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评论的要素及案例分析

国际评论的要素及案例分析

黄　晴

国际评论的要素

国际评论的写作涉及的因素很多。第一,它涉及对基本事实的了解和把握。第二,它涉及事件本身对有关各方的影响和利害。第三,它涉及写作者的眼光、判断、知识结构、历史感等理念因素。第四,它涉及写作者的认同、立场、价值取向等情感因素。第五,国际评论的写作也与写作的社会环境之间有一种相互制约和互相影响的关系。

一般来说,一篇好的国际评论应有两个特征：一是能充分体现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二是有独特的思想和文字力量。

试谈一下如何体现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和敏感性。

一般来说,国际评论的写作要选择重要或敏感的新闻话题。在国际评论的写作中,话题选择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有些话题或许是当下的热门话题,有些话题或许是比较冷的、不太为人关注的话题,国际评论如能在一些较冷的话题中发现较大的意义和重要性,则要求写作者有相当的功力。对于较热的话题,则需要在纷杂的众多事实中明确主线,阐明事态发展的方向和真正影响所在。要做到上述两点,恐怕需要写作者在日常付出巨大的努力,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首先,评论的对象应是较大的国际事件,是众人关心的事。写作者要对写作的对象或事件有较为充分的把握,对某个国际问题、某个事件,或某个地区、某个国家的情况比较清楚,最好是“了然于胸”。如果原先对情况了解不多,也可在写作前,利用现代互联网条件,尽可能地占有信息和材料。还有一种情况是：事件本身当时并没引起太大关注,但其内在意义或后续发展可能很重要,评论的写作者具有政治敏感,通过评论可以揭示其潜在重要性,提升事件的关注度。

其次,对重大事件的评论,一定要揭示事件本身的内在重要性,在写作中一定要有一种“脉络”感,要写出事情的要点和走向,不可自己把握不住自己,信马由缰,以致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让人不知所云。

最后,重大事件必然具有敏感性。当前的国际社会仍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利益、民族感情、外交要求等因素或是评论写作者的天然倾向,或是他不能不考虑和顾及的因素。一般来说,作为中国的新闻评论写作者,应该有自己明确的国家认同,对自己国家的根本性利益有清晰的了解。在当前的新闻和信息领域,西方处于强势地位,并在其中溶入其价值观念和利益要求。因此,中国的新闻评论在运用新闻信息时要意识到这种情况,一是争取有更多、更全面、更均衡的消息来源,二是能分辨出信息中的事实因素和主观附加因素,三是对中国自身的利益和利害心中有数。

再谈一下国际评论的独特性。

一般来说,一篇好的国际评论,总要具有某种独特性,言人所未能言,才具有打动人的力量。这种独特性可以体现在观点、逻辑、材料、叙述、文风等诸方面。

观点的独特性。所谓观点的独特性,就是一种“人人心中有,个个口中无”的思想,一旦说出,大家能会意于心、恍然大悟。因为新闻是一种提供给世人的精神产品,它既不能滞后,也不能太超前。太滞后了,新闻的时效性没了,新闻评论的意义也没了;太超前了,不能为世人理解,产生不了“新闻效应”,也不应当归入新闻评论追求的范畴。

逻辑和叙述的独特性。所谓逻辑和叙述的独特性,具有某种工艺特征,如同建筑的架构。一篇好的评论,或条理流畅清晰,或随意挥洒,“形散而神不散”,均能像一个好的建筑物一样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享受。

材料的独特性。所谓材料的独特性,有两种情况。一是新闻材料自身的独特性。一般来说,这是新闻消息的功能,对新闻评论的写作者而言较为难得;二是新闻材料组合的独特性,这是新闻评论写作可大下功夫的领域。这要求评论写作者对各种材料的把握充分,有较强的联想能力,善于进行有内在逻辑的组合,从而使评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国际评论的写作者应努力形成自身的文风。在中国传统的政论文字中,有两个特点：一是简洁,看《古文观止》,许多文章不足千字,如高手比剑,绝无多余动作,而且点到为止;另一个特点是议论中要有点跌宕起伏的气势,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这些特点都值得借鉴,以形成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写作。李普曼是美国新闻评论大家,读过他的一些原著,英文极讲究,时有大段排比句议论,读之令人心怡。最忌讳的是使用过长的欧式硬译文字,不英不中,让人看不明白。

