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国际评论的一些体会，国际评论的分类

撰写国际评论的一些体会

万　光

撰写国际评论的传统

《新华社评论集(1945～1950)》和《新华社社论集》(1947～1950)里,就有不少关于国际问题的评论。

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对中国解放区的政策发生逆转。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主席撰写了两篇评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1945)和《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945),作为新华社评论发表。毛主席指出,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为了美国的利益,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罗斯福总统逝世后,美国转向采取制造中国内战危机的政策,美国政府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毛主席指出的美国这一政策的危险性,完全被随后的历史发展所证实。

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遭到失败,美国统治集团陷入“是谁失去了中国?”的争论,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国务卿艾奇逊给美国总统的信。在这样的转折关头,毛主席接连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评论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作为新华社评论发表。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毛泽东主席撰写的评论是国际评论的经典之作,为国际评论树立了光辉楷模,是国际评论工作者长期学习的榜样。

国际评论的分类

国际评论从不同角度看,有多种不同的分类。不同种类的国际评论,一般有不同的写法,但也有其共性。在这篇文章里,先讲不同种类的国际评论的个性以及不同的一些写法,然后再讲国际评论的共性。

(一)从内容上看,国际评论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批驳、揭露性评论以及关于重大国际事件、问题的评论。

1.批驳、揭露性评论

1951年到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以及随后准备和召开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撰写的评论大多是批驳、揭露性评论。

在这场新中国的重大外交斗争中,周恩来总理直接布置新华社紧密配合斗争撰写新闻报道和评论。斗争紧张时,几乎每天晚间,周总理都指示新华社要注意报道哪一些方面,写出针对美国方面什么样举措和观点的评论,其中有许多稿件要求新华社在午夜前写好并打出清样送给他亲自审阅。周总理审完稿件经常已到翌晨三四点钟。

周总理指示：“注重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70页)周总理布置新华社撰写评论时,常就评论主题、精神、论点以至哪些材料可以引用等等,悉心予以点拨。周总理这种对事业高度严谨负责,如此谆谆教导的精神,真使我们终身难忘,终身受益。

周总理主张中国培养自己的名记者。大约在1953年5月,周总理在同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谈话中提出：外国记者报道都用本人的姓名,我们自己的记者是否也可以在报道中署名。我们也要培养自己的名记者。周总理还说,开始时不妨先用一个集体笔名,因为稿件是好几个人写的。一个名字用开了,以后就好办。(吴冷西：《严师的教诲》,《中国记者》1990年第5期)从此以后,新华社就出现了关于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本社特派记者吴敏”或“江南”的报道和评论,之后又有了用“本社评论员”名义的“吴敏”或“江南”的评论。

当时,由在朝鲜前方记者写的“本社特派记者吴敏”的报道和评论,许多是沈建图撰写的,总社后方写的“本社特派记者江南”的报道和评论,许多是蒋元椿撰写的。吴冷西自己也撰写过一些评论。

我幸运地参加了后一时期的工作,参加撰写过一些“本社评论员江南”或“吴敏”的评论。每当看到周总理在送审清样上逐句圈点,仔细修改,我的心情都异常激动。这是我在国际评论工作起步中所上的最深刻的一课。

围绕朝鲜停战谈判以及随后准备和召开日内瓦会议期间撰写的大多是批驳、揭露性的评论。这样一种紧密配合外交斗争、战斗性强、短兵相接的政治评论,其主旨是揭露对方对我的阴谋,批驳对方对我的诬蔑诽谤,阐明我原则立场。当时新华社播发的这种国际评论,得到了各方的重视。西方通讯社经常予以转播。它实际上起了我另一条对外斗争战线的作用。撰写这种国际评论是同对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要求做到目标准、分析深、反击狠。

在这种论战性极强的评论里,要善于用对方的材料来批驳对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会更有说服力。1953年8月底,我就联合国大会关于朝鲜政治会议组成问题的表决结果撰写过一篇评论,用“新华社评论员江南”的署名发表(当时我参与撰写的一些评论,都是由领导直接布置或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找题目写的)。这篇评论批驳美国宣传它在这次大会上获得了“大胜利”。评论中引用了一贯支持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罗斯福夫人的一段话,她说,美国在这次大会上坚持反对印度参加朝鲜政治会议,使美国“陷入自我孤立状态……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得到的支持是这样的少,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有经验的国际观察家一再提出的警告：我们(指美国)在国外的威信已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低的水平”。

要根据具体情况寻求有力地揭露对方的点子。1953年9月初,我撰写《美国外交中的一条诡计》的评论,用“新华社评论员江南”的署名发表。评论指出,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恐吓其他国家,不许它们支持印度参加朝鲜政治会议,这是因为美国反对印度参加。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美国就曾使用各种伎俩,一再利用李承晚集团出面阻挠谈判。西方记者把美国同李承晚集团的关系比喻为“狗与尾巴”的关系,当然只会“狗摇尾巴”,而不会“尾巴摇狗”。这篇评论援引当时英国报纸也揭穿美国这种“尾巴摇狗”手法说：李承晚集团这个“尾巴竟然摇起美国这条狗来了,这简直不像个样子”。

在一段时间,连续从不同角度撰写评论和分析性述评。按照布置,我撰写了《美国在日内瓦会议前散布悲观空气》的评论,以“新华社评论员”的署名发表。与此相配合,先后又撰写了美国官员企图缩小日内瓦会议意义以及美国加紧在中国周边地区进行敌视中国人民的侵略部署两篇述评。

