊20天。这次是经济原因,后来得到一位希腊企业家支持,才解决了困难。

伊利英说,《真理报》驻外记者由8月事件前的45人减少为目前的17人。对有的驻外记者只发部分工资,有的完全不发工资,他们靠在驻在国干别的工作来维持生活。目前,俄国有的报社国内记者工资比《真理报》国内记者高两三倍,《真理报》有些记者外流了,但一些名记者还是留下来了,伊利英说,大家在凭自己的信念工作。

五、会议通讯

政治经济会议通讯包括驻在国国内的和国际的。一个会议往往有多个主题,决不能把所有主题都塞进通讯,只能抓住世界和我国公众关注的重要主题。多写会议讨论和争论的生动场面,与会者关于会议主题的有趣的谈话及有关的会外活动,切忌大段引用公告、文件文字。

1986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这时我国和波兰已恢复了正常关系。在苏联东欧国家中,波兰的经济改革走在前面。这次党代会重点就是讨论经济改革问题,而我国也正在进行经济改革,因此这次党代会受到我国的重视。会前,分社就发了不少有关报道。会议结束后,分社向总社通稿发的通讯突出了上段所说的内容。此外根据《经济参考报》、《瞭望》等新华社社办刊物的不同关注点写了重点不同的通讯。

科技会议的主题往往十分专业。会议散发的论文和会上的发言,艰深难懂。进入会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什么是新闻,如何去报道。要写好科技会议通讯,必须善于掌握受众的兴趣点,抓住受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必须善于通过会议现场的采访和对与会科学家的访谈,抓住会议涉及的科学前沿,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讲述艰深的科学内容。

六、科技成就通讯

科技同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因而科技的成就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这类通讯是国际通讯的重要主题之一。要写好它,首先必须抓住重大的、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科技新成就,其次要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尽可能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知识联系起来。写得好,往往可以成为很好的科普文章。笔者发的有关科技新发展和成就的通讯基本上都是本着这些要求写的。诸如《闯开了宇宙的大门》(《人民日报》1961年4月16日)、《合成蛋白质的密码译出了》(《知识就是力量》1962年第8期)、《征服超低温世界》(《我们爱科学》1963年第9期)、《二十年来金星考察获得重大成果》(《人民日报》1982年4月7日)等。

闯开了宇宙的大门(节录)

1961年4月12日,苏联公民加加林第一次闯开了宇宙的大门,开创了一个人飞入宇宙的新时代。

宇宙航行奠基人齐奥尔科夫斯基当年曾经指出,宇宙不是一位殷勤好客的主人,它设下了种种最凶险的障碍来款待来自地球上的客人。可是由于苏联科学家长期以来顽强的努力,终于做到了化险为夷。世界上第一位宇宙航行员在访问了宇宙之后健康无恙地凯旋了。

飞船起飞了。宇宙航行员立即遇到了宇宙设下的第一道障碍。我们知道,汽车猛一开动时,车上乘客会猛地往后倒。飞船起飞时的加速度比汽车开动时大得多了。在短短的几分钟里,飞船速度必须从零增加到每秒八公里。这时就像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把人紧紧压向飞船的地板上,人的身体各部分的重量都好像增加了许多倍,全身动弹不得。这时如果人站着或坐着,血液会一下子涌向身体下部,造成致命危险。苏联科学家认为,如果宇航员事先经过训练,在起飞过程中采取仰卧姿势,把腿曲起来而把脚放在高处,是有助于经受超重的影响的。

加加林的飞行,说明科学家研究出的排除这道障碍的方法是有效的。加加林很好地经受住了超重的考验。他在飞船起飞期间可以通过无线电同地面指挥部交谈。而在刚一着陆之后就可以向着前来迎他的人走去。在飞船下降期间他甚至唱起了歌。应当说,这首歌是人战胜自然的一曲胜利进行曲。

跟着,另一个不寻常的条件向他袭来。这就是“失重”。由于飞船围绕地球做圆周运动产生的离心力抵消了地心引力,飞船上一切物体都失去了重量。人刚遇到这种环境可能会动作失调。失重在生理上也有一定影响,例如对血液在身体各部分的分布发生影响。动物试验表明,生物可以习惯于这种环境,生物机体也能很快地适应。科学家认为,动物试验结果也适用于人。加加林的亲身体验证明科学家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在失重飞行期间,用无线电向地面报告说,他经受失重状况的情况良好,甚至还感到更加愉快,干一切活都轻松多了。

