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随笔的写作与思考，新闻性随笔与文学性随笔的区别

国际随笔的写作与思考

许博渊

这篇文字是我此生领受的最为艰难的写作任务,写作过程苦不堪言。之所以陷入如此窘境是我一向不大注意文章的体裁。也许是因为我平时写作比较注意可读性,结果评论往往像杂文,通讯往往像随笔,非驴非马。朋友们因此说我的一些作品其实就是随笔,报纸有时也将它们放在随笔栏目里。而我自己觉得根本没有写过随笔,即使有,充其量不过是带有随笔味道的新闻罢了。如今要来谈国际随笔的写作,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当然,零星的体会还是有一些的,只得将这些零星的体会归拢来,连缀成篇。

随笔是什么

随笔是一种文学体裁,其特点是从容舒展,无论叙事还是说理,都不摆架子。它不是领导人作报告,不是老师讲课,也不是老子训儿子,而是和朋友聊天,平等、随和、本色。它和漫谈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个是“漫”,一个是“随”,区别在于一个是口头,一个是笔头。文学圈里曾经讨论过随笔和散文的区别。实际上,文种和物种一样,相互交叉的现象非常普遍,散文和随笔的区别就不大。实际上,它是散文的一个分支,《随笔》杂志里的文章实际上都是散文,也可以收在散文集里。季羡林先生的《忆日内瓦》被收在随笔集里,但他自己在按语中则说“偶检旧稿,无意中发现了这篇散文”。他自己认为那是散文。如果一定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来,可能随笔更加随便一点,更加散一点。

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也常常交叉,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交汇点在尊重事实,都以事实为依据。随笔就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不能虚构。无论怎么随意,无论怎么漫不经心,都不能改变随笔的基本特征,即内容的真实性。随笔的内容非常广泛,可以写人,可以写景,可以议论,可以抒情。夏衍的《绀弩还活着》写人,施蛰存的《匹夫有责论》是一种评论,王朝文的《浙游漫记》干脆就是游记,茅以升的《桥话》介绍了桥的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而舒芜的《“伤心岂独息夫人”》则像历史杂感,它们都是优秀的随笔,发表在《随笔》杂志上。但纵览现在的新闻媒体,随笔似乎只限于较为活泼的议论。我以为这是新闻界同仁的自我束缚,完全可以放得更开一些,广泛吸收和利用文学体裁,来为新闻传播服务。凡是有利于传播国际知识和国际新闻的体裁,我们都可以尝试,都可以利用。新闻事业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当初谁也没有给它划定施展拳脚的框框。我认为这也是今后的方向。在媒体竞争日益激烈、读者阅读趣味日益提高的时代,新闻工作者有必要向读者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作品,就像时装一样,多姿多彩,万紫千红。

我有一篇关于澳大利亚土著的文章,可以算散文,也可以算随笔,颇能体现体裁之间界限的模糊性。文章发表在一本杂志上,所以长一些,有4000来字,我将它作为附录,附在文后,以供品评。那是我参观了一家土著文化博物馆之后的作品。因为那是一个很小的展览,只反映局部情况,很难写成一篇介绍全澳洲土著的文字。据我所知,诸多同行参观后确实都没有写东西。幸好我读过大量关于土著的著作,以及人类学方面的书籍。我用自己的知识穿插其间,就比较丰满了。这篇文章不是有闻必录、无闻不录,而有纵深的背景,给读者传达了知识,看起来就有点像随笔了。这篇文章曾被《读者》杂志转载,读者面颇广。

新闻性随笔与文学性随笔的区别

我认为自己的一些作品不像随笔,或者不够随笔的标准,而人家却觉得这就是随笔,这使我想起另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性随笔与文学性随笔的区别。除了新闻性随笔要考虑新闻因素,而文学性随笔不必顾及之外,写作上也应该有所区别。文学作品可以不必考虑篇幅,随意铺陈,可以写上万字,而简约则是新闻不可违背的法则,报纸文章一般以千字为宜。记者和作家的读者对象不同,作家的读者对象是那些欣赏文学的人,有细细品味的心理准备;记者的服务对象是那些急于了解国际时事的人,一般不准备花太多时间。记者要为自己的读者着想,要用最短的篇幅,告诉读者最丰富的新闻事实或道理。

虽然简约是新闻写作不可违背的法则,但随笔与纯新闻作品(如消息和评论)还是有区别的。纯新闻作品注重言简意赅,不许有一个多余的字,要把一切可有可无的词句统统删除,好比压缩饼干。而随笔则允许有些汤水,好比方便面。人不能天天吃压缩饼干,需要有方便面一类的东西来调节口味。在行文方面,随笔要从容一些,舒展一些,随和一些。如果习惯了急匆匆叙事说理,节奏往往减不下来。我的体会是要调整好心态。要设想,你是下了班,在和朋友聊天,把心情放松,再放松。心情放松了,说话自然就从容不迫了。从容是随笔写作的要诀。如果文章像钱塘江的潮水,汹涌而来,读者读起来感觉上气不接下气,来不及思考和品味,那就不是随笔。为什么会有汹涌而来的感觉,是因为信息量太大,什么都想说,凡是与论题有关的新闻素材一个都舍不得丢掉。我的体会,一个热门话题,许多事实早就尽人皆知,就不必重复。记者的任务是将这些素材打散,从中提炼出一个思想来。这个思想是你研究的结果,别人没有说过。你用自己的语言转述出来,只提一个纲领性的事实概貌。这就腾出篇幅来了。然后,你就可以用与主题有关的内容,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是这个大陆的还是那个大陆的,来充实你的文章,使它的知识含量更加多样和丰富。这样,文章就有了张弛的节奏,有了起伏变化,读起来就不那么紧张了。