要批驳、揭露对方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论点。一篇评论不必面面俱到,而要突出重点。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中,美国摆出一副联合国道义权威维护者的模样,援用它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联合国非法决议,来拒绝朝鲜和中国方面提出的全面解决朝鲜问题的公平合理的建议,并把责任推给朝鲜和中国方面。6月,我撰写了《谁是联合国道义权威的破坏者?》的评论,用“新华社评论员江南”的署名播出。评论列举事实,指出美国自己才是联合国道义权威的破坏者,使联合国失去了处理朝鲜问题的能力,从根本上批驳了美国的论调。

批驳、揭露性国际评论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战斗性。20世纪50年代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期间,周总理常常布置新华社撰写同美国当局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稿件。有一天午夜过后,我被从睡梦中叫醒,来到社长办公室,当时吴冷西刚从社外开会回来,布置写一篇反击美国挑衅的急稿。我按意图写出稿件,经审定后到凌晨大广播开机后播出。

1958年,中美在台湾海峡斗争尖锐,我军炮轰金门,美军事挑战,美蒋关系紧张。我受命连续撰写几篇新华社记者述评：《美国“停火”阴谋旨在加剧战争危机》、《美国孤立和托管台湾的阴谋》、《美蒋间明松暗紧》等。还有两篇是驳斥英国官方人士散布“两个中国”的谬论。这些述评,被西方通讯社马上转播,也在一些外国报纸上刊载。

评论《美蒋间明松暗紧》指出,美国孤立和托管台湾的阴谋使美蒋关系紧张。评论既引用了美国官方人士的言论以及在香港的美国机构出钱印发的《反共必先倒蒋》小册子,也援引了台湾方面包括台湾报纸把美国政策称为“钢索政策”等材料。评论最后写道：“近来,台湾人士中颇多‘坐视燎原,死亡无日’、‘后退一步,即无死所’之类的议论,看来,对这种危险的前景已不能不有所动于衷了。”

1949年我军平定西藏叛乱后,10月间我受命撰写两篇新华社记者述评,谴责美国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并操纵大会通过的所谓“西藏问题”提案,指出这给联合国添加了又一个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践踏联合国宪章的可耻记录。

2.对国际重大事件和问题的新发展、新特点、新动向、新前景的评论

新中国成立是20世纪的大事。1953年,我在《时事手册》发表《新中国的诞生使世界局势起了巨大的变化》,指出新中国的诞生大大加强了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使帝国主义体系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新中国的存在和发展鼓舞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1954年,又连续在《时事手册》发表《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伟大作用》和《新中国发展国际关系的重大成就》,前者指出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起的重大作用,表达了亚洲人民的宏伟声音,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及其影响,意味着美帝国主义敌视新中国政策的严重失败;后者指出新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新中国外交关系越来越开展,新中国对外贸易关系不断发展,新中国与各国人民间友好合作越来越密切。

1952年我开始在《世界知识》“国际札记”栏目中撰写一些国际述评,如1952年《自招失败》,指出西欧日益普遍的反美情绪,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者头痛的事情;1953年《“新主意”还是“老办法”?》,指出艾森豪威尔政府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脱身”战略“新主意”,不过是他前任杜鲁门政府美国出钱、出枪,训练蒋介石军队,发动进攻中国人民战争遭到失败的“老办法”。

我在新华社国际部撰写最多的是有关重大国际事件、问题的评论。

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期间,我在编辑部。为配合会议闭幕,新华社领导布置我写一篇总结会议内外斗争及其结果的评论,经审定后在4月24日会议闭幕当天用新华社万隆电头以“新华社特派记者”署名播发。这篇《万隆会议胜利闭幕》的评论,历数了会议克服一股又一股逆流,是周总理求同存异精神使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就。美国进行种种破坏会议活动,但美国要使会议破裂的幻想破灭了。评论最后指出：亚非会议的结果表明,亚非国家人民团结一致地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要维护和平事业。谁要是想抗拒和扭转这种历史潮流,谁就免不了遭到悲惨的失败。

1958年新华社国际部成立评论组,专职写国际评论。我几年内一直在评论组工作。江瑞熙也在评论组工作过一段时间。

美国对亚洲政策和亚洲局势发展是我们当时关注的一个重点。1958～1959年,我撰写过《美国在亚洲制造反动逆流的阴谋》、《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新阴谋》、《美国扩大对亚洲的侵略和颠覆活动的阴谋》、《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和战争阴谋》、《美菲关系紧张的原因何在?》、《美菲矛盾继续发展》以及《岸信介执迷不悟》等述评。当时新华社较早在国际上揭露美国加大干涉印度支那,严厉批评日本首相岸信介的顽固反动。新华社播出的这些述评,立即为西方通讯社转播。1959年2月我撰写的《美国正把伊朗拖进民族灾难的深渊》和《在印度支那煽动紧张的黑手》两稿,在《人民日报》上以“本报评论员”署名发表。

一个重大国际事件往往要延续发展一段时间,这就需要跟踪其发展过程,密切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新因素,抓住事物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来的多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连续评论。1958年伊拉克推翻费萨尔王朝、退出巴格达条约后,美英出兵黎巴嫩和约旦。7～12月,我连续撰写8篇新华社记者述评：《美英侵略者阴谋在谎言迷雾中扩大侵略》、《美国统治阵营内部的分歧和忧虑》、《乌龟爬在门坎上,进退都要摔一跤——评美英侵略者的困境》、《没有巴格达的“巴格达条约会议”》、《美国侵略者阴谋长期霸占黎巴嫩》、《(美国总统“特别政治代表”)墨菲在黎巴嫩进行的大骗局》、《杜勒斯掩饰美英失败》以及《(美国助理国务卿)朗特里到中东来搞什么?》。这一组述评被国内报纸广泛刊用,也受到国际上的注意。

