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通讯写作,国际通讯写作心得点滴

国际通讯写作心得点滴

温　宪

《现代汉语词典》将“通讯”一词定义为：“翔实而生动地报道客观事物或典型人物的文章。”客观事物无所不在,也无时不在。即使在各种媒体相当发达的今日,也没有一种媒体能够对既无所不在又无时不在的客观事物进行“翔实而生动的报道”。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为何择此而舍彼,这里面显然有一个选择的问题。何物或何人值得“翔实而生动地报道”?当然是那些在报道者看来是重要的事物和人物。据此,对“国际通讯”的定义是否可以举一反三地这样表述：“对重大国际新闻事件、事物和重要国际人物翔实而生动的报道文章。”作为一种新闻作品体裁,“翔实而生动”可被视为国际通讯有别于消息、评论等其他体裁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新闻史上,善写通讯的大家代有风骚,在国际通讯方面极有建树的前辈、同辈和后辈亦层出不穷。在这些前辈、同辈和后辈面前,我深感微不足道。唯一尚可一言的或许只是自己曾经汗流浃背地钻入国际新闻报道的一座富矿内,曾经怀着极大的激情踏入国际新闻报道中的一块处女地,曾经尽力地在那里挖掘过、开垦过,也因此有过一些独特的收获。这一点点收获凝成两三心得。所谓心得者,说来并无多少新话,只不过是将一些老理儿真真切切地体验一番罢了。体验过的东西更感真切,这又应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老话。

我在现场——一篇好的国际通讯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大前提

如何能够对重大国际新闻事件、事物和重要国际人物进行“翔实而生动的报道”,答案显而易见：你必须身在重大国际新闻事件、事物的现场,你必须与重要国际人物面对面。换言之,你必须成为身在第一现场的“新闻源”的挖掘者。没有这样一个“我在现场”的基础和大前提,一篇好的国际通讯的产生断然是无望的奢求。

我不否认有一类政治性国际通讯的写作或许可以成为特例,但那类国际通讯其实应该并入“国际述评”的范围;我也不否认对于一名驻外记者而言,千头万绪之中不可能事事均在现场,天天与重要人物见面。各类媒体间的相互借鉴理所当然,一名为报纸工作的文字记者通过看电视直播也能写出现场感很强的国际通讯,尽管那种国际通讯的含金量大打折扣。

在传播手段极为发达的今天,所传播的内容忽然变得苍白起来——大同小异的转抄来转抄去司空见惯。这反衬出“独家”的价值,而独家只能来自于现场。驻外记者的价值就在于“驻外”,“驻外”为“我在现场”的独家报道提供了绝好的必备条件。看到一些驻外记者每日里忙碌着在网上游来荡去,“攒”稿不已,难免令人略感悲哀和遗憾。最大限度地利用网络的好处无可厚非,但如果仅限于在网上忙碌且忙得连门都出不去了便大可质疑。

基于这一认识,我作为《人民日报》驻外记者在南部非洲工作的两任期间,对自己的要求和自勉便是：“尽可能地沉下去,到部落、到荒漠、到大洋、到峰巅,到我能够去的一切地方。去寻找、去思索、去描述,谁能说这不是一个令刚烈汉子兴奋的挑战?”

自上个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向非洲派遣医疗队。这些中国医疗队队员在远离祖国的非洲大陆上救死扶伤,有过多少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我于1991年8月开始在津巴布韦驻站后,就与来自湖南省的中国医疗队不断进行接触,也随之积累了一些感性认识。感性认识的积累使我感到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题目,但我不愿只是看看历任中国医疗队的总结材料后拼凑成章。如何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以小见大?这使我联想起《万历十五年》一书提取角度的方法：从看似不经意的一点切下去,层层剖析,最终论及整个大明王朝的基业大势。我为何不能选取平平常常的一天时间,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中国医疗队到底是如何工作的,进而“翔实而生动”地记录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在得到中国医疗队的同意后,我自1995年2月26日清晨起全程跟踪采访了中国医疗队值班医生的工作情况。在几乎没有合眼的一天一夜中,我与中国医生同吃、同住、同活动,中国医生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细细观察,不断询问。在大量鲜活的素材面前,我决定用最接近原始态的纪实性写法记录所看到的一切,并适当采用相关背景资料,以期以小见大。这篇题为《中国医生的24小时》(原载《人民日报》1995年3月2日第六版)的国际通讯获当年中国国际新闻奖通讯类二等奖。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曾对此篇通讯予以高度评价,大意为：以往也有关于中国医疗队的报道,但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此篇通讯以纪实性手法生动地回答了为何中国医疗队享誉非洲。以下是这篇通讯全文：

中国医生的24小时

提要：中国医疗队饮誉非洲。为什么非洲人赞扬中国医生?这篇纪实回答了这一问题。

2月26日,星期天。中国医疗队的医生王茂武、李青峰又该轮值每周一次的24小时昼夜班了。

上午7时59分：黑人司机乔治将中国医生从驻地送到了29公里外的奇通圭扎综合医院。这家位于哈拉雷南郊黑人聚居区的医院是个二级医院,规模不小,但医生只有14名,其中临床医生10名,且多为外国医生。这个医院的特点是没有严格分科,人才奇缺要求每个临床医生都是“全能”医生。

李青峰是麻醉医生,一位瘦小但不孱弱的女子。一到医院,她便匆匆赶往诊室接班。王茂武医生走进中国医疗队值班休息室时手里提着一个篮子,篮内装着生玉米、苦瓜、黄瓜、莴笋叶,还有湖南人餐餐难离的红辣椒。自1985年开始,在津巴布韦的5批中国医疗队都来自湖南。篮内的东西除了那根黄瓜外,全是医疗队的自种产品。一进屋,王医生便忙着张罗做饭。

8时35分：急诊室来电话,请王医生前去看病。偌大一个医院今天只有他一个临床医生。值班休息室距急诊室约200米,王大夫换上白衣急急赶去。他在国内是神经外科医生,急诊室内却有着各式各样的病人在等着他：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儿科急症……

9时30分：一连诊治了9个病人后,王医生回到休息室。操手术刀的手重又拿起菜刀。一会儿,李医生、王医生和记者围坐在一盘湖南风味的辣椒炒鸡蛋、一锅小米粥和几张葱花饼前,把早饭和午饭一并打发了。

10时25分至13时：不断打来的电话将中国医生一次次召唤到急诊室和各科病房。从患肺炎的3个月婴儿、不幸遭强奸的3岁女孩到浑身发出恶臭的晚期艾滋病人,一一被值班护士带到医生面前。对中国医生最为了解的就是这些本地护士。记者向一位已在此工作10年的护士询问对中国医生的看法时,她笑着说：“非常好。”

午间,有约40分钟的闲暇,大家谈起了往事：第二批医疗队外科医生戴松成功地完成不完全断手再植及大面积烧伤植皮手术直至现在还被传为佳话;功底深厚的陈剑雄教授曾被聘为津卫生部顾问,津方设立了“中国医疗队陈剑雄奖”,每隔两年向成绩优异的护校毕业生授奖一次。