人必须在一定的空气成分、气压、温度和湿度下才能生存。可是吝啬的宇宙偏不肯拿这些来招待来自地球的客人。宇宙中是没有空气的,当然也就谈不到有必要的气压和湿度。宇宙寒冷莫测,而飞船正对太阳一面又被晒到烫得可怕的程度,飞船降落时同大气急剧磨擦产生的温度更高得惊人。苏联科学家提出,利用密封舱、空气自动还原和气压自动维持系统、控制飞船表面热反射和辐射系数、制造隔热层等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宇宙设下的这一道障碍也被排除了。加加林说,他坐在苏联宇宙飞船中就感觉到像在家中一样。

宇宙为人设下的最凶险的障碍是宇宙辐射。宇宙辐射是一些以接近光速的巨大速度运动的粒子。它们撞到人身上以后会使人体组织中的原子遭到破坏,造成生命危险,甚至会造成遗传变异。苏联科学家在这方面进行了多次最详尽的考察。这一次又一次的考察说明,在五百公里以下高空飞行,再加上适当保护措施,它是无法对人肆虐的。

宇宙飞行员在宇宙中看到的景色同地面上的是完全不同的。他第一次真正看到地球是球形的。这个大球,蒙着一层淡蓝色的轻纱。这就是地球的大气层。轻纱上点缀着花朵似的点点白云。大陆、海洋、山脉、大河、森林、城市、田野,清晰可辨。他可以看到太阳在黝黑的天空中发出熊熊的火焰,而星星就出现在太阳身旁。星星也同地面看到的不一样,一下也不眨动。周围一片黝黑,除了仪器工作时发出的轻微声音外,到处笼罩着深沉的寂静。从此,宇宙的奥秘,第一次被苏维埃人加加林揭开了。

七、重要事件通讯

大体有两类,一是重大的,受到各国公众关注的事件,如波苏关于历史事件的争论、美国副总统布什访问波兰等;二是会吸引受众眼球的重要社会新闻,如波兰银棺被盗等。这类主题的通讯在采写时一定要紧紧围绕受众关心的中心展开,添加必要的背景材料。

不同体裁的国际新闻通讯的写作

新闻通讯的体裁众多,有人列出十几种,也有人列出几十种。国际新闻通讯的体裁与一般新闻通讯体裁大体相同,写作也大同小异。因此,本文不打算展开论述,只就其中某些最常用体裁作一些简单介绍。

一、散文式

这是使用得最多的体裁。通讯不同于消息的写作,不讲究倒金字塔式,五要素不必在行文一开始就都点出,可随叙事的发展逐步带出,但无论如何也应写全,而不能缺少某一方面。要着重采集生动、感人的细节并把它写进通讯。

二、白描式

这类通讯题材本身就很吸引人,采用白描式手法可以使人一目了然,不得不一口气读下去,读后会得到完整的概念。笔者发表的关于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上天的通讯《初闯宇宙——真实的科学故事》(《科学画报》1961年第6期),就采用了这种白描的手法,按加加林“初闯宇宙”的事件顺序平铺直叙地展开叙述。

三、论述式

消息一般不采用这种体裁,因为不符合新闻要客观、必须同议论分开的原则。但这种包含某种论述的通讯,加进了记者的现场观感,夹叙夹议,会使读者与通讯作者产生共鸣,从而带来较好的效果。这类通讯仍必须主要是叙述现场采访到的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议论。笔者1994年访问俄罗斯归来写的一批通讯——《在俄罗斯访列宁遗迹》、《今日〈真理报〉》、《下新城,高尔基无所不在》、《寒风凛冽访红场》、《今天的高尔克村列宁故居》、《圣彼得堡：历史的见证》、《保尔精神永存——访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等,都采取了这种写作方式。

四、对话式

此类体裁更多用于人物通讯,即记者和采访对象一问一答。这可以更直截了当地了解所采访人物的思想、见解。除非所采访人物是公众高度关注的,且所谈的主题是公众熟悉的、希望知道的,否则不易引起受众阅读的兴趣。因此,这类体裁一般用得不多。

