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中国当代社会的分析介绍

第一节　转型中的中国当代社会

当我们从现代主义乌托邦般的梦幻中醒来,猛然间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已在我们身上不知不觉地打下了烙印:我们喝着畅销全球的可口可乐,看着流行网络文学,休闲、娱乐、时尚成为我们消费的最重要标准,消费文化已经日益明显并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中国的个体空间和大众场域。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历史转折时期,或者说一个广阔的历史的间隙地带。

一、商业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渗透与扩张

当今世界消费社会的基本形态对今天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个后现代或者后物质时代,文化已经商品化,而商品又已经消费化。也就是说,文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能被炒作、被关注。英国著名社会学与传播学教授费瑟斯通也是如此来分析文化与商品之间的互渗关系:“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之中。”^[1]在技术高度发达、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商业主义在艺术—文化领域的渗透与扩张已然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后现代工业社会,“人们不再为艺术在‘技术上的可仿制性’而痛苦,人们懂得,工业并不意味着艺术的结束,而是意味着艺术的变革”^[2]。

在一个中国式的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艺术消费的意识形态内核披上了商品消费的包装,艺术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也像其他一切产品一样,被纳入商品经济的法则。随着文化的高雅目标与价值屈从于生产过程与市场的逻辑,文化工业也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迎合大众消费欲望,利用现代的声像技术,对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以富有感官刺激的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如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与艺术灵韵,撤除经典的神圣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与装饰。就这样,在文化工业与商品逻辑的双重胁迫下,文化、艺术与商品经济在交媾中融化,即一切都可以拿来消费,文化亦难免被消费的命运。在博德里亚看来,“一切都由这一逻辑决定着,这不仅在于一切功能、一切需求都被具体化、被操纵为利益的话语,而且在于一个更为深刻的方面,即一切都被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被展现、挑动、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3];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快感和满足感以及体现身份和参与意识,一切存在物都被转化为各种各样的形象或类像本身,消费者的各种生活的欲望以及改变世界的愿望,都可在形象的消费中得到满足,一切又都可以美其名曰“文化”,“它配合着一整代新生消费者的新鲜口味,它笼罩着一个自我陶醉的影像世界”^[4],在文化的氛围里人们捕捉着快乐时光,文化在这里是一个动感十足的花瓶。

文化艺术与商业之间的边界开始消失,文化生产本身正成为最强盛的经济产业之一。电子传播媒介的运作方式就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经济活动。比如,电视影像生产产生了巨额的利润,无不暗示了传播媒介、文化生产与经济的共谋关系。我们说后工业化社会不断地生产和消费着欲望,这种精神的、想象性和虚拟化的消费正与电视传播媒介形成了很好的契合,它所传播的内容是一种适合全球共享的“文化快餐”,奉行的是“快乐原则”、“游戏原则”,更加注重商业性,采取适应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策略,在娱乐性的面罩下,淡化和消解传统、世俗、意义。它事实上是调用人们的感官、本能作为赢得收视率、换取商业利润的资源,将商业逻辑运作深入到人的本能、欲望的层次,借人的快感满足以增殖。《超级女声》、《梦想中国》等选秀造星节目正是凭借商业操作和电视播出完美结合的赛制决定了其影响力。作为“超级女声”的品牌拥有者———天娱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鹏从来不掩饰“超级女声”在商业利润上的诉求:“整个赛程的安排完全是从商业的角度进行设计的,每一个阶段都贯穿着商业的味道。”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商业运作的大势使时尚、手段、风格、舞台都由商业给定,青年的所谓别出心裁可能只是商业齿轮中的狂奔乱跳,先锋性、批判性可能受制于商业利润驱动,成为在商业指挥棒下的寻找感觉、发泄激情。”^[5]