14时至15时25分：王、李医生进入手术室,一口气做了6个妇科和外科手术。“今天算是少的,最多的时候一下子做了25个。”头上已沁出汗滴的王医生说。手术期间,从传染病房和急诊室又不断打来电话催他前往。

15时30分至18时40分：王医生走马灯般地在传染病房、妇产科、急诊室、儿科和观察室治疗了21名患者,其中在产科做子宫缝合手术1次。这位30岁出头的神经外科医生曾在此被赶鸭子上架似的做过一个子宫全切的妇科大手术,并独立完成了在国内需两三个医生合作的胸骨后甲状腺切除术。“刚开始碰到很多困难,有什么办法?只能尽快适应。”他说。其间,大家忙里偷闲地解决了肚子问题。一盘又是湖南风味的苦瓜辣椒炒肉丝吃得大家咂舌不已。

18时45分至20时10分：李、王医生再次进入手术室,为一位因交通事故手指开放性骨折的小伙子做手术。术后喘息未定,产科又打来电话：必须立即为一位孕妇实施剖腹产。李医生一面利索地做着麻醉准备工作,一面介绍说：“这种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是最要认真的,要由我来控制病人的呼吸,弄不好病人就有生命危险。”这台剖腹产手术进行了18分钟,一个体重3060克的女婴哇哇问世。“把一个危重病人抢救活了的时候,我还真有股子自豪感。”李医生说。

20时43分至21时19分：又是一轮从急诊室、产科到小儿科的奔忙。“有好几次值班时,我的脚跑得肿了起来,”王医生说,“有时累得要命,刚一坐下,电话又来了,烦得我直想摔电话。”

22时15分直至27日凌晨4时：忙了整整一天的医生们刚刚钻进蚊帐准备睡觉,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如此一连三次。“今天夜里没有大手术,算是轻松的了。”李医生说。就在这算是轻松的一昼夜中,两位中国医生一共诊治了89位各科病人,其中做手术10次。截至1994年11月的一年中,中国医生仅在这家医院外科和妇产科的门诊人次就达13218人。

27日上午8时：两位中国医生查房后,终于松弛了紧绷24小时的神经。明媚的晨光中,黑人司机乔治又驾车来到医院。车上走下接班的医疗队长、妇产科吴医生、放射科周医生和厨师小王,他们又将在这里为救死扶伤度过新的一天。(本报哈拉雷2月27日电)

对于驻外记者而言,机会可遇不可求。虽然身在现场未必每次都能“钓到大鱼”,但不去现场却断然不可能抓住独家报道,得失常常存乎一念之间。正如对于一位会读书的人而言开卷必有益一样,我坚信对于一位有心的驻外记者来说,只要到现场,就会有收获。1995年5月,我作为《人民日报》首任驻南非记者进入这个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国度时,中国与南非尚无正式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成为我最为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利益权衡进程的复杂性,南非在是否与中国建交的问题上几经反复,也因此成为敏感度极高的热点新闻。在这个问题上,我除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外,还尽可能到有曼德拉总统出现的现场进行采访。因为在是否与中国建交问题上,只有曼德拉才握有最后决策权。

1996年11月27日午时,我正在记者站内忙于工作,办公桌上与南非新闻预报网联通的BP机上显示“曼德拉总统将于27日下午4时在约翰内斯堡官邸处就南非外交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这一信息并没有说明所谓“重大问题”为何物。在略加思忖后,我还是决定放下案头诸般事务,即刻驾车前往现场。正是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曼德拉总统宣布南非最终决定同中国建交,我也因此成为中南关系发展中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的唯一见证人。我据此采写的通讯《特别新闻发布会》(原载于《人民日报》1996年11月29日第六版)获当年中国国际新闻奖通讯类一等奖。以下为这篇国际通讯的全文：

特别新闻发布会

“嘟、嘟、嘟”,随着一阵急促的呼叫声,与南非新闻预报网接通的BP机显示屏上显示出了一条信息：“曼德拉总统将于27日下午4时在约翰内斯堡官邸处就南非外交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新南非政府最高领导人还从未以此种方式就外交关系问题专门举行新闻发布会。下午3时后,被这一信息吸引来的各方记者陆续赶到约翰内斯堡北部豪顿地区曼德拉总统住宅院外,互相都在有些神秘地打探和猜测着消息。那位光头的美联社摄影记者正拍着脑袋对一位法新社记者说：“会是什么事呢?如果是巴西总统正在南非访问的事,也不会以这种方式发布新闻呀?”南非外交部主管中国问题的范内科克先生的到来令人感到意外。他在与本报记者寒暄后悄声说道：“总统要宣布与中国有关的事,所以我来了……”

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后,记者们被引进这处有着白色围墙的深宅大院。在院内草坪的一端摆着几张座椅,新闻发布会就在这草坪上举行。下午4时20分,曼德拉总统在南非外长恩佐、副外长帕哈德等人的陪同下从屋内走出。落座后,曼德拉首先与几位熟悉的新闻记者打着招呼,然后宣读了南非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书面声明。

与中国的外交关系问题早就是此间新闻界的热门话题。曼德拉刚刚结束发表声明,几位记者已不约而同地举起了要求提问的手臂。一位南非记者问：“你指出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与南非在国际事务中作用不相协调,是不是在做出这一决定过程中也考虑到了南非国家利益问题?”曼德拉欠了欠上身回答道：“那当然了。我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大约每年在10%左右,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除了一些小国以外,中国几乎被世界上所有国家承认。我们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国家中最大的国家。对此,我们深表遗憾。”面对一位台湾记者有些着急的连续发问,曼德拉再次重申：南非将于1997年12月31日以前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曼德拉宣布的这一重大政策立场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新闻发布会刚一结束,主持这一发布会的南非总统办公室新闻官员托尼先生就主动向本报记者说：“这是个好消息,我们应该庆祝一下。”非国大当日发表声明,对上述决定表示欢迎,认为与中国正式建交将会大大促进两国间各方面关系的发展。早就呼吁同中国建交的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米尔斯博士再次表示,这一重大举动符合南非人民的根本利益。旅居南非的华人听到这一消息后更是惊喜,不少人给本报记者站打来电话述说欣喜之情。直至深夜,电话铃声还在不断响起……(本报约翰内斯堡11月28日电)