我翻检以前的剪报,居然发现还有一些幸存者。有一篇《亚洲需要经济学家》,大概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写的,《深圳特区报》采用,报纸编辑标以“世经随笔”。这篇东西的写作,没有特别的新闻事件做由头,是我平时看报读书得来的一些情况,自己加以思考、联想,经过一个发酵的过程才写出来的,今抄录如下：

人类常常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道路,许多事情要事后才能看清,声称未卜先知的人肯定是骗子。但是,确有少数智者能以他们的智慧之光照亮不远的未来,那是因为他们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能抓住事物变化的早期征兆。在90年代东亚经济问题上,就有两位这样的人。

一位是美国经济学家巴特拉。他于1987年出版了一本名叫《1990年将面临大萧条》的书。他在书中预言,日本经济在1990年将面临其60年的临界点或转折点。此预言并非算命先生的胡诌,他有根据。他说：“如今,每年贸易顺差超过80亿美元的日本很可能超过美国。它已经在向世界提供巨额贷款,而且,目前东京的股票市场与纽约的股票市场相比已经陷入更大的狂乱之中,事实上,投机幻觉正在世界各地形成,这是凶多吉少的。当幻觉破灭时——这也许始于日本——痛苦可能是空前的。”

仅仅过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即1989年底,日本的经济泡沫就破灭了。泰国的幻觉是又过了7年才破灭。确实是始于日本。自1990年起,日本经济一直在苦苦挣扎,终于在1997年陷入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紧接着是1998年日元汇率的狂泻不止以及桥本首相的引咎辞职。日本的痛苦果然是“空前的”：7000亿美元的银行呆账、坏账,7年未曾料理清楚,现在搞了过渡银行,看来也难理清楚;老百姓死抓住钱不肯花,国内消费刺激不起来,人们对明年元月一日起永久性减税的决定无动于衷。日本的病已经不是修修补补可以治好的了,而是面临着一场极其深刻的、彻底的改革。

如今,桥本下台了,而他在1996年初当选首相时,曾被认为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下台了,不是因为不精明,而是因为困难太大,一般的精明不够用了。

另一位智者也是美国经济学家,名叫克鲁格曼。1994年,正当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如日中天,小龙小虎龙腾虎跃的时候,正当东方西方对亚洲奇迹忘情喝彩的时候,这位老人却像乌鸦一样,鸣出了一声不和谐音。他说,亚洲经济将撞上高墙。他的根据是：“东亚经济的兴旺,是因为不断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和资金所致,而不是每单位投入的产出(即生产率)的迅速增长所造成的。”

仅仅过了3年,泰国撞上了高墙。随后是印尼、马来西亚和韩国。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可能由金融危机发展成为全面的经济衰退。今年第一季度,韩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8%,马来西亚下降1.8%,印尼下降8.5%。据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说,新加坡经济明年可能滑入衰退之中。

东亚经济生病了,“医生”们纷纷前来诊病,你一言我一语,各有各的道理,但最根本的病因,还是克鲁格曼所说的：投资过度,效率低下。从人的因素的角度看,则是头脑发热,脑子一热,双眼就模糊,更谈不上预见力。

为什么两位智者都出自美国?作为一个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涌现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他们对美国经济的成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亚洲国家是后起者,缺乏足够的经验,也缺乏足够的经济理论家。这次打击,给亚洲国家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培养自己的经济学家,让他们发出智慧之光,去照亮亚洲人民前进的道路。

从容不是在文章中添加些废话,好比泡饭一样,加一勺水就行。添加的不是自来水,而应该是高汤,鸡汤、肉汤、骨头汤,还有香菇、肉丝,或者猪肝、猪大肠、鲜鱼肉、皮蛋之类的东西,使之成为广东人喜欢的粥,内容更加丰富,味道更加鲜美。就是把各种相关的信息组合起来,把事情放到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中去考察玩味,如周作人的文章那样。学周作人等文学名家不容易,没有丰富的阅历,不博览群书,做不到,因为你肚子里没有高汤,也没有香菇、皮蛋。这实际上牵涉到了一个知识积累的问题。“取法乎上,得乎中”,我在实践中常常努力用总览全局的目光,把问题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加以观察,从中找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来,虽然知识积累不够,也可以马马虎虎冒充随笔了。我还有一篇小文章,题目是《两种民族主义浪潮》,也属于这个类型,1992年发表在《福建日报》上,编辑标明“国际随笔”。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两种民族主义浪潮