二、价值观的嬗变

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生活中基本价值的信念、信仰、理想等思想观念的综合。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纳得·英格莱哈特明确提出,当今世界各国的价值观变迁实际上存在两个维度:一个是现代化维度,它反映的是从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转变的程度;另一个是后现代化维度,它反映的是从生存价值向幸福价值转变的程度。此外,他还依据近20多年来的纵惯数据,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当今世界发达工业社会出现的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转变的文化变迁趋势。他认为,已经并将继续发生的这种文化价值变迁,在其方向上显著地不同于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现代化”,因而,人们再也不能用“现代化”这一概念来对它加以概括。相反,对于发达工业社会正在发生的这种文化价值变迁,用“后现代化”这一概念来加以概括则显得更为准确和恰当。^[6]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的制度性改革,不仅造就了整个中国文化领域的广泛的结构性变异,同时,它也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部,产生了相应的深刻变动,不断促使广大民众在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迅速变更,进而形成了整个中国社会在文化层面上的精神分化与重组。另一方面,因为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影响,西方在后工业社会时期才出现的后现代价值观,无疑会渗入中国人的价值结构当中,影响到今日大众尤其是青年价值观的变迁。

一项最具有代表性的全国性的调查研究指出,青年的价值观变迁存在着三个基本的演变取向:“群体本位取向向个体本位取向的偏移;单一取向向多元取向发展;世俗性的价值目标正在取代理想主义的价值目标。”^[7]这三个演变取向可以说既是从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从生存价值向幸福价值转变的后现代化维度。

所谓的从生存价值转向幸福价值,亦即从生存价值转向自我表达的价值,是指在消费社会中,现代人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而是为了表现自我或表现自我价值,最重要的是人是按照最自由的样态,按照人心中的欲望生活。在消费社会中,人的本性得到最大的张扬,“个人能通过努力实现愿望来塑造自我”,“人人都有更多的获得生活方式的自由———因此身份———即人们的选择就可能混入一个想象的机会平等的世界里,造成一个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表面现象,尽管某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自由”^[8]。

除此之外,“新型中产阶级群体主张快乐道德观是一种责任。这一信条使不开心成了失败的标志与对自我价值的威胁。人们不仅允许快乐存在,而且要求快乐,这样才能促使个人快乐地工作。这是费瑟斯通所说的精明的享乐主义的基础,信奉这种享乐主义的个体会很策略地出入快乐设下的圈套,享受克制的、受压抑的悬念所带来的欣喜”^[9]。他们想要的并不是传统的道德意义和精神层面的思考,而是一种轻松的调侃,不能满足人们工作之余消遣娱乐的作品受到了冷落。传媒消费主义倾向正是以个体及其欲望为内在基础,从日常消费的意义上来理解生活与人生,将享受、娱乐视为生命价值的实现。

在消费逐渐取代生产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兴趣的中心时,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亦呈现了一种向感性“享乐”动机的充分归趋。斯多特与伊丽莎白·埃文在《欲望的通道》中提到了关于近来消费文化发展趋势的三个征兆:“今天已没有风格,有的只是种种时尚”;“没有规则,只有选择”;“每个个人都能成为一个人物”。还有被乔治·齐美尔视作时尚的核心动力的倾向于竞争、平等和效仿的趋势以及倾向于差异、个性和区分的趋势,这些均在媒体中得到充分的顺应并淋漓尽致地加以发挥利用。同时媒体也敏锐地认识到:“更年轻的边缘化的‘新X一代’才是后现代文化的更热心的生产者与消费者。”^[10]正如西莉亚·卢瑞在《消费文化》中所指出的那样,“青年亚文化对打破高雅文化和俗文化的界限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当代后现代文化的一个特色”;“青年文化是在迅速发展的消费文化中争夺意义控制权的场地,这些争斗体现在服装、行为、音乐和语言中”;“‘亚文化回应’不是简单的肯定或拒绝,既不是‘商业剥削’也不是‘纯粹的反抗’……它既是表达独立、另类、陌生意义的宣言,也是对无个性特征的从属地位的拒绝。它是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同时,它也是对缺乏权力这一事实的确认,是对无能为力的颂扬。”^[11]同时,青年亚文化代表了对强化的市场的一种真实的回应。“媒体生产商极度地依靠观众市场份额时,青年对广告商来说不仅变成了有特殊价值的销售市场,而且他们变成了这样的一部分观众:他们的观点可能预示着普通观众在未来几年内对电视的看法。因此,赢得这部分青年观众就能确保未来商业的成功。正如弗里思所说,在媒体内部市场化过程日益强化的环境中,这包含了对青年的一种认识:青年不再是变化的象征,而是进行选择的代表,在商业化媒体环境中做出选择的观众。”^[12]