“我在现场”说来容易,其实背后不知有着多少汗水、艰辛乃至风险,有时甚至是生命危险。没有一种强烈的敬业精神,没有一种坚韧的意志力,没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没有一种倚马可待的雷厉风行作风,没有吃得千般苦受得万般罪的生存能力,劝君免谈“我在现场”。得失之权衡因人而异,在汗水、艰辛和风险的背后,也有着常人难以体验的那份独特的经历和成就感：我曾深入仍在内战状态的莫桑比克和安哥拉采访;我曾全程采访坦赞铁路;我曾数度踏访令南非白人谈虎色变的黑人城镇;在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唯一的核电站、罗本岛监狱和地下近4000米的金矿等地,我都是第一位在现场采访的中国记者。1997年初,当推翻蒙博托的扎伊尔反政府武装在东部渐成气候之时,我再次冒着极大的风险从南非出发途经肯尼亚和卢旺达后进入扎伊尔东部,成为当时在现场采访扎伊尔内战的唯一来自亚洲的新闻记者。在克服了瘴疠肆虐、通讯不畅等诸多困难的情形下,我顶着赤道的烈日当天采访,当天发稿。在这一组连续现场报道中,我是中国新闻媒体中最早报道扎伊尔反政府武装拟将国名改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新闻记者。这一组“非洲大湖区采访记”在《人民日报》连载结束时,时任值班副总编辑的李仁臣在值班手记中这样写道：“这组通讯得来不易。这是温宪同志深入扎伊尔写成的。从文章中不难看到,这一路采访非常艰苦。我们的记者虽然没有写他自己,但是一路上危险和疾病随时都会遇到。作者笔下这方充满不幸的地界,满目疮痍,疾病肆虐,身处绝境的难民在苦苦挣扎,此情此景,不但倾注了我们的记者对这片苦难土地的关注,也展示了本报记者的敬业精神。在非洲这片土地上,他们不负报社的重托,用深入采访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出色的年轻记者。我们为有这样的记者而高兴。”以下为这组报道中的其中两篇：

风雨戈马城

——非洲大湖区采访记之二

扎伊尔东部眼下正值雨季。戈马城上午还是头顶骄阳,中午即乌云翻滚,顷刻间风雨交加,直搅得大地昏黑犹如夜半。

尼腊贡戈火山脚下的戈马城是扎伊尔北基伍省省会。自去年10月反政府武装在东部起事后,戈马便被选定为反政府武装总部所在地。戈马与卢旺达西部边境小城基赛尼紧连。自基赛尼进入戈马边境站时,扎伊尔海关人员拿着记者的护照反复端详。“这个签证在这里没有用。”他指着记者在扎伊尔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办理的签证说,“你必须在此重新办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签证”。当记者在交涉过程中提及“扎伊尔”国名时,他断然纠正说：“不,应该说是刚果!”此后,记者看到戈马城的许多人都在学唱一首名为“刚果人,站起来!”的歌曲。一位失业大学生说：“扎伊尔这个名字已成为耻辱,因此我们要改叫刚果这个老名字。”

位于基伍湖边的戈马本是一座秀美小城,但现在却是满目疮痍。坑坑洼洼的道路上不乏去年年底留下的弹坑;这个省城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想知外界消息只有打开收音机;旅馆内常常停水停电。小城中的人们大多没有工作,稍微懂些英文的人便追在一些不懂法文的外国记者身后,争着给他们当翻译或当向导赚些外快。年轻人驾着充当出租车的摩托车满街飞跑成为一大景观。“飞车族”成员在一起难免兜风炫耀,一位小伙忘乎所以中,一个跟头连车带人栽进市中心的花坛中,那辆摩托车彻底报废了。大街上的另一景观便是公开的黑市货币交易。通货膨胀曾使1美元兑换9.5万扎伊尔新币,据说反政府武装执政以来,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1美元现兑7.5万新币,而一瓶啤酒的现价则为15万扎伊尔新币。

蒙博托总统在基伍湖边的豪华别墅已被反政府武装占据,成为森严的总部,在大门处担任警卫的人中常可见刚刚穿上军装、还是满脸透着稚气的十来岁男孩。名为“解放刚果民主力量阵线”的反政府武装正在加紧稳固自己在东部地区的政权基础,外交、经济、新闻等主管机构已经成形,各部门的负责人均得到“部长”尊称。“信息、新闻、通讯、宣传总委员会”的办公室内只有两张方桌,几位工作人员正凝神收听各种广播,然后整理出供人参考的文字资料。负责经济和财政事务的首席顾问巴比教授说,现在反政府武装急需筹资支持这场战争。他承认反政府武装“当然得到了国外支持”,但拒绝详说国名。

小小的戈马城内现有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国际红十字会及其他一些非政府国际救援组织机构。这些以人道主义援助为使命的机构有其各自的独立性,但又不能不受着新建政权机构的制约。联合国难民署租用的飞机可以向在扎伊尔东部的卢旺达难民运去各种救援物资,但飞机的起飞时间和降落地点必须首先经过反政府武装的批准。当地政权与国际组织间有着完全不同的运作方式。那位反政府武装安全部门负责人听完记者拟赴第三大城市基桑加尼采访的要求后,一口气提出“你首先要提供单位介绍信、采访理由、两张照片、健康证明书”等七八项条件。当记者求助于联合国难民署首席行政官时,他立即指示后勤官员将记者列入前往基桑加尼的乘客名单。反政府武装在东部战场上的强劲势头已使戈马城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扎伊尔的时局与前途。因此,这里已成为各种国际利益集团秘密外交的热点。衣冠楚楚的比利时外交官刚刚离去,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外交官又匆匆赶来。自称“商人”的一位德国女士一连几天在旅馆花园内与当地新贵秉烛长谈,戈马机场中又走出一批批新到的南非“商人”。

各显神通的外国记者到处打听新闻,各种小道消息借着窃窃私语不胫而走。但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这场内战到底对国家的前途意味着什么。许多扎伊尔人的诉说充分表明人心的确思变,但展望前景又不尽乐观。“这么富有的国家就这样被糟蹋了”,两位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的扎伊尔司机说,“但谁上台也难以改变这一切”。

扎伊尔,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本报戈马3月29日电)

(原载《人民日报》1997年4月1日第6版)

烈日下的难民营

——非洲大湖区采访记之三

3月27日上午8时30分,数十名联合国难民署、无国界医生等国际救援组织人员齐集戈马市小机场,准备分乘两架飞机前往廷吉廷吉和阿米西两个难民营。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飞机仍未起飞。一问,才知他们是在等扎伊尔反政府武装允许飞机起飞的通知。最终他们只得到了两架飞机同时飞往阿米西的通知。记者有幸一同前往。反政府武装自感对阿米西地区的军事控制有绝对把握,而对政府军时有小规模袭扰的廷吉廷吉地区则心存疑虑,担心国际救援组织人员会成为武装袭击的目标,从而造成国际事件。

廷吉廷吉难民营位于戈马市西北约250公里处。在不到一个月前,它还是扎伊尔东部最大的卢旺达难民营。由于飞机不能在此降落,国际救援人员只能先抵达阿米西后,再乘车约60公里到达廷吉廷吉。这里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原始丛林地区。车驶近廷吉廷吉时,道路左侧出现了绵延3公里密密麻麻无人居住的简陋草棚,这就是被遗弃了的难民营。只是在难民营的尽头,才见几座联合国难民署搭建的临时棚屋,那里面仍有约200名卢旺达难民在挣扎着。来自坦桑尼亚的联合国难民署官员康弗特女士介绍说,扎伊尔战乱后,原在戈马、布卡武一带的难民纷纷西逃,许多人最后的落脚点便是廷吉廷吉,这里难民人数最多时达20万。然而,当反政府武装西进夺取第三大城市基桑加尼时,廷吉廷吉是必经之路,这里的难民们再次西逃到乌本杜地区。联合国难民署现正在逐步把遗留的难民转往阿米西难民营,然后再由阿米西分批遣返卢旺达。