报载,萨拉热窝动物园的最后一只动物也饿死了。这是一只棕熊,它吃掉了笼内的两只同类,所以比别的动物活得长。但是,它毕竟没有盼来和平,还是饿死了。据动物园工作人员说,在它死去前的几天,他们曾经弄到点面包喂它,而它已经太虚弱,不能进食了。

民族冲突夺走了波黑共和国许多无辜者的生命,连动物都未能幸免。悲怆之后,人们不得不对这种现象作深一层的思考。

本世纪出现了两次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次是本世纪初,亚非拉许多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获得了民族独立——那次浪潮是进步的。目前是又一次浪潮,表现为民族分裂和种族冲突。且不说苏联的解体,也不说解体之后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境内的民族冲突,也不说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即将分家,南斯拉夫就够典型的了。南斯拉夫分成了南联盟、波斯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波黑。而分裂出来的波黑又在闹分家,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一起同塞尔维亚人打,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互相打,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这种民族主义的战争是反动的,因为它完全破坏了生产力,也没有发展生产力的潜在功能。人们担心,波黑的这场战争有蔓延到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危险。

由于西方吹起的“民主化”之风,非洲部族冲突近年来愈演愈烈,索马里、利比里亚、安哥拉,还有埃塞俄比亚、苏丹等等,处处烽烟,血流成河。据联合国救护人员说,当救济食品运到索马里某地的时候,周围地区的饥民纷纷涌去,有的人是爬去的,许多人爬着爬着,就爬不动了,死了。

对这股反动的潮流,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随笔是风格和个性的良好载体

我写新闻性随笔,包括国际随笔时,没有想到要写成随笔,只是不满意“文革”期间新闻作品的枯燥和呆板,试图写得活泼一些,随和一些。

新闻作品是否允许有个性?是否允许有记者个人的风格?当时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更没有人重视。我认为应该允许。不但应该允许,还应该提倡和鼓励。我喜欢追求自己的风格,而随笔类作品比较容易体现个人的风格。我认为,做人不必刻意追求与众不同,如《红楼梦》里邢夫人那样的“左性子”并不好。但凡供人欣赏的东西,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没有特点就没有生命力,不可能给人留下印象。你想让自己的作品被人欣赏,就要有自己的特点。自然界能给我们以启发。美丽的花一般都不怎么香,而香气扑鼻的花一般都不美丽。这是因为,有的花以色诱蝶,有的花则以香气诱蝶,各有特点,各有高招。鸟类也这样,凡是叫声动听的,羽毛一般都不美丽,凡是羽毛不美丽的,叫声大都好听,这是因为鸣禽以歌声吸引异性,其他的则以美丽的羽毛吸引异性。在饮食方面,给我刺激最大的是广西的臭笋。有一年,我在桂林吃了这种臭竹笋,用淡盐水浸泡至臭,再拿来炒肉丝,炒泥鳅,炒猪肝,真正是臭气熏天。服务员端了一盘这样的菜,一走进餐厅,就满屋臭气,许多人完全不能接受。但我想,既然有人吃,那它必然有吸引人之处。于是硬着头皮吃,吃着吃着,竟然爱上了它。它有一种特殊的魅力,非常下饭。联想到当年许多新闻作品,唯一的特点是没有特点,趋同化倾向非常严重。它们本来也是想供人欣赏的,却不能吸引人,一个个没有表情,像庙里的菩萨,“南面而朝,背面而坐”,态度冷漠得像计划经济时代商店里的售货员。这就不但不能吸引人,而且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风格主要体现在文字上。我在追求自己的风格时,首先着眼于语言,别人用滥了的词,我决不用。1977年,我作为临时借用的翻译,陪同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访问伊朗,回来后发挥积极性,写了一篇通讯《我们的交往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文革”期间“友谊稿”铺天盖地,什么“友谊的桥梁”、“友谊的纽带”、“友谊的见证”、“友谊的通道”,不一而足。我的这篇文章却不用一个“友谊”的字样。稿子送到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杨木同志那里审阅,退给我时,杨木同志表扬我,说这篇稿子不错,他没有怎么改。我一看,确实没有什么改动,但在一处加了“友谊的通衢”几个字。我那时候年轻,愣,拿了稿子找到杨木同志,对他说：“我有一个心愿,就是不出现一个‘友谊’的字样,而只写两国人民历史上大量交往的事实,让人读过之后感觉通篇写的都是友谊。”杨木同志想了一想,提笔就把这唯一的改动划去了,说：“好,我成全你。”稿子发出之后,各地省报都用显著的版面发表,《人民日报》放在头版下半部分,冠以黑体通栏大标题。一篇国际问题的报道,而且并非重大新闻,获得如此殊荣,为历年所未见。据后来《新闻业务》说,中宣部召集地方报纸总编辑开会,大概是研究打倒“四人帮”后工作的。《黑龙江日报》的总编辑提到这篇稿子,说：“我们就是欢迎这样的稿子。”打倒“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都开始变化,而我也给新闻写作吹去了一点新鲜的风,当然是很微弱的。