1959年1月和12月,又先后撰写两篇新华社记者述评：《卡拉奇会议的教训》和《美国加强中央条约组织侵略锁链的目的何在?》。前一篇述评指出,巴格达条约还剩下的三个亚洲成员国陷入严重经济困难,引起国内局势动荡,在卡拉奇会议上要求美英更多“援助”,受到美英冷遇。述评援引美国石油大王纳尔逊·洛克菲勒1956年给美国总统关于“援外”问题的密信中所说的话：对那些已经通过“长期的军事协定同美国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已经上钩的鱼儿用不着诱饵”,美国“广泛的经济援助”反而可能加强它们“要独立和削弱现有的军事同盟的倾向”。这篇述评为一些外国报纸刊用,当时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全文登载。

重大国际事件往往有突发性。1959年古巴人民革命胜利和巴拿马反美风暴,就是这样的事件。这些事件发生后,就要及时撰写评论,通过事件的历史发展及其周围联系阐述它的意义、影响、背景和前途。1959年1月,新华社连续发表了两篇记者述评：《古巴人民对美国干涉者的响亮回答!》和《古巴人民的胜利说明了什么?》。后一篇述评对古巴历史发展和整个拉丁美洲局势发展作了一定的纵深分析,被一些外国报纸采用。1960年3月美国加紧策划武装干涉古巴时,我又撰写新华社记者述评：《古巴人民对美国干涉者的严厉警告》。

围绕一个短暂的国际重大事件,也可以发表多篇评论,分析事物的各个方面,更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1959年8～9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展开西欧之行,当时我撰写了三篇述评,分析西方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其中两篇作为专稿和署名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1960年2～3月艾森豪威尔访问拉丁美洲,我又连续撰写五篇新华社记者述评,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揭露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以及艾森豪威尔此行的目的和结果。

客观形势的发展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可以评论。如果能抓住反映其特点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人和事,就会更加形象生动。1958年底撰写的《西方世界的乌鸦——杜勒斯》(用“新华社记者报道”发表),回顾1958年美国在中东和台湾海峡两次战争挑衅以及其他侵略性政策措施,导致了全世界强烈抗议。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代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西方世界里也成为一个遭人唾骂的人物。美国许多著名政界人士、专栏作家、报刊、宗教组织以及美国“最亲近”盟国英国和加拿大政界人士、报刊都抨击杜勒斯。这篇述评援引了他们的一些话：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受人憎恨的国家”,杜勒斯是“世界上受到最猛烈攻击的外交家”,杜勒斯是“套在西方外交政策脖子上的磨盘”等。这篇述评播出后被国内报纸广泛采用,西方通讯社也纷纷转播。

写评论要从具体发展过程中判断和阐明事物发展的新动向、新特点。1958年一年和1959年上半年,美国黄金储备骤减31亿多美元,从曾经占有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量70%,下跌到50%。联系美国和国际上其他发展,1959年7月我就此撰写一篇述评,指出美国黄金滚滚外流,是美国在西方世界地位下降的一个标志。此稿作为新华社专稿在《人民日报》发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我短暂恢复过一段时间工作,当国际新闻编辑时也写过国际评论。如《(美总统)约翰逊的内外交困》,以“新华社国际评论”的名义发表。这篇评论中引用美国报刊的话说：约翰逊政府“同时面临紧迫的国内危机和紧迫的国际危机”,“到处是动乱”,“问题大得几乎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

“文革”后期,我仍是国际新闻编辑,也写过国际评论,如1975年撰写新华社记者述评：《洛美协定说明了什么?》。这篇评论指出,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9国,1975年2月28日在多哥首都洛美签订贸易和经济协定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经过团结一致的斗争,有力量逐步改变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9个西欧国家通过协商在改进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关系方面迈开了新的一步。美国曾多次对西欧国家施加压力,阻挠洛美协定谈判。洛美协定的签订,给了超级大国沉重的一击。评论同时指出,必须看到,要彻底改造旧的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还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坚持斗争,加强团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够在这场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3.通讯社国际评论的特点和要求

通讯社国际评论,既有一般报刊评论的共性,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和要求。最主要的是：要抓住国际局势演变中有重要意义的新事件、新问题、新动向,加以评论。要抓得快,又要抓得准,单刀直入,切中要害。

如果说新闻主要是用事实说话,那么,评论就主要靠观点取胜。在分析新事件、新问题、新动向时,评论首先要有正确、鲜明的观点,而这样的观点要在掌握充分、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得出。在撰写评论时,要用观点统率材料,在阐述观点时选用有说服力的材料。

要快。快就是要及时抓住新事件、新问题、新动向,及时分析和判断,及时写出评论。通讯社的国际评论,最好能在有关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或几天内发出,这样就有较强的战斗力。这就要求平时对有关局势的发展有研究,“心中有数”,并有材料积累。当然,快同准要结合,看不准时不应抢快。

通讯社的国际评论,一般不同于报刊的国际评论,更不同于长篇国际问题学术性论文,要短小精悍。不要求大求全、面面俱到,而要突出重点,选择最主要的方面、最有分量的论点,结合最有说服力的材料。一个重大事件或问题同时有几个主题需要评论,可以一篇写一个主题,每篇既能短又能深,陆续发出,可以形成较有声势的一组评论。通讯社的国际评论行文中,也要多用短句、短段。短,能吸引更多读者,能使更多人有时间看,也易给人留下突出的印象。短,能写得快,能及时播发。

通讯社的国际评论既要短,也要精,既要有战斗性,又要尽可能有纵深性,还要有概括性。有纵深,就是把握事物的历史发展和事物同周围的联系来分析和论述。同时,对新发展和新特点,要尽可能作扼要、准确的概括。