记者一到阿米西难民营,登时被眼前的场景震惊得难以言说。这真是一幕令人无比悲哀的人间惨剧：路边原始丛林中方圆一公里左右的坡面上密布着由树枝、油布或纸片搭就的低矮窝棚;多数不到两平方米的窝棚内蜷缩着几个有气无力的难民;还有力气坐起的难民们蓬头垢面地围坐在一丛丛高大灌木树荫下;瘦骨嶙峋的孩子仍在下意识地吮吸着母亲那早已干瘪的双乳;年轻的妇女们仍在承载着顽强生存的重负,默默地点起柴火,支起乌黑的破锅煮青豆、熬菜根;一群群苍蝇嗡嗡作响,一股股秽气直冲脑际;一个蓝色油布大棚内传出一片呻吟,一大群面色痛苦的人们正坐等医生看病。另有一些奄奄一息的病人则躺在铺在地面的油布上,一个瘦得骷髅般的病人拼尽全力向记者扬起了右手;七八名捂着口罩的工人一趟趟地用担架抬走当天的死人,仅3月27日一天的死亡者就有14人,这些死者随即被掩埋在坡后的群葬坑中。

灼人的太阳火一般烧烤着非洲原始丛林中这一方充满不幸的地界,国际救援人员个个满脸挂满汗水,为多多少少减少一点不幸而奔忙着。他们将随飞机运来的国际援助的饼干、黄玉米面和青豆等食品分发给难民,又将病得最厉害的50名难民用飞机运往戈马,难民营的一角全是与父母走散的孩子,救援人员正在对他们逐个登记和拍照,然后在他们的手腕上系上一个黄色标志牌。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立着一个挂有272张人像照片的木牌,每张照片下都注有登记号码。一位救援人员介绍说,这都是在别的难民营中与家人失散者的照片,在这里展出这些照片,是为了帮助他们寻找到自己的亲人。

这些几近绝境的难民仍在顽强地表现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在自己裸露的上身上挂上了一串紫色项链,手里用两根自行车车条权作毛衣针编织着一小片彩线。路边的一小块油布上摆着一堆堆拇指大的蔫瘪西红柿、一点少得几乎只能以粒计的盐巴、一支麦克风和一段带有插座的电线,这些在难民营中已属贵重的物品在等待着有人肯以货币相换。道路上突然驶来一辆小卡车,卡车上的扎伊尔人一声唤,一大群卢旺达难民急拥而上,用刚刚领到的意大利饼干换取卡车上人们手里的纸币。看到记者手中的照相机,卡车上的人们一阵叫嚷：“不准照相!不准照相!”

满面汗水的扎伊尔女医生基图图告诉记者,这所难民营中有60%的人患有腹泻、霍乱、疟疾或营养不良。这位留学美国的女医生说,她每天都以极为沉重的心情在此工作。“有一位死去丈夫的妇女独自带着四个孩子,我昨天还在向她允诺说,今天就将她和四个孩子优先安排遣返卢旺达,今天一来才知道她的一个孩子已于昨晚死去。”女医生音调颤抖地说,“这里的扎伊尔人不喜欢这些卢旺达难民,因为难民的到来打乱了当地人的生活秩序。”

阿米西难民营毕竟得到了国际救援机构的关注和照顾。据估计,目前在扎伊尔东部丛林中尚有约30万得不到任何救助的卢旺达难民,他们的悲惨情形可想而知。(本报戈马3月28日电)

(原载《人民日报》1997年4月3日第6版)

炼就慧眼——一篇好的国际通讯妙在立意奇绝

一名好的驻外记者的头脑总是在转动着,眼睛总是在观察着。一名好的驻外记者的头脑中通常总是装着十几个题目,这些题目随着观察的增多不断积累和酝酿着写作冲动,一旦超过从量变到质变的度后,这些酝酿多时的题目便会如冲决的潮水不可遏制地涌流出来,流淌为一篇篇白纸黑字的国际通讯。

好的国际通讯常常妙在立意奇绝,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双善于观察的慧眼是做不到的。我以为,在国际通讯的定义中,“重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轰动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事件和事物固然重要,能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事物之挖掘也可以成为重要;声名显赫的权贵要员固然重要,能够从其身世故事之挖掘反映时代变化的平头百姓也可以成为重要。对无心人来说,绝好的题材送到眼前尚浑然不觉;对有心人而言,大千世界竟有着写不尽的玄妙。好的国际通讯能够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或于众人熟视无睹之处别出新意。高手之所以高,就在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我曾在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生活和工作数年。有一个题目曾在我脑中盘桓很久,那就是用一篇文字为约翰内斯堡画像。一则因为平时的新闻报道时效性更强,需时时密切跟踪完成;二则总感积累的“底气”还不足,还没有到“冲决”的程度,所以从1991年年底首次进入约翰内斯堡后,一直到1997年初才完成这篇“蓄谋已久”的国际通讯：

百感交集话约堡

又要出外办事了。发动汽车后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回手将四个车门全部锁定——这是任何一个在约翰内斯堡生活的人必须养成的习惯,也是最基本和最必要的自我保护措施。

约翰内斯堡,实在是一座令人百感交集的城市。

这座被简称为“约堡”的城市首先令人感到神奇。约堡市内维多利亚时代风格建筑与各种现代派建筑摩肩接踵,争相刺向蓝天;密如蛛网般发达的高速公路从市内向外辐射,车流如落瀑般在高速路上疾速倾泻;北、西、东三面郊区风景之优美、生活之奢华每每令欧美游客自叹不如。观看约堡城的最佳角度是从沿城南高速公路向城内眺望,那七彩云霞之下阶梯般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织就了一幅现代都市的风情画,此景每每令我心中怦然一动：要知道,仅仅在110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荒原!