社会生活中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深思,就是一种说法,一个词,要么没有人用,一旦有一个人用了,大家就一窝蜂地用,不把它用滥决不罢休,甚而至于滥得一塌糊涂了,还在用。其结果是陈词滥调充斥,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这样的事我不干。两伊战争期间,我在伊朗做记者,看到死难家属痛不欲生的情景,我在报道中发明了一个词：撕心裂肺。后来,这个词被用滥了,隔三差五地在报纸上出现,我就决不再用。

作为具有文学色彩的随笔,更加忌讳陈词滥调。一篇充斥着陈词滥调的随笔,没有清新的语言,必然是一篇蹩脚的随笔,甚至不是随笔。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你能用自己的语言写随笔,那就成功了一半。所谓自己的语言,不是不同于汉语的什么新的语言,而是有自己特点的语言。要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步是拒绝人人都在用的所谓时髦话。汉语是一种表现力非常强的语言,词汇非常丰富,要像伟人所要求的那样,向古人学,向群众学。这方面,我感觉内地的媒体不如港台。内地现在流行一个词：“平常心”。这个词来自港台报刊,但不是他们的发明,他们是从佛经中取来的,佛教禅宗说：“平常心即道心。”我们不知道向古人学习,他们知道,我们只会拾人牙慧,所以没有人家的文章那样灵动飞扬。

我在写文章,尤其是写随笔类文章时,常常以此为戒,竭力保持自主性。下面是我1991年发表于《环球》杂志的一篇随笔,朋友们说语言有一些特点：

鬼影幢幢“小北约”

北约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在冷战年代里,它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即华沙条约组织相颉颃。“小北约”者,好事者眼下为亚洲设想的新集体安全组织也。说鬼影幢幢,是因为这些人忽进忽退,忽隐忽现,口将开而嗫嚅,足将投而踟蹰,幽灵一般,冷战幽灵。

1990年,华约解散。按常理推测,既然没有了对手,北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但它不但没有解散,反而扩大了。同时,我们就看到了巴尔干血流成河,山河破碎,也看到了上当闯祸的伊拉克不断地挨炸。新千年伊始,美国共和党小布什在鹰派人物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之类的簇拥下登台。他们以为,西边的问题已经解决,正将战略重点移向亚洲。于是,在亚洲建立一个小北约的议论就时不时地有人提起。

迄今为止,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布局是分别同一个或几个国家签订安全条约,像一把打开的折扇。它之所以没有在亚洲拼凑一个类似北约的军事集团,并不是没有想到,而是没有做到。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想当年,中苏两大国是同盟,附近没有一个可以与之抗衡的国家。它这才扶植了日本。但日本罪行累累,周围受害国没一个愿意与它为伍的。好不容易拼凑出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也基本上是个空架子,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逐渐被东南亚国家联盟所取代,军事集团变成了经济组织。现在,有人想搞出个美日澳韩同盟,集中力量对中国搞冷战。

2001年7月30日,美澳两国在堪培拉召开部长级年会。会上,澳大利亚提议建立三国对话机制,美澳日,或四国,美澳日韩。这算是小心翼翼迈出的试探性步子,可进可退。

必须注意,在这件事情上,澳大利亚的霍华德政府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早在克林顿当政时,它就献计,克林顿没有重视。布什一当选,霍华德非常兴奋,发去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热情贺电。因为他发现,他和布什之间,是道相同,可以为谋的。2001年初,澳大利亚外长唐纳又向美国提议,接着同日本磋商,最后在堪培拉美澳会谈时正式提出。这是要搞一个西方主导的集体安全机制,即所谓“小北约”的雏形。堪培拉此举是想提高自己在本地区,也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想借美国战略重点转移的东风摆脱多少年来无足轻重的状态。就像宝钗姑娘似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东盟不要它,说它是“傲慢的西方国家”,论坛不让它参加,地区合作没有它的份,无家可归呀。你不要我,我搞个富国俱乐部。这是它的算盘。

再说和美国的关系。军事上,作为铁哥们儿,它可以指望得到美国更多更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军事装备,特别是太空侦察技术和精确打击技术,好建设自己的“灵巧军队”,以适应其地广人稀兵少命贵的防务现实。经济上,它想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打开美国市场,特别是农牧产品市场。为此,它已经做出种种姿态。布什抛弃关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霍华德不怕孤立,紧紧跟上;布什恢复导弹防御系统研制,澳大利亚又不怕孤立,无保留地支持。这些,在布什被称作牛仔作风的行径在世界上陷于孤立之时,给了其些许慰藉,很有些患难与共的味道。美国看来准备给些回报。就透露出来的情况看,自由贸易协定不仅政府重视,国会也有人在为此而活动。那个名叫阿米蒂奇的副国务卿走得更远,竟为霍华德助起选来了。他最近说,1983年澳大利亚工党霍克当选时,他“吃惊得要死”。有美国大哥的撑腰,霍华德年底大选获胜又多了几分把握。