五、特写

一般是采集新闻事件中特别有价值的某一场景、某一镜头,以简练的文字进行表述。有人把它称为“微型通讯”。

六、集纳式

即把涉及同一主题的一些会引人注目的事件写成一个个小特写,作为一条通讯发表。如当年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笔者就发了一条这样的通讯。

国际新闻通讯写作要求

国际新闻通讯写作要求与一般新闻通讯是大体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国际新闻涉及的事件有许多是国内受众所不熟悉甚至是陌生的。记者必须下功夫把这些国际新闻事件写得国内一般受众都能读懂和理解,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使通讯获得必要的社会效果。

一、文无定法,贵在运用

这是对写文章、写文艺作品而言的。对新闻通讯的写作也是如此。新闻通讯的写作可以说没有固定程式,的确是百花齐放。就是同一位记者的,也很难看出他写的各篇通讯之间有什么统一的写作模式。怎样写,才能很好地表达内容,使读者爱看,就怎样去写。

但国际新闻通讯也有一些基本要求必须遵循,这与一般新闻写作要求大体相同。这里特别提出两点：一是新闻要素齐全。有的通讯洋洋洒洒数千言,却忘了交代时间或地点,人们就会怀疑此新闻是否真有其事。二是完全真实,每个细节都实有其事。这是对新闻,包括通讯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它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之处。

二、起好开头,吸住眼球

如果说,消息的写作百年来已形成一定的程式,即所谓“倒金字塔式”。按内容重要性来排列段落,最重要的放在第一段,次重要的放第二段,最不重要的放最后一段。第一段是导语,接着是交待背景(也可放在后面),然后进入新闻主体,这种写法便于读者阅读,读者有时间、有兴趣可以读完全文,否则只读前几段甚至只读导语乃至标题,也就可以大体了解这一事件。新闻通讯则没有固定的写作程式,记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本通讯主题的要求,运用各种不同形式去写作。但写通讯也像写消息一样,要一开始就能吸引住受众的眼球。因此写好第一段,十分重要。通讯第一段不一定像消息导语那样是最重要的内容,但必须能引起受众遐想,使他不得不读下去。

三、发掘细节,引人入胜

细节决定吸引力。通讯一定要有较多的能引起受众关注和兴趣的细节。在采访中要撷取尽可能多的细节,在写作时认真筛选其中最可能引起受众兴趣的放入适当的段落。许多通讯的成功在于有一批引人入胜的细节。但决不可“细节不够想象凑”,在通讯中塞进并非自己采访到的而是记者头脑中“合理想象”出的细节。这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总会出现记者想象不到的破绽,迟早会被受众识破,而导致整条通讯为受众唾弃。

四、添加背景,烘托主题

背景对各类体裁的新闻都是十分重要的。如单纯就新闻事件报道新闻事实,有时读者会不懂这一新闻的意义,或者干脆不知所云,会使新闻的社会效果大打折扣。添加必要的背景,可以起烘托主题、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主题的作用。笔者所写的通讯《请来半导体深山探宝》,根据谢希德等学者的介绍,关于半导体知识及其发展历程的背景材料,使得这一深奥的主题能通俗易懂,大大增强了通讯的效果。但背景材料应适当,不宜过长过多,更不能离题,否则就会冲淡主题,湮没主题,反而效果不好。

五、文辞优美,行云流水

新闻作品是“急就章”,不能像写文学作品那样反复细致推敲。但也必须像文学作品那样行云流水、文辞优美,使读者读起来有美的感受。这就要求记者平常多读文学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才不致于把通讯写得枯燥干巴,读起来味同嚼蜡,令人无法卒读。更不能为了卖弄“博学”,在通讯中塞进许多晦涩难懂的词汇。“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否则,再好、再重要的内容也不能吸引受众。

六、行文简练,切忌注水

新闻通讯与一般新闻一样,必须行文简练。写作上切忌拖泥带水。消息必须简练,字数有严格限制。通讯字数限制不严,有人以为写得越长就越能引起注意,于是尽力拉长,甚至不惜注水。注水通讯长而空,怎能受到受众欢迎呢?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谈到文章写作要求时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写新闻通讯更应如此要求。

文有仁,1930年4月生于上海,原籍湖北荆门,新华社高级编辑。1956年到新华社工作,历任俄文翻译,苏联东欧组编辑、组长,驻波兰分社首席记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曾去过美国、苏联、印度、东欧各国做过临时采访。

获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