约堡城南路边时时可见一座座锥形或矩形的金矿渣山。与身边这座满身珠光宝气的大都市相比,这些仍旧泛着黄色的矿渣山显得太煞风景,但只有它们才最了解一个世纪以来约堡的暴富身世。1886年3月,澳大利亚淘金者乔治·哈里森在兰格里格特农场意外地发现一条金矿脉后,他按惯例赶到比勒陀利亚向官方管理部门报告这一发现,以期得到可以享受免税待遇的“金矿发现者所有权证书”。比勒陀利亚政府则派出约翰尼斯·里西克和克里斯琴·约翰尼斯·朱伯特两名专员前往视察,并宣布金矿脉两边的农场为公共采金地。当时的总统保罗·克鲁格随后派出私人秘书埃洛夫前往采金地附近,选中了政府拥有的“兰德亚斯兰格特(意为小山谷)”农场作为建镇地点。1886年12月8日,经过测量的980块土地首次向公众拍卖,这座海拔高度1763米、日平均温度为22.4摄氏度的小镇,据上述两位专员的名字被命名为“约翰内斯堡”。1928年,约翰内斯堡被正式给予城市地位。

哈里森的发现诱发了据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淘金热。在黄金的诱惑面前,各种肤色的淘金人、投机客、冒险家、赤贫者潮水般涌到约翰内斯堡,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使这座泡沫般迅速扩大的城市,从问世时起便接连不断地上演着一出出反差极大的人间悲喜剧。徜徉在约堡市内大街上,至今仍可处处感到这种对比鲜明的反差：220米高的卡尔通大厦号称非洲最高大楼,站在最高处的50层可以饱览约堡全景,目力所及之处,可以看到一片片低矮的铁皮贫民棚;已全部改为计算机运作的股票交易市场大厦内,跳动着南非经济活动的命脉,最直观地诠释着约堡为何被称为南非的“经济首都”。马歇尔大街55号是世界矿业巨头南非英美公司和德比尔斯公司的总部,那里的一举一动对世界黄金和钻石等矿产市场都会产生微妙的影响,而在这些高楼大厦的外面,则是一排排吵吵嚷嚷的小商品摊位和一群群游荡的黑人失业者;“城市大剧场”内出出进进着欣赏高雅艺术的男男女女,而不远处的希伯罗区则集凶杀、贩毒、卖淫等所有罪恶于一身,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藏污纳垢之地。

新南非成立以后,政治暴力活动大为减少,而有着深刻经济、文化根源的社会犯罪活动却大幅攀升,偌大一个约堡城已成为举世闻名的“凶杀之都”。在这座城市里,已难见悠然自得的游人。除了正常工作日外,约堡街头已不见白领白人的身影。这里发生过太多可怕的事情,乃至于最近官方为外国游客印制的所有约堡市旅游指南中都有一页醒目的提示：“天黑后或街上无人时不要一人走在街上;夜间外出要坐出租车或乘私人汽车,要向声誉好的出租汽车公司租车;在街上不要拿照相机或佩戴贵重首饰;将贵重物品留在旅馆的保险箱内;在市中心行车时要关上车窗,锁上车门,车座上不要摆有任何手包;如果遇到抢劫奉劝你不要抵抗。”

约堡城在衰败,而约堡郊区则在不断膨胀。除了为数不多的大公司外,越来越多的各国公司将总部迁到约堡郊区。一个个环境优雅、设施齐全的住宅小区、购物中心、娱乐场所依山傍湖地建立起来;一群群不同肤色、不同背景、不同境遇的社会团体自然而然地聚居在一起,又在重新编织着一张大约堡地区社会关系网。南非一家报纸曾就约堡最好和最糟生活向读者发出问询,最后的答案不无调侃,但亦不无道理：大多数读者说,在约堡的最好生活是住在没有犯罪活动的梅尔维尔区;邻居是纳尔逊·曼德拉;收听调频5台托尼·布莱韦特主持的节目;购物要到“选后付钱”超市;把孩子送到圣斯蒂丝恩学校读书;周末带着全家到非洲博物馆、动物园湖、埃马伦什坝和格蕾丝山游玩。在约堡最糟的生活则是住在希伯罗区内一间公寓;邻居是温妮·马蒂基泽拉·曼德拉;收听702电台约翰·博克斯主持的节目;周末到“黄金城”或朱伯特公园。

约翰内斯堡,一个光怪陆离、令人阅尽人间百态的城市。

(原载《人民日报》1997年2月28日第7版)

善于观察者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1996年的一天,我驾车出外处理杂务时,看到一幕令人触目的街景：车水马龙的约翰内斯堡北部郊区利沃尼亚大街中央,站立着一个身材高大、手捧硬纸板牌的白人乞丐。那块牌上写着：“失业;单身父亲;任何工作或多少捐款都行;上帝保佑。”来往的车流不断地从他身边冲过,很少有人为他停下。时近正午,他就这么在毒灼的阳光下久久地呆立着。南非曾是一个以肤色决定贵贱、以铁拳维护“白人至上”政策的国度。新南非建立后,已有越来越多的白人被抛上了街头,“穷白人”的增多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我立即意识到从这个白人乞丐的身上可以由一个侧面反映出新南非的深刻变化。于是,在处理完杂务后,我特意赶回那个街头,将那名白人乞丐请到街旁一家咖啡店内进行了采访,最终写就了国际通讯《一个南非白人乞丐的故事》(原载《人民日报》1996年10月13日第3版)。

2003年6月,我受邀赴美访问,其中的一个节目便是在白宫外参观。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参观白宫,但这次参观却仍旧有新的发现：在导游漫不经心的一句提及后,我注意到正对着白宫的拉法耶特公园人行道上还有一景,那就是康塞普赛昂·皮奇奥托女士和她的朋友威廉·托马斯先生安扎了22年的示威营地。我立即赶到那里,对22年来一直坚持反战示威的皮奇奥托女士进行了采访,并据此撰写了国际通讯《白宫对面的示威人》(原载《人民日报》2003年7月18日第15版)。

2003年底,我受美国波音公司之邀赴西雅图采访。工作之余,主人安排我们赴西雅图大市场一游。那个大市场内派克鱼店的情形令我驻足良久。一个普普通通的鱼店内竟是一片片欢声笑语,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能够这样?带着这些问题,我观察和思考了许久,写作的冲动愈发强烈,最终完成了题为《卖鱼卖出个景点》的国际通讯(原载《人民日报》2003年12月5日第15版)：

卖鱼卖出个景点

情境相生。那日清晨,西雅图阴雨迷蒙,心情竟也有些灰暗。然而,当抹去一脸雨水,湿漉漉地踏入西雅图大市场的派克鱼店时,眼前的景象恰似融融春日：高高的柜台前整整齐齐地摆放着鲑鱼、巨蟹之类的海鲜品;有着五短身材的鱼店伙计比尔在与一名顾客谈好买卖后,操着极富磁性的嗓音一声低吼：“一条鲑鱼飞向明尼苏达!”随后将一条几近1米长的鲑鱼凌空抛向柜台。正在柜台内忙活的3名伙计闻声齐声附和：“一条鲑鱼飞向明尼苏达!”说时迟,那时快,其中一位伙计眨眼间竟将七八米外抛来的大鱼稳稳抓住,引来围观者一片喝彩。

真新鲜,鱼还可以这样卖!再定神观察一番,这家鱼店的名堂还多着呢：除了生猛海鲜外,这家创建于1930年的鱼店以自己的品牌开发出的海鲜制品、礼品、调料、衣帽、书籍琳琅满目;除了现卖以外,各地顾客还可以通过电话或网上订货,在确保质量和包装箱没有滴漏、异味的前提下,派克鱼店可在48小时内通过指定的快递公司将订货运至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鱼店伙计像个大孩子似的不时抛出一条假鱼或拉动绳索使一只巨鱼张开大嘴吓唬小孩子,引来阵阵欢笑。周围观者如堵,人们争相与鱼店伙计合影。再看那鱼店伙计们身上的围裙都印有“世界闻名的派克鱼店”的标识。卖鱼还真是卖出个景点!