就地缘政治论,澳大利亚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出发点。战后,自由党孟席斯当总理,紧随美国,鞍前马后。20世纪70年代起,工党和自由党政府开始向亚洲靠拢,霍克当政时倡议成立亚太经合组织,继任的基廷政府主张融入亚洲,在亚洲里面寻求安全。1996年霍华德的自由党—国家党联合政府上台,又回到了孟席斯路线,这次的对话机制可以算它的代表作。其实,这不是哪个党哪个人的问题。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变化,都和美国的全球战略,包括对华政策有关。它很敏感,美国方面有什么动静,它立刻感受到并立刻行动。

三方或四方对话机制,甚至“小北约”是否搞得起来?难。世界毕竟已经不同了,中国也已经不同了。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经济将进一步融入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搞谁?再说,日本右翼势力不断表演,亚洲各国怒不可遏,韩国不会和它坐到一条板凳上去,其他国家也不会买它的账。澳大利亚现在反复强调自己的欧洲属性。拉开了同亚洲国家的距离,同样缺乏号召力。

澳大利亚自己底气不足。它一直在私下里活动,这会儿也不准备公开。一经披露,立刻躲闪。唐纳外长当即说,不会搞成北约那样的组织。过了两天,又说,如果引起太多担心,这事就不值得搞。它底气不足有两个原因。中国是它第三大贸易伙伴,市场前景美好,别人都在往里挤,他不得不有所顾忌。美国政府态度有所变化,不似一开始那么愣了,敏感的澳大利亚人似“春江之鸭”,自然知道水的冷暖。

新千年的曙光已经升起。阳光普照,诸神退位,幽灵退位。

多读、多思、多写

我写这篇文章觉得底气不足。写随笔,我的文学功底太薄,文学味太淡。职业决定,记者只能做杂家,也必须做杂家。记者要有思想,但成不了思想家;记者要有文采,但成不了文学家;记者要广泛交际,但成不了社会活动家。但也有例外,如瞿秋白、萧乾、曹聚仁等人,都做过记者,都写过出色的新闻作品,又都有十分了得的文学成就。我辈平庸之人,也应该尽量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特别是写文学性的新闻作品,如随笔。

努力的方向,无非是多读、多思、多写。

读书是记者的终身必修课,要多读书,读杂书,杂学旁收。肚子里装的东西多了,遇事就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记者还要多思,做有心人。什么事情,思考与不思考大不一样,一件看似平常的事情,如果不加思考,也许就放过了,一经思考,常常可以有所发现。就国际随笔而言,贵在见解独到新颖,见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比如我的《两种民族主义浪潮》,虽然短小,但与20世纪初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思考,就发现了新意。当时没有人这么说过,所以报纸在版面安排上也比较突出。1998年7月23日,我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欧洲不声不响地前进》。当时新华社国际部把它作为点评发出,归入了评论类。但这又是一篇非驴非马的文章,说它是点评,却没有重大的新闻事件做由头,说它是随笔,文学味又太淡。不管怎么说,它多多少少有点随笔的意思。文章发表后13天,一位老干部作出了回应,他是1949年后上海市委第一任宣传部长陈沂同志。他在同一张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比我的短文长的短文,说我的那篇文章虽然短,却讲了一件大事,即欧洲为何未陷入前一年的金融危机。他还号召：“我建议,我们上海的专家学者们也来读读这篇小文章,从各方面来抒发一下,共同促进今后亚洲经济的复苏。”上海市委还给我颁发了一个获奖证书。我的文章只有几百字：

世事真是难料,直到去年上半年,全世界还都一片声地说“20世纪将是亚洲世纪”,而欧洲则被描绘成疲惫的老牛,患了“僵化症”。曾几何时,亚洲部分国家的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而欧洲却不声不响地前进了。专家预测,欧盟15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在2.5%～3%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有三：

(1)欧洲国家作为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家,从多年的酸甜苦辣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而亚洲国家则年轻、有朝气,但经验不足,加上全球化的冲击,难免呛几口水。

(2)欧洲国家老成持重,重视基础性工作,而亚洲国家普遍存在赶超思想,急于求成,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3)欧洲比较团结,由共同市场到共同体到联盟,抱成了一团。统一货币的启动对他们的经济无疑将如虎添翼。而亚洲国家间的矛盾较多,相互协作很不够。一个日本,多年来“脱亚入欧”了。危机一来,它只顾自己,把别人往火坑里推,何止“头雁倒飞”?东盟虽然发挥了积极作用,力量毕竟单薄。

目前看来,亚洲的困难还会持续几年,但决不是说从此东方不亮了。亚洲各国都在作深刻的调整,一俟调整完成,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重新起步,前途是无量的。