当然,通讯社国际评论篇幅的长短,还要看内容,看需要。国际评论中,也有较长的综述性述评,有材料较多、分析较深的述评等。

(二)从撰写地点看,国际评论大体可以分为：在编辑部撰写、采访国际会议时撰写、常驻国外时撰写、短期国外访问时撰写。

撰写地点不同,条件、要求等也有所不同。

1.在编辑部撰写国际评论

上面按内容分类一段,就是在编辑部撰写国际评论的例子。

2.采访国际会议时撰写国际评论和评述性新闻

国际会议是国际上多种有关力量交锋的场所。这些力量之间相互关系和各自的政策动向,不仅仅表现在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上。一些重要国际会议本身就往往从一个方面反映当时的国际关系和世界动向。记者在采访国际会议时,要注意阅读有关国家报刊关于会议以及世界大事的报道和评论,更要尽可能接触与会各方人士,了解各方政策动向,收集各种活的材料,使记者不仅能跟踪和评述会议本身的进程,而且把会议作为一面镜子,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和评论当时的有关主要国家动向、国际关系动向以及世界动向。

1959年讨论德国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我作为新华社记者组成员采访会议,在撰写一些有关会议进程、参加会议国家动向的述评和述评性报道外,还尝试撰写富有现场景象的评述性新闻和述评。

1959年美、苏、英、法4国外长达成邀请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后,民主德国外长同4国外长一道出席了会议,而联邦德国当时拒绝承认民主德国存在,外长不参加会议。聚集在会场入口处的一些西方记者看着一辆辆汽车到达,不时探头互问：联邦德国外长在哪里?到最后,人们只看到联邦德国驻美国大使进入会场,而以联邦德国代表团团长头衔来到日内瓦的联邦德国外长,没有在会场露面。会议举行时,联邦德国6个代表座席中空了一个座席。我用这个现场镜头开头写了一篇评述性新闻,为国内报纸广泛刊用。

也在这次会议中途休会后复会的前夕,美国国务卿赫脱拄着两根拐杖蹒跚地从飞机上走下来,跟在后面下飞机的赫脱夫人当时刚巧跌伤,也同样拄着两根拐杖。第二天英国一些大报在头版刊登了摄入这4根拐杖的大幅照片。我在一篇关于美国维持西方阵线不易的述评中,用这个景象开始,指出已故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惯于对盟国挥舞的“外交皮鞭”,已经变成了赫脱的拐杖。

1961年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我对外不是新华社记者身份,而是作为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参加会议。我的主要任务是做代表团发言人吴冷西的助手,为发言人举行记者招待会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每天汇报当天西方国家一些大报和刊物关于会议以及世界上发生的各方面大事的消息和评论。当时国内还没有记者招待会,因之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的记者招待会备受注目。同时,在吴冷西领导下,我也撰写一些关于会议和国际动向的评论和评述性通讯,以《人民日报》特派记者、新华社特派记者等名义发回。例如：《美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严酷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关键何在?》等几篇,着重揭露美国拒绝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中立,不愿接受美国自1954年协议以来遭受挫折的教训。时值1954年日内瓦会议7周年,撰写了《从1954年到1961年》一稿,评述美国在重蹈历史上统治过东南亚的西欧国家的覆辙。另一篇《西方在日内瓦的“联合阵线”》,评述美、英、法既有一致的一面,又有深刻的分歧,指出：“美国还不肯认输,仍然企图在谈判桌上,有机会甚至再在战场上达到重新统治整个老挝的目标;英国和法国认为美国在老挝已经输定了,只有在谈判桌上竭力设法保住目前在老挝的残留阵地。”

1961年7月初,我撰写了一篇从当时的日内瓦会议看世界发展趋势的评论,指出1954年举行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时,有些西方人士还把老挝爱国力量称为“幽灵”。但到1961年,这个“幽灵”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有分量的力量,使得美国不得不在会议上同它进行面对面的谈判。美长期对中国抱敌对态度,但是继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代表1961年又不得不同中国代表坐在一起。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法国坐在殖民主义被告席上,而到1961年被告却变成了美国。评论说,想当年,当人们在旧国联大厦开会时,那些西方殖民国家还在世界上耀武扬威,而如今,世界地图已大大易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地区正在燃烧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烈火。吴冷西在审阅这篇稿件时,加上了一个标题：《看,莱蒙湖这面镜子!》,用“本报特派记者”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来出版的一本日内瓦会议通讯集,也用这个标题作为书名。

3.常驻国外时撰写国际评论

1979～1983年,陈佩明和我常驻新华社开罗分社。总社交待我们的任务是：负责埃及的报道,兼顾中东地区形势调研以及中东地区若干重大问题和事件的报道。

对驻在国的报道和评论,需要努力掌握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及其变化,广交各界朋友并深交一些朋友,为了深入了解驻在国的各个方面,需要多进行现场采访。要全面掌握情况,独立判断,避免受驻在国报刊以及西方报刊单方面宣传的影响。在开罗分社期间,对于埃及局势发展,我仍写过不少内部分析报道,写过一些评述性报道。

进行地区重大问题和事件的调研、报道和评论,需要努力掌握这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在矛盾错综复杂的中东地区,要尽力熟悉阿以矛盾和中东和平进程的现状和历史、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东面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温和与激进势力、石油等重大问题,还要了解一些主要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内部政治和经济概貌,以及当时美、苏、西欧等大国同中东国家的关系和它们对中东的政策等。

为了深入了解一个地区的重要方面和地区形势发展,也需要尽可能多地进行现场采访。在开罗分社期间,我们走访过不少阿拉伯国家。我和记者组采访过两次阿拉伯国家外长和首脑会议,会议结束时写过关于会议的述评以及关于会议和阿拉伯形势发展的内部报道。如1979年阿拉伯首脑会议结束后撰写了《捐弃分歧　团结前进》的述评,指出大多数与会阿拉伯国家不愿再加深在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后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裂。通过这些现场采访,对这些国家领导人、高级官员、政策、国情、群众情绪等,有了亲身的了解和感受。这对进行中东地区重大问题和事件的调研、报道和评论是极有好处的。