案例分析

案例1：

1995年,笔者在华盛顿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时值李登辉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了“个人身份”访美。这是一件涉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重大事件,作为《人民日报》驻美记者,我也一直在密切跟踪。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事关十几亿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在报道此事的过程中,记者也产生出心里有话、不吐不快的冲动。在李登辉访美快结束时,便写了下面的一篇评论《美国两面政策的玩偶》。这篇评论后来在1996年获得第一届“中国国际新闻奖”一等奖。

评论原文如下：

美国两面政策的玩偶

华　纪

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冷战思维和美国独大是两个基本的思想支柱,由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和参众两院外委会合作撰写的《东亚战略调整报告》作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10年后(中国)会威胁美国的安全。”

基于这一思想,美国确定了典型的两面政策。一为“积极联系”,以打开中国市场,影响中国的未来走向;一为“多方遏制”,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在中国内政上搅混水,等等,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李登辉对美国的所谓“私人访问”,恐怕就是美国这种战略棋盘上迟早要动的一颗子。

李登辉对美国这一意向心领神会,近年多次觅机挤进美国。去年他设法在夏威夷停机一宿,未蒙恩准,只好躲在飞机里生闷气。但此公涵养不浅,今年再鼓余勇,大洒银纸,以种种小动作介入美国的政治操作,以鼓动美国投下自己这颗子。今年5月,李登辉小志得遂后,雀跃之情,跃然如见。

李登辉的美国之行,从大者说,是罔顾民族大义,以两岸人民的关系前途作个人政治的孤注,甘心做外人在中国搅混水的棍子;从小者来说,无堂堂之阵,无正正之旗,行状有类掩耳盗铃,亦可悲也。李登辉氏舍积极推进两岸关系的正途不走,是为不明;以鸡鸣狗盗的手法,不尴不尬的身份来美凸现李氏的“国际空间”,是为不智。不明不智,虽小得意,岂能久乎。

李登辉自甘棋子玩偶的角色定位,不免事事由人,稍有忘形之举,即被喊停,而且有苦说不得,只有做低首下心之态。此中苦酸,当事人当心知肚明。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中国古代有个石敬瑭,为保其割据的一隅之地而上表称“儿皇帝”,成千古不齿之典。中国现代则有张学良将军,东北易帜,西安兵谏,均出于民族大义,虽一生坎坷,然史存华章。李登辉当择善而从,不要愈行愈远。

饱尝百年辛酸的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上是不会有任何含糊的。无论任何方面的压力、横逆或小动作,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走向繁荣富强之路。这里不妨劝告一下美国的某些当政者,不要总在过时的思维定式里打转,不要再像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那样20年后写回忆录忏悔,说当年不了解他国的历史文化,不了解他国的国情,结果犯下了追悔莫及的错误。(原载《人民日报》1995年6月11日)

在写作这篇评论时并没有很清楚的构架,因为时间较紧,冲动之下,就写了出来。但因为一直在跟踪此事,情况较熟,事后看来,评论还是形成了其内在的逻辑。

评论的第一个要点是批评美国两面性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工作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对美国基于本国利益而“玩外交”、“玩平衡”的手法感受良深,因此很自然地将这个问题作为评论的主题。

评论的第二个要点是批判李登辉挟“洋”自重,谋求“台独”的作法。祖国大陆当时已提出“和平统一”的一系列方针,两岸的政治分歧是可以谈、可以各有保留的问题。事情的关键是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的问题。因此,评论从民族大义切入,用历史比拟的方式对李登辉进行批评。

此外,对李登辉和美国的关系,李登辉作为美国“棋子”和“玩偶”的处境,当时确有很有说服力的资料,在评论中也作了一些讽喻式的述评。

“中国国际新闻奖”评委会对这篇评论作了如下评介：

1995年6月,美国允许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严重倒退。李登辉访美,是台湾当局推行“银弹外交”的一个突出例证。《人民日报》驻华盛顿记者黄晴以敏锐的洞察力,把李登辉定位于美国对华两面政策的玩偶,这就抓住了美国对华政策和李登辉在美国拓展“国际空间”的种种举动之间的关键结合点。正确的立论为文章奠下了得以尽情挥洒的基础。