除了多读多思之外,还要多写。写作毕竟不是什么学术,而不过是一种技能,而技能不是可以靠听别人讲解原理所能掌握的,要靠自己刻苦地练习。据汪曾祺先生回忆,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开创作课,重点不放在讲课上,而放在指导学生练习上,就是让学生大量写作。他出的题都极为简单,如“我的小院有什么”、“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之类。汪先生写道：“他认为：先得学会找车零件,然后才能组装。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车的零件少了。”汪曾祺先生说,沈先生改作业十分认真,在文后用工整的小字写评语,有时评语比学生的文章还要长。他的教育方法是一对一地指导,像用手搀着孩子学走路一样,帮助学生练习写作。沈从文先生教创作的方法对于学习随笔写作很有意义。

在这方面,沈从文先生是我们的榜样。他只有小学文化,由于生活的压力,在地方武装里当了几年兵,做过收税员,却一直痴迷读书。20岁独自闯荡北京,无亲无故,试图靠写作养活自己。写了没地方发表,换不来钱,时常挨饿。大冬天还穿着夹衣,用被子裹着身子坚持写。他终于成功了,成了著名作家,大学教授。如果我们有沈从文先生那样的劲头,必定可以写出优秀的随笔来。

沈从文先生的方法也可以一试,就是从车零件开始。先从特写和点评开始,三五百字,描摹一个人、一个景、一件事,或者说一个道理、表达一种思想,这样积累经验,找车零件,然后写随笔,组装。零件好,组装得好,就是好随笔。

附录：丛林里的诉说

翻开地图,可以看到澳大利亚东北角有一个尖尖的半岛,像一只犀牛角,那就是约克角。它靠近赤道,三面临海,年降雨量达4000毫米。此地是澳大利亚雨量最充沛的地方,几乎完全被热带雨林所覆盖。凯恩斯是约克角上的第一大城市,因大堡礁奇异的珊瑚礁而闻名。这里还有澳大利亚唯一展示土著文化的场所,即查普盖文化公园。公园的介绍材料上说,这里将告诉你,当现代文明突然降临到有着4万年历史的古老文化时所发生的事情。

上一个冰川期,海平面下降,正是这个约克角,和托雷斯海峡对岸的新几内亚相连。土著是踏着这个陆桥来到澳洲大陆的。他们是黑色人种,来自非洲,但又不同于非洲的任何一个民族。他们的头发是黑色的,卷曲而呈波浪型,深目,高颧骨,黑眼睛,鼻如蒜头,口阔,唇厚而且外翻。他们不能归入任何一个人种,被学术界称为尼格鲁—澳大利亚人种。据说,他们先到了印度次大陆,有人说他们在那里和印度达罗比陀人的祖先混合,也有人说与一支高加索人种,即欧洲人种混合,然后沿印度洋东进。途中,可能又和一支汉藏语系民族混合。然后继续东进,越过马来半岛,跨过印度尼西亚星罗棋布的岛礁,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然后过陆桥,进入澳洲大陆。他们是分好几批陆续到达的。冰川期结束,海水淹没了陆桥,土著的祖先被封闭在大洋之中,传种接代,繁衍至今。

英国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说过,当早期人类不再以采集果子为生而离开森林来到平原上后,曾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曾经积极地探索过。但是,当他们过上半饥半饱、似乎很紧张而又不会有大灾难的生活之后,他们就不再探索了。这种状况延续了很久很久,结果是人类在几千年里几乎没有什么进步。比如,他们的工具和武器一直就是长矛和弓箭这类东西。这种情况,直到原始农业的发展,接着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人类由此进入了具有社会安全保障的历史新阶段。澳大利亚土著不幸一直处于这个停滞期,而且长达数万年之久。有学者说,他们来到澳大利亚后,甚至比他们在亚洲大陆时还退步了。

世界历史也表明,人类是在冲突和磨难,以及相互交流和学习中进步的。澳洲没有寒带,气候温暖,不需要穿衣服,就没有动脑子制作衣服的必要。晚上冷了,点一堆篝火就是了。而且,除了毒虫和鳄鱼,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威胁他们的生命,有的是心情羞怯而温和的袋鼠,一天睡18个小时、总是迷迷糊糊的树袋熊即考拉,还有不会飞翔,只会在地上奔跑的鸸鹋。这些都是土著的天然食物。他们还采集野菜野果、树干里的虫子、地下的植物块根、河里的鱼虾和贝类,足以温饱。他们在菜地上架起篝火烤袋鼠肉,吃饱了,树荫下一趟,呼呼睡去。他们居无定所,到处游荡,在本群落的活动范围内,哪里有吃的,就到哪里去。他们像鸟一样,十来个,二三十个一群,在各自的“家园”里觅食,平时互不干涉,各不相扰。一年有几天,一个部落的众多小群体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男女欢会,以避免近亲结合。

他们是经验丰富的博物学家。有好事者曾深入昆士兰州的土著部落,知道了他们食用241种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籽,用21种有毒的草投入水中,使鱼昏迷,然后捕而食之。他们没有定居的必要,也就没有定居的动力。整个大陆没有像样的高山,最高的才2230米。没有高山,不可能有大河。没有大河,就不可能产生农业。没有农业,也就不必定居。他们是一些“狩猎和采集”的人。总而言之,他们没有探索的必要。