我们走访阿拉伯国家,正值阿拉伯世界陷入严重分裂,但我们在访问的阿拉伯国家看到它们放映的电影大多是埃及的影片,阿拉伯国家人民间还有许多血缘关系,亲身感受到阿拉伯国家间有着凝聚的力量。

调研、报道和评论地区重大问题和事件,尤其要注意地区多种矛盾和其相互关系以及各种力量及其组合的新变化、地区局势发展的新动向和新特点。

1981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刺身亡,这在中东局势发展中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当时国际上对萨达特遇刺后中东局势的发展有各种不同的议论。10月底,我撰写了一篇萨达特遇刺后中东孕育着新变化的评论,着重分析美苏矛盾和阿拉伯内部关系的新发展：苏联谋求重返中东,美国加强抗苏部署,美苏在中东展开新一轮的争夺;阿拉伯温和国家谋求在中东和谈问题上统一阿拉伯立场,希望埃及稳定,阿拉伯世界酝酿新的力量组合等。当时沙特阿拉伯报纸和《中东经济文摘》等转载或引用了新华社这篇评论。

要综合分析各方面的因素,展望局势发展的前景。1982年美国支持以色列发动侵略黎巴嫩战争,巴勒斯坦抵抗战士在进行英勇抗击后撤离贝鲁特。当时西方有些报刊认为,从此以后,黎巴嫩紧张局势中的“一大障碍”得以“消除”了。针对西方这种论调,我撰写了一篇评论,根据当时美苏、巴以以及阿拉伯各方的矛盾和势力较量等因素,着重分析巴勒斯坦人、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局的矛盾将继续深入发展,以色列企图长期占领或实际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一些地方。这篇评论指出,巴勒斯坦抵抗部队撤出贝鲁特,“并不意味着黎巴嫩危机的结束”,“黎巴嫩将继续面对冲突、动乱以至有被肢解的危险”。

4.短期国外访问时撰写国际评论

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时撰写评述性通讯

20世纪60年代,记者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一般在访问结束时要写一篇回顾访问的评述性通讯。

1960年8月,陈毅副总理访问阿富汗,参加阿富汗独立节庆典,签署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我随行采访。陈毅副总理受到隆重接待和各界热烈欢迎。最后评述性通讯,除写这些外,还能写些什么,起初心中无数。在访问中,看到首都喀布尔周围山峰上的城墙,喀布尔市中心梅旺德战役英雄纪念碑,以及独立节阅兵式中装饰着花环的两门大炮,这些是3次抗击英国侵略者战争的胜利象征。我们还参观了阿富汗自己建造的一些工厂。访问结束时,我和随行的另一位新华社记者许复已合写了一篇评述性通讯,除记述中国客人受到隆重欢迎以及中阿两国的真挚友谊外,着重歌颂了阿富汗人民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英勇历史和正在进行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1961年1月,周恩来总理率领400多人的中国友好代表团参加缅甸独立节庆典,出席中缅边界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我作为中国友好代表团下的中国新闻友好代表团的成员,随行采访。周总理访问结束,我在送走指挥这次报道战役的同志,从机场回仰光分社途中,想到需要有一篇回顾周总理这次访问的评述性通讯,但当时已来不及再采访缅甸各界的反应。到仰光分社后,就同分社解力夫商量、合作,赶写了一篇评述性通讯《金银大道》,综述周总理一行在缅甸土地上自始至终沐浴在缅甸人民友谊的温暖之中,为中缅友好合作关系铺设“金银大道”。

记者出国短期访问后撰写综述性述评

1956年8月到10月,我作为新华社记者随中国艺术团访问智利、乌拉圭、巴西和阿根廷。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艺术团访问拉丁美洲,带有打开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的使命。这是新华社第一次派出记者去拉丁美洲,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实地去了解陌生的拉丁美洲。在四国主要是发回艺术团受到欢迎和当地各界对中国友情以及当地风光见闻的新闻和通讯以及采访聂鲁达、亚马多的通讯。回国后为了向国内介绍拉美情况,根据在当地现场了解的四国政治局势和经济情况,以及回国后又收集的材料,写成《拉丁美洲在前进中》、《巴西政局的趋向》、《巴西的经济发展及其问题》、《不稳定的阿根廷政局》、《阿根廷目前面临的经济困难》、《智利近况》、《乌拉圭在寻求着经济出路》七稿,作为新华社专稿在《光明日报》发表。

《拉丁美洲在前进中》是关于总的拉美局势的一篇综述性述评。述评开头指出,去年访问拉美四国处处都看到、听到、感觉到拉丁美洲正在争取民族独立发展和社会进步道路上前进的脉搏。阿根廷、巴西、智利被称为拉美“A、B、C”,三大国加上乌拉圭都有它们各自独特之处和问题,然而它们有许多共同点。感受最深的是,民族主义情绪强烈,摆脱美国控制、获得独立发展的要求,遍及各国广泛的阶层。述评指出,出现这种形势,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和广泛的阶级基础。在殖民主义影响下,拉美国家大都依赖一两种农牧产品或矿产品出口,当时美国既购买拉美近40%的输出品,又供给拉美近40%的输入品,美国利用这种情况,采取贱买贵卖政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每次发生经济危机,都使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经济混乱。在拉美争取摆脱美国控制的斗争队伍中,不仅有拉美工农大众,还有知识界、民族资产阶级。