在几近嬉笑打闹的欢快气氛中,鱼店伙计们完成着一笔又一笔生意。其实那里的货物价格并不算便宜,但每位顾客离去时脸上都难掩欢愉。几年来,这家鱼店的经营模式引来了人们深深的思考,众多美国企业管理学专家将其作为典范进行剖析。除了那本名为《鱼!》的专著早已被《华尔街日报》评为工商类最佳畅销书外,一本题为《抓住!——停止挣扎,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中变得更有活力》的新书又即将问世。卖鱼,这是一个被不少人认为脏、累、乏味乃至不光彩的工作,怎么会被这些人干得如此热火朝天?

中国有句老话：“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于其所不乐。”说的是不能在不安心的地方感到快乐,也不能从不喜欢的地方得到满足,这确乎人之常情。但派克鱼店的伙计们以其行动向人们昭示,在现实当中,任何一件必须做的工作都可能是乏味的,更不必说并非每人都在做着自己认为满意的工作。一味抱怨不顺心的工作环境,其工作场所就可能成为一所压抑生机与活力的监狱,这无异于人生钟表的停摆。当此之时,不做任何事情的风险可能大于行动起来的风险。当你对工作本身没有选择机会的话,你总会有机会选择对这项工作的态度。“我们无法控制别人的行为,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反应。”派克鱼店的伙计告诉人们,“在脏、冷、潮湿的鱼市中,你可以选择懒洋洋的平庸,当心境调整好的时候,成果便显现出来。”工作态度的积极选择有助于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当人们选择热爱所做工作之后,就能够每天挖掘出其潜在的欢乐、意义和满足,就会为他们所做工作感到自豪,进而发现每人都有的潜能、创造力、热情,挖掘出你从未尝试过的能力、天赋、勇气和才艺。积极的工作态度可以创造出一种最具活力、创新、高效的工作环境,导致更多的生机、热情、生产率和创造力。派克鱼店员工每日快乐工作的秘诀还在于他们懂得：要像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那样待人;以一种自尊的方式寓工作于娱乐,既能多卖鱼,又能与顾客交朋友,进而使每一位顾客在派克鱼店的经历都能变为终身的愉悦记忆。

望着眼前被抛来抛去的大鱼和巨蟹,我真切地感到,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如意事常八九,关键还是一个心态。假如都如派克鱼店伙计们那样乐呵呵地对待工作和生活,这个世界上会增加多少笑靥?

情随事迁。踱出派克鱼店时已是中午时分,外面仍是一片阴雨迷蒙,但我的心境却一下子明快了许多。

炼就慧眼的过程也是一个炼就分析、综合能力的过程。国际通讯的立意既可以通过从一滴水见太阳式的分析手法而实现,也可以从大量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综合整理而完成。如果说《卖鱼卖出个景点》一文属于前者的尝试,那么,《美国失去“绿色”——国际访问者项目观感(上)》(原载于《人民日报》2003年7月9日第3版)和《爱国主义的悖论——国际访问者项目观感(下)》(原载于《人民日报》2003年7月10日第3版)则是后者的努力成果。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大跌。为改善美国国家形象,美国国务院于2003年通过“国际访问者”项目请来全世界的“舆论领导人物”访美。在美期间,主人安排了大量的座谈、采访和会见。在潮水般的信息面前,你必须头脑清醒地进行选择、提炼和综合;你必须看到事物的本质,同时又要删繁就简,在有限的篇幅内以充足的论据有血有肉地阐释事物的本质。以下便是这两篇观感的全文：

美国失去“绿色”

——国际访问者项目观感(上)

如今到美国旅行的人们,最需要的是“耐心”二字。尽管对美国严格的安全检查措施早有心理准备,但眼前的一切仍多少令人感到诧异：底特律机场十几台安检机器同时满负荷运转,但十几条长龙般的人行队伍难免混乱,“赶不上飞机”的抱怨时有耳闻;圣路易斯市机场安检官员当场打开每个行李箱,用镊子夹起一张纸片在每个行李箱周围转上一圈,然后将这种对爆炸物特别敏感的纸片放在旁边的机器中进行化验。“他们每天的工作量真够大的。”来自日本的同行忍不住发表评论;轮到对人进行安检时,你不仅要脱掉鞋子,还须解下腰带。然后,你被带到一张椅子上坐下,在安检人员手中探测器的指挥下,你须先伸直右腿,再伸直左腿,此后起身叉开双腿,伸直两臂,最后以同样的姿态转身180度接受检查。数个回合下来,记者与安检人员的配合相当默契,也因此数次引来安检官员会心一笑：“你还挺熟练的!”

正值阴晴不定的季节,记者与来自亚洲国家的6位同行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主办的“国际访问者项目”,其主题为“美国在后9·11世界中的努力”。行前,记者便被告知：根据美国机场新的行李安检规定,不要给行李上锁,检查官员会随时打开行李;不要把食物和饮料放入行李,安检仪可能会把某些物质当成炸药;鞋类放在行李其他物品的最上层;书不能叠放,而要分散放置;一定要带剪刀的话,放在托运行李中;礼品不能包扎起来,它们可能会被打开;化妆品放在透明的塑料袋中以便检查……抵达华盛顿后,一份关于“国际访问者项目”的注意事项中更是叮嘱：“要有耐心。不要开安检的玩笑,绝对服从所有安检指示。”

“9·11”事件的发生使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感到了不安全,似乎无处不在,但又难以预料的安全威胁成为美国社会的热门话题。圣路易斯市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格普哈特的地方选区。在圣路易斯市郊外那间毫不起眼的红砖房内,格普哈特议员地方选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格普哈特先生向议会提交的议题多涉及退休待遇、医疗保健等,现在他更多地提及安全问题。”在俄克拉何马城大学,几位大学生在与记者座谈时仍然难掩对“9·11”事件的震惊。“原来一直以为这种事情只在别的国家发生,也一直以为没有人能够对美国发起攻击……”一位男生说。“现在到处安检,连我的钱包也被翻来翻去,感觉特别不好!”一位女生说。“9·11事件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圣路易斯市一位企业家认为,“每家公司都为安全问题付出了代价,许多投资决定被推迟,公务旅行被迫减少,经济发展步伐放慢。”“现在这些安检措施太过分了!”一位旅居美国的日本学者评论说。“那你说我们又该怎么办?!”俄克拉何马城一位负责国土安全的官员反诘道：“盗贼专找门锁不太好的人家。不断打着响指毕竟能吓退不少敌人。”