李氏访美期间,美国及西方传播媒介对此事竭尽渲染和张扬之能事,似乎这是台湾当局的什么大胜利。作者则从美台相互利用这个角度入笔,把李访美比作美国“战略棋盘上迟早要动的一颗子”,李则以种种小动作介入美国的政治操作,以鼓动美国投下自己“这颗子”,所以,李访美成行不过是“小志得遂”而已。这种分析和结论,即使在西方舆论看来,也是无懈可击的。

对于李氏“甘心做外人在中国搅混水的棍子”,充当“棋子玩偶的角色”,作者以生动的比喻和文字,穷形尽相,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抨击和奚落,并且以石敬瑭和张学良相对比,痛斥及规劝李氏。文中直接针对李氏的三段文字,虽无激烈的言辞,却理趣不凡,耐人寻味。

文章末段又回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它义正词严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并且以麦克纳马拉的忏悔为例,劝告美国某些当权者要慎重行事。同规劝李登辉“不要愈行愈远”一样,文章对美国当局也留下余地,未把话说绝。

文章逻辑清楚,结构严谨,文字生动。不足千字的评论把几个大问题都说清、说透了。由此可见,作者在正确立论之后,非常注意字句凝练。

案例2：

1999年,笔者在《人民日报》国际部从事国际评论的写作和编辑工作,当时看到美国《外交》杂志刊登了《中国重要吗?》这篇文章。当时,国际媒体已开始对中国的经济成长高度关注,有了一些过甚之辞和“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说法,这篇文章似乎是要反其意而说。对中国的发展作评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不必过于敏感。但这篇文章显现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恶意,让人觉得有话要说,于是遂与几位同志共写了一篇评论。这篇评论获第五届“中国国际新闻奖”二等奖。

评论原文如下：

贬低中国用意何在

近日出版的美国《外交》杂志9～10月号发表了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西格尔写的长篇文章,标题是《中国重要吗?》。此文洋洋数千言,从经济、军事和政治三个角度说中国是一个“被夸大了的国家”。用作者的话说,“这个居住着人类1/5人口的国家被过高地看做一个市场、一个强国和一个思想之源”。西格尔是西方有名的保守派国际问题学者,经常炮制极端观点无端攻击中国。可以认为,继“中国威胁论”以后,西方又出现了另一种对中国的极端看法：“中国无足轻重论”。

进入本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开始盛行“中国威胁论”,其间也有一些对中国经济的夸大之词,如说中国现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二乃至第一大经济实体,等等。如果有人希望对此进行一些客观的分析,当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学术行为。然而,阅读了西格尔的文章之后,作为中国人,心里是很不愉快的。文章虽然列举了不少数字,但从学术上讲,文章从材料到结论的主观导向极为明显,材料的选择颇多偏颇,导向结论的过程是跳跃性的,缺少历史感和周延性。但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全篇贯穿着一种西方至上的价值偏见,充溢着一种从骨子里看不起中国的傲慢。

在谈到中国经济时,西格尔认为,1997年,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占3.5%,在世界排名第七,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第八十一位。“以最受欢迎但颇为可疑的购买力平均法计算”,中国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1.8%,人均排名第六十五位。在列举了另外一些统计数字以后,西格尔抛出自己的结论：“中国至多是全球经济中一个较次要的部分(有别于微不足道)。”西格尔还借用别人的话语对中国的未来作暗淡的预言：“它(中国)具有伟大的潜力,并将永远只是潜力。”

字里行间,西格尔已流露出自己的用意。在全世界工商业界普遍看好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他希望通过贬低中国,使国际资金对中国望而却步。在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的负责态度,受到了世界各国,特别是有关国家的肯定。中国的举措在阻遏亚洲金融危机的扩延和加深上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亚洲经济今天已开始显现恢复的迹象。然而,西格尔对此也大加贬否。看来,如果中国在世界上有一种好的和重要的形象,西格尔便受了心理刺伤,便想方设法寻求心理平衡,其方法之一就是大肆贬低中国。坦率地说,在西方一些人的内心里,恐怕一直有拿破仑式的“中国睡狮永不醒”的潜意识希冀,西格尔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将会让他们失望。