这篇述评还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和建设进展,对拉美人士有深刻影响。智利一位妇女界人士紧握记者的手说：“智利目前的处境同中国的过去相同,所以我们感到特别亲切。”巴西一位有声望的法律工作者说：“巴西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现在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而巴西还在寻求着。”巴西一位国会议员表示,希望将来的巴西会成为今天的中国。

常驻国外记者短期出访中撰写述评

在开罗分社时,为了实地调研中东地区形势和中东地区一些重大问题及其动向,陈佩明和我于1981年和1983年两次短期出访过一些阿拉伯国家,每次出访时间一个月左右,在一个国家逗留一周左右。当时的分工是陈佩明着重写内部报道,我撰写一些公开述评稿。

1981年和1983年我们两次访问叙利亚。1981年我同分社张敬雷合写了一篇述评,指出当时美苏把黎巴嫩当做它们在中东新一轮争夺棋盘中的一个棋子。而许多阿拉伯国家主张,阿拉伯国家要加强团结,采取阿拉伯集体行动,来有力对付以色列的挑衅,反对使黎巴嫩问题国际化。

1983年我们在叙利亚访问时,当天大马士革报纸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叙利亚政府决定,要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离境。我们赶到阿拉法特在大马士革的住所采访,现场得知阿拉法特正在召开巴高层会议。后来阿拉法特乘车离去,直奔大马士革机场。就叙巴关系最新发展,我当天同大马士革分社芮英杰合写了《令人注目的叙巴关系》述评,指出在长期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争取巴勒斯坦自决权的斗争中,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战士曾经在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叙巴之间又存在着矛盾,近一年来矛盾急剧发展。一些阿拉伯国家正在叙巴间进行调解。述评最后说,以色列在其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加紧镇压巴勒斯坦人,以色列3万多军队仍在黎巴嫩。大敌当前,相信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内部各派会找到解决矛盾的可行途径。

在两次访问叙利亚结束后,我还写过《叙利亚见闻》和《再访叙利亚》两篇评述性通讯,在《人民日报》发表。在访问约旦后也写过评述性通讯《平静中的不平静——再访约旦》,在《人民日报》发表。

1981年,访问伊拉克时,我同分社丁文合写经历了8个月两伊战争后的伊克拉的评述性通讯,作为新华社专稿,在上海《文汇报》刊登。这篇评述性通讯讲述了在首都巴格达和主要港口巴士拉的见闻、伊拉克当时经济状况和外交动向。访问结束后,还写了《初访伊拉克》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1981年访问科威特期间,同分社王根宝合作,撰写了《海湾国家要独立自强》,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这篇述评引用海湾人士的话说：“海湾地区成了(大国争夺)旋风的中心。”述评指出,海湾阿拉伯国家正在采取步骤,维护海湾地区的安全,决定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述评最后引用科威特《舆论报》的话说：“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共同战略的重要性变得具体化了”,“我们必须执行我们统一的战略,以保存自己,保护我们的石油和维护我们的主权,摆脱国际争夺”。访问结束后,还写了《新兴石油王国科威特》,在《环球》杂志刊登。

1981年我短期支援过贝鲁特分社的工作,当时以色列同叙利亚正在“导弹危机”中紧张对峙,以色列飞机频繁入侵黎巴嫩领空,袭击轰炸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营地、黎巴嫩城镇直至首都贝鲁特。我在撰写公开述评稿外,还就当时人们关注的以色列是否会发动进攻叙利亚的战争,采访当地人士,发回内部报道。访问结束后写了《黎巴嫩为何战乱不已》,刊登在《环球》杂志。

短期访问的一些体会

短期访问,访问时间短,日程安排紧,活动范围有限,要获得较多成果不容易。

关键在访问前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尤其是尽可能了解所访问国家和地区的基本情况和当前形势发展的动向,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现场采访。在访问中,抓紧采访当地重要人物,尽可能同各界人士交谈,有选择、有重点地走访一些单位或地区,捕捉现场镜头,特别要抓住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新动向,抓住这个国家的特点。

除上述两种主要分类外还可以有其他分类。如以刊载国际评论的载体分类,大体可以分为：通讯社播发、报纸刊登、刊物发表、网上发表等。

通讯社播发：其他通讯社转播,可以扩大影响,但最终都要落地刊登在报纸、刊物等载体上。

报纸刊登：报纸刊登的国际评论,有些就标明为国际评论,有些可能列为国际观察等栏目。

报纸的国际评论,基本要求同通讯社相似。前面说过,我在新华社写的几篇述评,曾经转到《人民日报》,就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报纸有些国际评论,可以不像通讯社那样在事件发生当天或几天内尽快发表,可以观察、研究一段时间,到时机成熟时再撰写发表。

1995年,应《人民日报》国际部之约,我撰写了一篇题为《美国要把中美关系引向何方?》的评论,作为署名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评论回顾几年来几经波折,美国才从冷战结束后忽视中国重要性,看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际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出现改善和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势头。同时,美国国内又有些人鼓吹“中国威胁论”,要加强遏制中国。

评论指出,现在美国政府人士一面仍说保持同中国关系,一面却采取实际行动,公然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恶化中美关系。美国当局在台湾和其他一些关系到中国独立、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根本民族利益问题上,极大地刺伤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评论警告华盛顿人士切不要低估他们这样做会给美国带来的后果的严重性。

评论最后说,过去美国曾经鼓吹过“新中国威胁论”,对新中国“遏制”,结果并没有能阻挡住中国发展的历史潮流,而美国自己却由于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在亚洲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和行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华盛顿人士难道不需要从历史进程中认真汲取一些教训吗?