所以,自2005年以来轰轰烈烈的选秀造星运动在中国遍地开花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它给了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们寻找身份认同和欲望投射的机会,它顺应了大众生活过程中不再追求自身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深度,而是主动寻求能直接体现当下满足的活动形式和内容,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活的直接乐趣的民意。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娱乐和文化的范畴,折射出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

自从步入消费时代以来,消费生活与当代人的生存意义之间开始产生不少差距,大多数人不再生活在饥饿和经济不安全中,这导致人们在精神归属和消费价值观念上的变化。在如今全球化语境中,创业者的传奇已到处让位于消费者的神话。“自我奋斗者”、创始人、先驱者、探险家和垦荒者的一生的传奇色彩已经失效,不再是新生代的偶像。对明星的追逐,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大众最普遍的消费。明星是视觉文化的宠儿,没有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就没有明星。在这个大众传播媒介极为发达和“形象代言人”流行的年代,各种影视、歌舞、体育明星等逐渐取代“生产英雄”,占据越来越显著的地位。大众传媒在大众文化传播中炮制着一个个明星神话和一篇篇明星传奇。明星们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一种形体的审美,感官的愉悦与享受。这种媒介形象与“生产英雄”具有本质的区别,在他们身上已失落了“生产英雄”的崇高美、悲壮美,可他们却为普通人特别是青少年们极力推崇,对明星的消费,成为人们生活中一股难以抗拒的时尚潮流,因而这些明星也被称为“消费偶像”或者“消费明星”。

实质上,对明星的崇拜体现了人———作为类和个体———自我超越的欲望。崇拜者在迷狂状态用自己所塑造出来的幻象暗中置换了明星。明星成为一个引发无限想象的被超越的原型,崇拜者下意识地把自我实现的愿望化作对他们的追求,这时明星已成为一种成功的象征,似乎明星们的成功就是崇拜者自己的成功,明星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

由于经济、技术等条件的限制,过去人们只能将追求完美的理想寄托在少数人(比如明星)的身上。但现在,时代不同了,后现代消费社会通过消费机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倡导并真正实现着在消费面前的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多元并生共存的时代。它既允许人们自由地发出这样的声音;也允许人们一如既往地发出那样的声音;它既允许人们做这样的梦,也允许人们做那样的梦。当今价值观念的多元,使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价值观念判断角度来完成一次主角之旅,哪怕是过把瘾就死。

对于新一代人来说,明星已不仅仅是他们膜拜的偶像,更是他们渴望成为的目标。从过去的升官梦、发财梦到现在幻想一夜成名的明星梦,折射出主体自我表现意识的增强。在商品经济时代,人类的信仰需要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这些现实功利之物的追求表现出来,对权力的掌控、财富的占有,显示了地位和身份的高贵。但同时,消费社会的现世主义价值观念和大众传播的发达又使人们认识到,证明和实现这样的主体自我所具有的价值不一定只有靠升官等途径,在传播媒介发达的时代,谁都有可能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在电视媒体发达的时代,“圆梦”不只是私下里在心中达成的秘密,谁都有可能成为明星。谁说造梦是明星的专利?受众也要登上这绚烂的舞台,并不甘心只做一名看客。文化工业借助大众传媒可以帮助人们去创造和演绎人所能达到的美好程度,挑战身体的运动极限和形象极限。类似“流行偶像”、“美国偶像”和我们眼前的《超级女声》、《莱卡我型我秀》、《梦想中国》,就是媒体明星的最好制造者。“想唱就唱”,让每个人都点亮了心中暗藏许久的幻想,“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的“自我欣赏”,但仍然会有“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的可能性,还会得到比如滚石或华纳唱片公司的巨额签约订单,功成名就,名利双收。所以,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了《超级女声》、《莱卡我型我秀》等海选报名现场也就不足为奇了。电视选秀造星节目可以说是大众编制幻想、表达欲望的最佳文化载体。而那些“粉丝”们为自己喜欢的偶像大打口水战,甚至有组织、有步骤地实施各种策略来影响选举结果。这一现象,扩展到社会心理层面去分析,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消费时代的人们尤其是缺乏社会成就感的年轻人寻找身份认同和自我肯定的心理的外化行为表现。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粉丝”联盟称之为寻找身份认同的“情感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