澳洲不与任何一个大陆相连,没有其他民族来冲击他们宁静的生活,刺激他们的探索热情。像欧亚非三大陆的交通要冲中东地区那样激烈的民族冲突和频繁的交往是没有的。他们无从学习其他民族的发明创造,也无须装备自己以免被消灭。中东地区可以成为人类文明最早的摇篮,而澳洲土著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种种条件结合,使他们成为被主流人类群体遗忘的、长不大的民族。他们没有国家,甚至没有部落联盟,没有领袖,没有军队,没有统一的名号。英国移民笼统地把他们称为土著,就是原住民。美洲的印第安人也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但文化比他们先进多了,产生了国王,建筑了城堡。那是因为,印第安人离开亚洲大陆的时间比澳大利亚土著晚了两万五千年左右,带去了当时欧亚大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

土著文化公园里展示的石刀石斧是那样的简陋粗糙,专家认为是旧石器时代的作品。他们不知道金属,一根被手磨得光光滑滑的木棍,文字说明是土著挖掘用的工具。标枪也是用硬杂木的树枝做的,为了增加推力,和一个弯曲的活动木柄配合使用,原理是增加手臂的长度。此物被澳大利亚白人称作“标枪发射器”。别看简陋,打袋鼠绰绰有余。他们唯一的创造是飞去来器,也是硬木所磨制,呈月牙状,是打鸟用的。他们躲在丛林里,“呱呱”地学鸟叫,鸟就飞过来了,飞去来器飞出去,呼呼地在空中飞,鸟躲闪不及,应声落地。公园里的土著一手可以甩出两个甚至三个,场面颇为壮观。在展馆里,我没有发现弓箭,而弓箭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分野。澳大利亚土著在这个里程碑的那一头。

但他们会用火。公园里的土著表演了钻木取火,双手捧着一根硬木粗棍使劲搓,在一块硬木砧子上钻,三个精壮汉子轮流搓。终于,围在砧子周围的干草冒烟了,于是用嘴吹,吹着吹着,突然一下子冒出了火苗。他们没有衣服,男女老少都光着身子。火可以烤肉烤鱼,可以御寒。他们对火的认识相当深。澳大利亚大部分地方十分干旱,夏季多森林火灾。土著常常在雨季里放火烧出一片空地来,作为森林大火时的避难所。他们是用隔离带对付森林大火的先行者。目的还不仅如此。烧过的地方,长出新草,吸引了袋鼠等食草动物,土著就埋伏在附近。他们“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为了不惊动猎物,可以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一个姿势,一动不动。时机成熟了,又可以飞一样地奔跑。袋鼠奔跑的最高时速可达60公里,土著用木头标枪猎杀它们,没有力量和速度是不行的。

他们对土地和环境的感情是外人无法理解的。在他们心目中,土地、石块、山川、树木,以及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都是有灵有性、有知觉、有感情的。他们已经与环境融为一体。白人探险家常有在荒漠里渴死饿死的,他们不会。他们懒洋洋地走着,一天里从不多走。有时躺在地上,很久很久,仿佛已经死去。白人以为他们懒,可不久就发现,自己急躁,出汗多,口渴难耐,能量消耗也大。而土著却像骆驼一样,不紧不慢,保持了体力。而且,他们知道什么地方有水,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吃的东西。老桉树是中空的,里面常常积着水,是土著的天然储水罐。他们用木棍敲一敲,就知道里面有没有水。木棉花开了,他们知道渔汛到了。纸皮树开花时,可以采到最甜的野蜂蜜。他们有着特别灵敏的鼻子和特别敏锐的眼睛,嗅一嗅,就知道附近有什么动物,察看地上的脚印,就知道什么动物,在什么时候经过这里。

他们从来不埋怨自己的家园。在荒漠里找不到水和食物时,白人会说,他们还不熟悉这个地方。而土著会说,土地还不了解自己,不准备接纳自己。他们相信,每个人的灵魂不在自己的躯体之内,而在家园的某一个地方,或附着在石头上,或附着在树上,要不就附着在某种动物身上,他们自己不过是灵魂的肉化,人死之后,灵魂依然存在,在他们的家园里,等待着再次肉化。因此,土著离不开自己的家园,一旦离开,就失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近代,土著大批流散,离开了各自的家园。有土著用英语谱了一首歌,叫《可怜的伙计,我的家园》,倾诉被迫离开家园的痛苦,非常伤感哀怨,在土著中十分流行。可见,200多年了,他们还是深深地依恋着自己的家园。

对土地宗教般的感情是土著低下的生产力在精神领域里的折射。所谓家园,是土著小群落的活动地盘,富庶的地方地盘小,贫瘠的地方地盘大,以够养活这群人为度。部落间也通行这种分配原则。没有法律规定,完全是自然法则,许多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也有这样的法则。灵魂把土著限制在各自的领地里,可以防止群体之间的冲突。但冲突总是难免的,他们的办法是忍,忍无可忍才斗殴。有趣的是,斗殴也有限度,白人称其为“有限流血原则”,杀死了肇事者,冲突就戛然而止,没有那种一代一代“大冤家”式的对抗。