刊物刊登：不同特色的刊物,可能需要不同主题、角度、写法等的国际评论。

前面讲过,在新中国建立后初期,我曾撰写过一些国际评论,在《时事手册》、《世界知识》上发表。

“文革”后有一段时间,我被调到《红旗》杂志工作,主持恢复《红旗》杂志“文革”期间中断的国际评论和文章。1979年,我受命就中国和美国建交撰写过一篇题为《有利于世界和平的重大事件》的评论,用“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

以上仅是依据我撰写国际评论的有限实践,对国际评论作出的一些分类。还会有其他的分类。像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中,在袭击爆炸冲突频仍的准战争环境中进行报道和评论,危险艰苦的工作、生活等各方面条件,对记者、评论工作者的要求,都是非同一般的,国际评论的写作过程、方式、内容都是有其独特性的。

对撰写国际评论和国际评论工作者的一些基本要求

毛泽东主席撰写的国际评论为我们树立了长期学习的楷模。毛主席也对怎样写好国际评论有深刻的论述。毛主席指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形成一定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对许多国际问题都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评论。”(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7页)毛主席还指出：“要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谓而发。”(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65页)毛主席并指出：“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63页)

(一)撰写国际评论,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鲜明的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

要写出从中国立场出发、有中国观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评论,就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国际实际,在复杂多变、扑朔迷离的国际局势发展中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透过事情的表面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认识事情发展的方向。特别是要敏锐地发现和研究形势发展中的新事物、新动向,敢于及时提出自己的看法,也要在形势发展过程中不断充实或修正自己的看法。在各种观点、倾向的热潮中,提出自己经过深入调研得出的、比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见解。要在世界上各种各样国际评论的竞争中树立中国评论声音的权威,需要作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有些新事物、突发的重大事件,很容易看到,但要及时作出准确的判断往往并不容易。有些新事物,隐藏在事物连续发展的过程中,一下子不易被人们发现,要在别人还未抓住时先抓住它并作出判断,更不容易。这些都要靠对事物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基础调研,并且要随时密切注视和分析事物的发展过程。

对新事物及其发展前景作出判断,要分析事物发展各方面的内在因素和外部联系,看到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既两点论,又重点论,用心找出事物发展的主要倾向。敢于提出自己的鲜明看法,不要因为怕犯错误而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对事物的认识是不可能一次完成的。只有通过反复的实践与探索才能不断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国际评论工作者对事物的看法很容易受到实际发展的检验。凡被实际发展证明是正确的看法,要坚持,并不断予以充实和丰富。而被实际发展证明是不正确的看法,要及时修正,并汲取教训。

那种没有观点只罗列一大堆材料的稿件,不能算是国际评论。

那种既无观点又无材料,只是一篇“感想式”的空洞议论,不能算是国际评论。

不自觉或自觉站在西方立场,用西方观点,来分析和论述国际局势或国际问题、事件,是在替西方做宣传,不是中国的国际评论。

对一个国际问题或事件,平时没有积累材料深入调查,“临时抱佛脚”,急于赶写国际评论,不可取。对一个国际问题或事件,自己还没有搞清楚其来龙去脉、实质,就匆匆写出国际评论,更不可取。

(二)做好国际调研工作是写好评论的基础

1.掌握基本情况。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世界全局,都要掌握基本情况

周恩来总理要求我驻外使节和记者了解驻在国的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周总理在会见我驻外使节、记者和涉外人员时,经常询问这些方面的情况,询问有关统计数字,要求作出准确的回答。20世纪60年代初期,周总理会见新华社接待的一个秘鲁新闻代表团。周总理在客人到来前询问新华社陪同：秘鲁国土面积多大,人口多少等,这位陪同回答不出来。周总理说：你主管秘鲁报道,应该知道秘鲁的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包括历史和现状,重点在现状。了解历史,有助于更深地了解现状,也有助于预测未来。

掌握基本情况,就有了观察和分析动态发展的基础知识。掌握基本情况,才能对国际形势和许多国际问题有基本的看法。遇到题目做文章时,才能有比较深刻的评论。

2.研究事物的发展,既注意事物没有变的方面,更要研究事物变的方面

周总理要求我驻外记者敏锐地察知事物的动态和脉搏。我们就是要在调查研究中敏锐地发现事物发展中的新苗头、新动向、新变化、新问题。

事物发展经历量变到质变、渐变到突变的过程。在渐变、量变状态,要在看来平静的表面现象中,看到孕育着会导向突变、质变的苗头、因素、力量等。在发生突变、质变时,要及时分析和判断其意义、背景和影响等。

要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在事物发展到新阶段时,要及时抓住其新特点,研究新力量对比和组合、新发展方向等。

要研究事物发展的趋势,也要研究事物的具体发展过程。事物往往可能经历曲折起伏、反复的发展过程。要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从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来把握形势的新发展。

3.研究事物的矛盾,具体矛盾具体分析

要研究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面的特点,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中矛盾的特点。

要研究事物内部的矛盾,也要研究事物外部的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

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相互消长和相互转化。在诸多矛盾中,要努力找出在某一个时期里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主要矛盾。要研究那些贯彻始终的基本矛盾。

4.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分析和综合研究

对于国际评论工作者来说,获得活的第一手材料非常重要。要把活的材料同各种书面材料结合起来研究。驻外记者在收集活的第一手材料方面有其优越条件,能广交当地各方面的朋友,深入了解当地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当然,驻外记者也必须掌握当地官方和媒体发表的各种声明、公报和报道,阅读各种书面材料,来验证、补充活的材料。

要全面掌握情况。周总理指示我驻外记者要同各方面人士接触,同驻在国“上中下、左中右”人士交朋友。这就是要我们全面了解社会各阶层、各种不同政治倾向人士的心绪和动向。做调研工作,切忌“只取所需”、“只取所好”,切忌主观、自以为是。