曾经遭受恐怖爆炸灾难的俄克拉何马城的管理者对反恐事宜可谓尽心竭力。位于美国“心脏地带”的俄克拉何马地区是多个能源、军工、制造等行业大企业的所在地。“我很担心这里的供水系统、输油管道和炼油厂等处的安全问题。”一位政府官员坦言。为防止恐怖悲剧重演,俄克拉何马城专门成立了防止恐怖主义的研究机构,其研究领域从如何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直延伸至恐怖主义的法律善后事宜,其中的一个研究项目是如何通过人体的毛发确定他或她是否使用过爆炸物。

近两年来,美国国内的五级安全警戒级别曾数次上升至仅次于最高级别的橙色。“何时能够达到最低级别的绿色?”记者问俄克拉何马城负责国土安全的官员。“恐怕我们永远不会回到绿色,”这位官员说,“保持在橙色级别应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这位官员的判断不谬,失去“绿色”应该是很令人悲哀的事情。正在失去的弥足珍贵,孰料无意之间竟能真的偶享一丝绿意：最后从华盛顿至纽约的旅行改乘火车。结果不仅没有经历那些繁复的安检,且能从容欣赏沿途所经巴尔的摩、费城等地路边景致,竟因此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惬意。

爱国主义的悖论

——国际访问者项目观感(下)

没人能够否认,“9·11”事件后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即使是在远离首都华盛顿的中西部城市圣路易斯和俄克拉何马城,也能见到不少住宅门前悬挂着美国国旗,不少飞驰而过的汽车上也悬挂着国旗;一部名为《一位爱国者的手册》的图书正在热销当中。这部由卡罗琳·肯尼迪女士编选的图书汇集了美国历史上颂扬爱国情怀的歌曲、诗歌、史实和演讲,被《纽约时报》评为今年6月份美国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上的第三名。

就在记者按照“国际访问者项目”计划访美期间,驻伊拉克美军接连遭袭伤亡的消息不断传来,美国国内对美军占领伊拉克的支持率亦呈跌势。6月26日,记者在美国国务院二楼新闻发布大厅旁听了由发言人鲍彻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其间记者们的话题多集中在为什么中央情报局日前宣称在伊发现了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重大线索后,美国务院却对此另有异议?这似乎揭示出某种寓意：在爱国主义和反恐的大旗下,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所作所为仍受到诸多质疑。

在与俄克拉何马城大学9名师生座谈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恨美国?”的提问引来热烈争论。“我们的价值观那么好,我极不理解为何会有人反对我们。如果需要,我会到伊拉克打仗。”一位学生说。“我们总认为美国最强大,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且做什么都是对的。我个人不喜欢战争,在伊拉克问题上或许原本可以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另一位学生说。“我们对穆斯林确有歧视。那次学校举行了一次关于伊斯兰世界的报告会,没有几个人参加。”又有一位学生说。当记者征询他们对于恐怖主义根源的看法时,与会者大都感到茫然。

不仅是在俄克拉何马城大学,记者在与数十名美各界人士的交流过程中,悖论的困惑始终难以消除：在为本国国民的爱国主义情结感到自豪之时,一些美国人士却对别国的爱国主义反应淡漠或缺乏应有的尊重;在对恐怖主义表示深恶痛绝之时,却极少有人深究恐怖主义的根源;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似乎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某些决策者对世界多样化的认识,因而在国际事务中的判断标尺非此即彼,导致“不是朋友便是敌人”的偏执;一个不惜用武力在世界某些地区推行“民主”的大国,却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全然不顾民主准则;具有世界上最强大军力的国家以“安全”为由占领一个远在天边的主权国家,却在本土安全上捉襟见肘;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到底是在消灭恐怖主义,还是在不断引发出更多的恐怖主义;美国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无与伦比的重大影响,但其不少国民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却极为有限。“一切以商业赢利为目的,多登国际新闻不好卖报,读者对国际新闻不感兴趣。”圣路易斯一位报纸主编告诉记者。美国反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恰似雾里看花。“‘9·11’事件成为美国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借口。”一位被视为美国政界“新星”的人士告诉记者,“看着吧,布什的一言一行都是着眼于再次当选。为了保持高支持率,布什必须做一些事情。”

记者在密西西比河边的圣路易斯市踏访时,当地官员屡次提及将庆祝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200周年。1803年,美国利用英法争夺海上霸权和法国在海地惨败的时机,以一英亩不到3美分的地价,从法国手中购买了拥有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等地。这笔买卖使当时的美国领土一下就扩大了一倍多。200年后的今天,美国在全球的霸势可谓登峰造极。然而,高处不胜寒。如果不能更为理性地处理自己与地球村中其他成员的关系,源于强烈优越感的爱国主义或许会误导整个国家。

抓住细节——一篇好的国际通讯文气畅通的要害所在

在抓住题目且有了一大堆素材和立意之后,最费神的莫过于如何寻找切入点倾吐胸臆。一个标题,一个开头,再加上一个结尾,是我在国际通讯写作中最感吃力的部分：标题要醒目,开头应抓人,结尾需有余味。要真正达到这样的标准每每颇费踌躇。心到手难到,多少遗憾在心头!

国际通讯题材若为举世瞩目的重大新闻事件时,宜开门见山、言简意赅,随之有现场,有背景,有点评,尽量做到既有现场感,又有历史厚重感。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是一重大国际新闻,其中,由中国倡议召开的联合国五常首脑会议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自然引人注目。为了报道好这一事件,我事先认真做了功课：对联合国的历史、安理会的作用及中国此次外交行动的意义等尽量做到了然于胸。会晤开始前,我便赶到现场,注意捕捉细节。会晤结束后,便全力以赴完成了《历史性的会晤》一文(原载《人民日报》2000年9月9日第3版)。此文后来获当年中国国际新闻奖国际通讯类一等奖。

历史性的会晤

9月7日,位于纽约帕克大道301号的华尔道夫饭店帝王厅目睹了一个历史性事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这里举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首脑会晤。

这一历史性的会晤是由中国倡议召开的。这是中方为体现五个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的重视与支持,进而加强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作用而采取的重大外交举措。

华尔道夫饭店是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等下榻的饭店。为了准备此次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晤,帝王厅于今天下午进行了重新布置：厅内摆放了一个直径为七英尺的圆桌,铺有浅黄色桌布的圆桌上备有麦克风。帝王厅外的廊道临时拉起一道深色绒帘,众多保安人员对帝王厅前的饭店通道实行了“交通封锁”。

下午4时10分左右,江泽民主席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一起站在帝王厅的门口处,热情迎接先后抵达这里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英国首相布莱尔。随后,江主席建议大家合影留念。五国首脑高兴地聚拢来并把手伸出,握在江主席首先伸出的手上。顿时,大厅里回荡起一片欢笑声。在场摄影记者赶紧按下快门,抢拍下这一历史性的镜头。

4时20分许,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围坐在圆桌旁,正式开始举行这一历史性的会晤。江泽民主席的身后坐着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和外交部长唐家璇。他们的身后分别排列着中、法、俄、英、美五国国旗。江主席的左边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法国总统希拉克坐在江主席右边。会晤期间,五国首脑一边品尝咖啡一边交谈,会场气氛热烈。