看过悉尼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土著的歌舞表演吗?那种原始味很适合现代人的口味。查普盖土著文化公园里的表演者们在自己的腰间围了一块布,为了不至于和现代文明太对立。他们用白垩土和黄色赭石在身上和脸上画了一条条、一点点的花纹图案,从远处看,那斑驳的花纹和那新掉了皮的桉树树干十分相似。可以断定,这样做原本是有实用价值的,那就是便于打猎时隐蔽埋伏。所用乐器也取自自然,没有喇叭、唢呐和鼓钹。所谓乐器,其实是在石头上磨光的两根中间粗、两头尖的木棒,或者两块木板。由于木质十分坚硬,互相敲击时,发出金石之声。吹奏乐器也是有的,叫“迪吉莱杜”。那是一根胳膊粗的桉树干。土著把这样一根树干往白蚁窝上一插,让白蚁将其蛀空,白蚁能把树干内壁啃得十分光滑,有利于声音的反射共鸣。它没有簧,吹奏者完全靠嘴和舌头的变化控制声音,通过木管的共鸣,呜呜作响。演员非常认真,时而呜呜咽咽,如诉如泣;时而奔腾澎湃,如狂风暴雨。我闭目静听,一个词跳了出来：地老天荒。他们没有舒展柔和的舞蹈,全都那么激越粗砺,有时模仿动物,有时模仿狩猎,有时模仿战斗,配以木板木棒的激烈敲击,迪吉莱杜的呜咽,以及惊心动魄的吆喝,不由人不激奋。

历史就在这块孤立的大陆上凝固了。美索不达米亚7000年前就有了文字,泥板就是他们的图书。澳大利亚土著直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语言却有500多种,如今已经消亡殆尽。土著4万年的历史湮没在了迷雾里。但公园里模拟土著历史的声光剧却坚定地说：“我们的历史就写在大地上。”

自然,口口相传的历史还是有的。关于他们的来历,500多个部落,有500多种传说。声光剧场里表演了查普盖部落的故事。它告诉观众,他们的祖先是一枚神鸟的蛋孵化出来的。一蛋所生哥儿俩,一个代表干,属于善;一个代表湿,属于恶。约克角和大陆其他地方不同,雨水太多,淫雨绵绵,湿就代表了恶。我惊异,即使是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澳大利亚土著,也已经具有善与恶的道德观。善恶二元论概念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观,为人类所有宗教所信奉。但在200多年以前的漫长时间里,澳大利亚500多个部落显然没有体验过真正的恶。

1770年,库克船长肩负着英国皇家海军与法国争夺殖民地的秘密使命,绕过非洲,东渡印度洋,在太平洋里找了好久,终于到达澳大利亚东海岸,“发现”了“新大陆”。这年4月29日,库克的船队来到了如今悉尼以南的一个风景秀丽的港湾。随后来到的,是一批一批的流放犯。英国工业革命后产生的大量富余劳动力是通过向外殖民解决的,他们堂而皇之地来到了这块荒蛮的土地上,不需要偷渡,也不需要签证,更没有什么红卡绿卡。他们砍伐森林,种植小麦,养牛养羊,占领和破坏了土著的家园。4万年的平静,4万年的平衡,顷刻之间被打破了。土著开始抗争,疯狂地,绝望地,拼死地。然而,没有任何社会组织的群体,不可能组织起任何有效的抵抗,像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新西兰的毛利人那样。土著被当作害兽被消灭。有历史著作记载,直到19世纪20年代,“某些牧场主还以射杀所有他们见到的土著为骄傲”。有一个白人在回忆录里记录了一个土著老人的话：“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我们被猎杀、射杀、毒杀,我们的妻子、儿女、姐妹被掠走。他们夺走了我们觅食的土地。我们饥饿难耐,拿了他们一点儿面粉,或杀了他们一头小牛充饥,他们就用枪射死我们,用毒药毒死我们。如今,他们为土地付给我们的,只是一张羊皮。”老人没有冲天的怒气,只是幽幽地诉说着心中的苦和怨,像一只受伤的袋鼠,一边舔着身上的血迹,一边呜呜地哀鸣。现代土著诗人杰克·戴维斯写道：

“所有的部落已经消失,

所有的长矛都已经折断。

在这里,

我们曾经饮花餐露,

你们却洒下一片砾石。”

迪吉莱杜还在呜呜地吹,诉说着土著心中的苦和怨、爱和恨。

许博渊,1943年6月生,江苏无锡人,新华社高级编辑。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波斯语专业。1971年到新华社从事国际新闻工作,2004年退休。其间曾作为记者常驻阿富汗、伊朗和澳大利亚,共计14年,并曾临时采访中东地区各国。曾任《望》周刊副总编辑。

20世纪80年代出版译作《阿什拉芙公主回忆录》,2004年出版著作《澳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