要尽可能收集对形势和问题,尤其是新事件、新问题、新动向的各种观点,进行比较研究,汲取其中反映和部分反映实际、可以参考的观点,也可以针对其中掩盖、歪曲实际的观点进行评论,做到“有所谓而发”。

占有丰富材料后,要“消化”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和综合研究。

5.经常有自己关注的研究课题

从事国际评论工作,会不断遇到突发事件、新出现的形势和问题,需要及时研究,作为自己的短期的研究课题。根据自己的关注方面及工作需要,也可有一些中长期的研究课题。在一个时期集中精力于一两个研究课题,同时注意其他几个问题的动向。什么时候我们对要评论的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什么时候我们撰写的评论就会比较准而且深。

(三)国际评论工作者要锻炼提高自己多方面的素质

既要胸中有全局,又要深入局部。要综合、全面地观察世界全局,了解全局中的重大方面、关键问题和关键环节。同时,又要从全局中掌握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重大问题的局部。胸中有全局,高屋建瓴,从全局高度来观察局部,就能抓住在全局中有意义的局部问题,就能从全局高度来选择局部问题的评论主题、角度和方面。同时,又要从局部来观察全局。在深入研究局部具体问题时,要特别关注那些局部中牵动全局的问题。我们在开罗分社时,从中东地区看埃及,又从埃及看中东地区,很有裨益。

正是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我们重视1981年2月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派遣国务卿黑格来中东,要阿拉伯国家同美国“反苏战略一致”。在黑格离开埃及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在现场看到黑格神情沮丧,没讲几句话就打道回美国去了。原先宣布他还要访问几个阿拉伯国家后再回到埃及来的计划取消了。记者结合现场所见,写了一篇表明美国的“反苏战略一致”计划在阿拉伯国家受到冷遇的评述性报道。

既要广和博,又要专和深。要有广博的知识。新科技革命正在迅速改变世界各方面的面貌,更加要求新闻记者、编辑不断扩大知识面,不断更新知识。同时,又要有计划地深入钻研一些问题。我从自己经历中深感,新闻、评论工作者易犯浮、浅的毛病。不要只跟着动态跑,停留在只抓事物的一些表面现象,而要着力进行深入调研,深入事物的本质。

既要能动,又要能静;既要“热”,又要“冷”。国际新闻、评论工作者尤其是驻外记者要走出去,广泛接触国外各方面人士,深入了解各方面国际实际。同时,也要坐得下来,刻苦收集各方面材料,并潜心对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研究。在发生新的事件、问题和热点时,要有充沛的战斗精神,投入紧张的工作。同时,要保持清醒头脑和严谨态度。在各种观点、倾向的热潮中,要有自己经过深入调研作出的、比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见解。

要掌握评论、述评、综述性述评、评述性报道等多种形式,根据不同的情况和需要,灵活运用。还要勇于创造新的形式。

要刻苦勤奋。多看,多走,多听,多记,多思考,多写,多总结。

多思考这一条很重要。新闻、评论工作者要经历从客观到主观,又从主观到客观两个过程。在多看、多走、多听、多记的基础上,要深入认识客观实际,需要反复思考。要把认识到的客观实际反映出来,写成新闻、评论,对报道、评论的题目、角度、时机和形式,也要反复思考。勤于思考,在脑子里经常挂着一些问题思考、再思考。

要勤于写作。多动笔,才能不断提高写作能力。新闻、评论工作者要锻炼成快手,快出成品。同时要力求准确深入,多出精品。

评论要写得准确、鲜明、生动。观点要建立在有说服力的材料上。同时,也要钻研表达方式,讲究逻辑和辞章。评论里必要时穿插一些典故、谚语等,往往能增色不少。

善于在工作中学习,在实践中,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新闻、评论工作者的成长,当然要有多方面的条件和机遇,而从自己方面来说,根本在于勤奋努力,在于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提高。

学习毛泽东主席国际评论的经典、楷模之作以及他关于写国际评论的深刻论述,在国际评论工作起步时就亲身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教导,也在许多老前辈国际评论佳作的熏陶下,我在建国后初期开始写一些国际评论,有上述一些体会,其中也包含自己难以忘怀的教训和难以弥补的遗憾。我撰写的国际评论,凝结着领导的亲切教导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也得到资料、从国外传回国内、编审后播发、印刷等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实际上是集体产品。

众多点滴经验汇集起来,特别是毛主席的经典、楷模之作,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国际调研、报道评论的深刻论述,形成我们的国际评论传统经验宝库。

在继承传统经验宝库的基础上需要创新,实际也在创新,不断出现不少新时期的佳作、新经验,不断丰富经验宝库。当今国际局势发展错综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出现新的机遇和挑战,有些方面的条件也不像过去那样,过去有些老经验现在可能已不再适用。但是,传统经验宝库并没有“过时”,不应全盘否定。因为在传统经验宝库中有一些基本经验,仍然有着现实指导意义。如果完全加以否定,一切都要从头“创新”,就可能迷失方向,可能走弯路。而在老的一代又一代经验的支撑下,新的一代又一代在继承传统经验宝库的基础上创新,就会更快更好地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国际评论工作者,使我们的国际评论事业大步前进。

万光,研究员。1929年12月出生,江苏武进人。中共党员。194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9月进新华社,做国际新闻编辑、评论员、国际部发稿助理、驻外记者。1962～1966年在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写作班子工作,参与周恩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周总理十四国之行讲话稿及其他中央讲话、文章等的起草工作。1984～1998年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常务干事。在全国性报刊和美国刊物上发表许多关于新中国建立的国际意义和我对外政策、美国、世界和亚太格局演变、亚洲发展中国家崛起、中东等问题的文章。1956年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荣誉称号。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