中国的经济究竟有没有前途?恐怕只举一个例子即可说明问题：著名的《财富》全球论坛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第五次年会。西格尔有关中国经济的种种论断恐怕不仅是在贬低中国的经济能力,而且是在嘲弄世界著名工商企业家的智商。

在军事上,西格尔认为,中国防务开支仅占全球防务开支的4.5%,中国“在军事上有一定的重要地位”,但“中国的重要性在于其恶作剧的能力——因为这反映了中国在反对或阻挠西方利益上的影响力”。中国的防务开支很低,这是事实。中国不对其他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为中国坚守的是自卫和不称霸的准则,这也是事实。然而,西格尔并不想得出应有的结论。他颇怀恶意地说,“中国是唯一把核武器对准美国的国家”,“像90年代的伊拉克”,等等。西格尔的论断是：第一,中国“不会强大到不能约束的地步”,第二,中国是西方利益的捣乱者。由此,西格尔的意图已不言自明,即再造成一个针对中国的冷战时代,“不要羞于钳制它令人不满意的行动”,“这种‘强制’战略将导致一种与中国交往的全新的西方方式”。

在政治上,西格尔称,“亚洲价值观”或儒家文化的作用已被亚洲金融危机的大火“燃烧殆尽”,中国“处于另一个震荡和自我怀疑的时期”,文化影响力、权威性等“微不足道”,等等。

对于西格尔后两部分的言论,似乎也无须多费笔墨与之计较,因为这类出自傲慢与偏见的思维方式往往带有不可理喻的性质。西格尔的言论从反面来说,对中国人民应有某种警醒作用,使其了解西方某些人是如何看中国,而深思自己今后应如何去做。

中国在过去50年中取得了可观的社会进步,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着人口、环境等种种严峻制约,我们必须很清醒地选择发展道路,以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来,即使中国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也决不会学西方某些人的自大和蛮横,而将努力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面对西方某些人的恶意贬低和中伤,中国人将牢记“知耻近乎勇”、“哀兵必胜”的古训,努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包括提高自身的素质,更加沉潜奋发,用自己的行动和实力赢得尊严。

诗人但丁在其《神曲》中曾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但在这里引用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话或许更为恰当：“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原载《人民日报》1999年9月16日)

这篇评论的写作和西格尔文章的发表时间相距不远。此后,中央负责人看到有关部门对西格尔文章的译文,指示对此论调要进行研究和批评,说明国际部当时对这个问题还是抓得及时和准确的。

“中国国际新闻奖”评委会对这篇评论作如下点评：

美国《外交》杂志1999年9～10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重要吗?》的长文。该文表明,继西方大肆叫嚷“中国威胁论”之后,又有人开始极力贩卖“中国无足轻重论”,从另一方面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进行无端攻击。

作者以敏锐的目光抓住这一谬论的要害,进行了有理、有力、文笔极为犀利的批驳。首先对“中国无足轻重论”的根由进行了剖析,指出其取材、立论的偏颇,要害在于一种西方至上的价值偏见,并从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具体分析了为何西方一些人面对中国有着良好的和重要的形象时会大肆贬低中国,突显了西格尔们对中国大加贬损的荒谬。

作者熟练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批驳方式,信手拈来《财富》全球论坛即将在中国召开的实例,以反证“中国无足轻重论”纯系胡言,具有不可辩驳的说服力。

文章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谬论的批驳上,从“中国无足轻重论”引申出对中国人民的警醒作用,劝国人牢记无论别人怎么说,我们应努力将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从而使这篇评论结语铿锵,立意更为高远。

总之,这篇评论题材新颖,视角独特,分析透辟,笔锋犀利,具有很强的思辨色彩,是国际评论中的佳作。

黄晴,1948年出生。在北京中学毕业后插队当农夫四年,后当中学教师五年。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一年半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2年进入《人民日报》国际部从事笔墨生涯至今。1985～1986年日本当记者,不通日文,纯属“客串”;1993年底至1995年初去德国当记者,不通德文,继续“客串”,靠同事和英文报刊“迂回”报道;1995～1996年在美国当记者。驻外记者的职业生涯总计四年多,不长。其余时间均在国内做编辑工作,后期,评论写作的活儿干得多一些,如此而已便临近退休之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