5时48分,这一历史性的会晤结束,整个会晤历时近一个半小时。

此次千年首脑会议期间,联合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在下个世纪的作用格外引人瞩目。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安理会;各会员国则须依宪章规定接受并履行安理会决议。显而易见,为使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在此之前,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虽自本世纪80年代起就有过定期磋商机制,但其最高级别仅为部长级。如今,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商讨下一个世纪联合国到底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并就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核心作用、加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领导作用、采取措施进一步改革联合国等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这些良好的政治意愿无疑将对促进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人们注意到,在这一历史性的会晤中,江泽民主席明确地提出了五个常任理事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应该遵循的四项原则。在中方的要求下,会晤文件中明确写明了五个常任理事国承诺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等重要内容。中国在此次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的这一重大举措清楚地告诉世人,不论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充满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变数,一个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决心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为捍卫《联合国宪章》,从而为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本报联合国9月7日电)

较之题材为举世瞩目重大国际新闻事件的国际通讯,其实更多的是那些题材似乎不那么重大,但足以见微知著的国际通讯。在这类国际通讯的写作中,以小角度切入大题目似乎是一条捷径。所谓小角度,就是从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细节入手,以事寓理,渐次展开,层层跟进,首尾相接,最终尽吐胸臆。能做到这一点的前提仍是身在现场、细致观察、精心提炼。在新闻实践活动中,这种“最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最为棘手。一旦找到这类细节,全篇的“文气”或“文脉”就豁然贯通。

巴以问题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最为血腥的人类社会冲突之一。2003年,我作为《人民日报》记者组成员对以色列等国进行了采访。在就此行撰写国际通讯时,我将为记者组开车的司机提炼为《和平的呼唤——以色列纪行》一文(原载于《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日第3版)首段的主人公：

46岁的奥斯曼是一位生于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本报记者在约旦采访期间,就是他驾车四处奔波。正逢斋月,那天太阳落山后他主动请我们到他在首都安曼的家中做客。在那间虽不大但很整洁的客厅内,墙面上赫然挂着一长幅耶路撒冷地图。“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我被迫离开耶路撒冷,从此后就再也不能回去……”奥斯曼忧郁的话语令人再一次感到,仍在白热化中的巴以冲突不知将多少人抛入痛苦的境地。

由这一细节导入种种活生生的事实后,这篇国际通讯最后一段又以这样的文字呼应了“和平的呼唤”这一主题：

饱经忧患的以色列人民呼唤着妥协与和平。就在“裂缝地带”的隔离墙上,人们用质朴的笔触画满了向往和平生活的图画。耶路撒冷老城一条狭窄石道旁的三幢房屋中,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互为邻居。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犹太妇女告诉记者,他们在那里“过着好生活”。有影响的以色列《国土报》总编辑哈诺奇和魏茨曼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教授米切尔·爱因斯巴赫几乎异口同声：“只要双方领导人更加理智,和平就有希望。”11月1日晚,10多万以色列人聚集在前总理拉宾于1995年11月4日遇刺的现场举行纪念集会。8年过去了,人们更加缅怀拉宾为和平献身的伟大精神,“我们要和平”成为那个闪动着点点烛光的集会上的最强音。

1995年,美国小城俄克拉何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爆炸。2003年,我赴俄克拉何马大爆炸现场进行了采访。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数年前发生在美国的这一事件已在空间和时间上有了距离感。点出这种“距离感”,恰恰可以成为做活这篇文章的一个切入点。在以此为题材的国际通讯《俄城,永久的哀思》(原载《人民日报》2003年8月15日第15版)中,我对前两段文字做了如下提炼：

如果不是8年前发生了那场震惊世界的悲剧,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俄克拉何马城对许多人来说仍将是陌生的,因为它太平常,也太偏远。

地形像一把砍刀的俄克拉何马州被称为美国的心脏,有着2000多口油井的大油田、包括波音军机制造在内的一些大军工企业和印第安人“五大文明部落”,成为这方地界最为鲜明的特色。但直到现在,作为首府的俄克拉何马城与首都华盛顿之间没有“点对点”直航班机,两者间的空中交通需择道转机。

在对那场发生在8年前的悲剧进行简短追述和已成纪念现场的情形进行描写后,我又试图从历史走回现实,提炼出以下文字作为这篇国际通讯的结尾,意在举一反三,对“9·11”事件后美国的所作所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对整个世界来说,俄克拉何马城发生的悲剧不啻为一声警钟。斗转星移,此后这个世界发生的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事情更令人震惊,也更发人深省。与“幸存树”相邻的一面墙上,至今留有俄城救援第五队成员1995年4月19日当天于愤怒之中用黑色染料喷在上面的一段话,今天读来仍耐人寻味：“我们要调查真相;我们寻求正义;法庭需要真相与正义;受害者为此哭诉;上帝要求这样!”

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作为《人民日报》记者组成员,我于当年5月下旬赶赴泰国西部的桂河,在烈日下踏访了那条被称作“死亡铁路”的泰缅铁路及有着“死神之桥”称谓的桂河大桥。这是一个沉重的、有震撼力的题材。为了充分表现这一震撼力,这篇题为《桂河大桥的诉说》(原载《人民日报》2005年6月8日第3版)的国际通讯开头一段提炼为：

“一条铁路,埋葬着十多万冤魂;一座大桥,见证着60余年前日寇无比残忍的战争罪行……”

此文本可以在对桂河大桥及其历史进行“翔实而生动”的描述后就此打住,但我在采访过程中观察到一个细节：现存的纪念物中多记载着盟军俘虏的遭遇,而死亡多达十余万的亚洲劳工身世却极少被提及。在这篇国际通讯的最后,我提炼出了以下这段文字作为结尾。正是这“笔锋一转”的结尾,才使此篇国际通讯更有新意,也因此赢得了好评：

在桂河大桥采访过程中,一个疑问愈发强烈地在记者脑中盘桓：我们所能见到的博物馆、公墓、各类回忆书籍几乎全部将关注点聚焦于建设“死亡铁路”时盟军战俘的遭遇,为何死亡人数多达十多万的亚洲劳工却极少被记载、被追忆、被祭奠?要知道,在那些不知遭受过何种悲惨遭遇的白骨冤魂中,还有许多是我们的骨肉同胞!

历史,是不能这样被轻易忘却的。

温宪,男,《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高级编辑(记者)。1974年3月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曾赴法国巴黎“记者中心”进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攻读,获法学硕士学位。20世纪90年代曾两度出任《人民日报》驻津巴布韦、南非记者站记者。1999年3月主持创办了《人民日报》“国际周刊”。曾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千余篇,著有《黑人骄子曼德拉》、《我是非洲人——姆贝基传》、《闯荡南非》;主编《洞悉世界的眼睛》、《万里走边关》、《历史的脚步》等专著。2003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作为“国际访问者项目”成员访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