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文学科的发展
剑桥大学在发展自然学科的同时,还积极发展人文学科,做到文理学科并重。因此,在剑桥大学人文学科中,也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人才和作品。
(一)历史
托马斯·格雷
1724年,剑桥大学设立了皇家历史教授席位。英国著名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是18世纪时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的杰出代表。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彼德豪斯学院,并在剑桥大学度过了后半生。他虽然少有著述,但他潜心读书致力于充实自己的学识。1866年,神学家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建议,应该让历史学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次年,历史学荣誉学位考试在剑桥大学正式设立,并且由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希利(John Robert Seeley)任历史学教授。作为19世纪剑桥学派创始人,希利以政治史、殖民史和外交史见长。他的代表作是《英国的扩张》(The Ex pansion o f England),这是对欧洲历史的一个巨大贡献。他认为,必须把历史学作为一个更加合理、更具有实际应用性的课程来对待,这对剑桥大学历史荣誉学位考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从1875年开始,历史学荣誉考试渐渐发展起来,参加考试的人数也在陆续增加。“1875年至1895年的20年间,剑桥大学有403人通过了历史荣誉学位考试。其中,三一学院有148人,国王学院有56人。在这些人中,三一学院有11人获得第一名,59人获得第二名,78人获得第三名;国王学院有19人获得第一名,27人获得第二名,10人获得第三名。”[23]
1895年,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勋爵(Lord Acton)接替希利担任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他主持编纂了著名的《剑桥现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并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和《剑桥中世纪史》(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以及《剑桥中国上古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 f Ancient China),不仅成为撰写历史丛书的典范,而且提高了剑桥大学历史学科在英国高等教育界的地位,还将历史学变成了剑桥大学一门真正的学科。在艾克顿之后,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道弗斯·威廉·沃德(Adolphus William Ward)接任。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学问的历史学家之一,一生专注于历史学研究,对宗教历史更为熟知。在他的努力下,历史学在剑桥大学变成了一门学术性学科,使剑桥大学成为欧洲历史学研究的中心。
尽管希利和艾克顿精心设计了历史课程提纲,并给历史学荣誉学位考试带来了更大的声誉,但是,他们并没有将历史学变成一门能够进行透彻研究的学科。实际上,随着1911年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协会的建立,历史学开始成为剑桥大学的一门主要学科,培养了一批既年轻又有很强专业性的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通过历史学家协会联系在一起,为历史学制定新的教学提纲,在提高历史学学术性的同时,也提高了历史学的专业水准。到1914年时,剑桥大学已有14个学院设置了历史专业课程,不断对历史学荣誉学位考试进行改革和完善,使得考试结构和内容更趋合理。20世纪20年代,参加历史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人数稳步上升;到20世纪60年代,剑桥大学历史学科的水平已经能和牛津大学历史学科平分秋色了。
(二)语言学
早在16世纪,剑桥大学就开设了希伯来语课程,并分别于1632年和1724年设立了两个语言学教授席位。1867年,剑桥大学又设立了梵文教授席位,爱德华·拜尔斯·考威尔(Edward Byles Cowell)担任第一任教授。考威尔毕业于牛津大学,凭借他对梵文和波斯文化的广博知识很快赢得了声誉。他不但带动了剑桥大学语言学的发展,而且还带动了剑桥大学一批年轻的语言学家,例如,古典语言学家沃尔特·威廉·斯基特(Walt William Skeat)、古典历史学家詹姆士·里德(James S.Reid)、古典语言学家约翰·佩雷(John Peile)等。正是这些语言学家的贡献和努力,使得19世纪剑桥大学的语言学专业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870年,威廉·莱特(William Wright)担任剑桥大学阿拉伯语教授,他不仅帮助剑桥大学建立了东方语言研究中心,并且使英国政府与剑桥大学的联系更加紧密。在他的倡导下,剑桥大学于1878年设立了犹太语荣誉学位考试,主考官包括冈维尔和凯斯学院的著名语言学家罗伯特·本斯利(Robert Bensley)。剑桥大学于1879年还设立了印度语荣誉学位考试,主考官是爱德华·考威尔和约翰·佩雷。剑桥大学的语言学学科逐渐增多,并逐渐完善起来。这使得语言学成为剑桥大学的优秀学科。
李约瑟研究所
语言学还和历史学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成立了中东研究中心和南亚研究中心,其研究范围包括蒙古、日本和中国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就是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为专门促进东方语言学的发展和研究,剑桥大学成立了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1948年,李约瑟先后在中国助手王玲博士和吴桂珍博士的协助下,开始编写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为剑桥大学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使剑桥大学成为欧洲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在这部系列巨著中,他以浩瀚的史料和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的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24]李约瑟本人也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
在积极开展东方语言学研究的同时,剑桥大学还开设了其他语种。20世纪初期,著名闪语[25]语言学家弗朗西斯·克罗夫特·伯基特(Francis Crawford Burkitt)就是一位杰出代表。他于1925年出版了《摩尼教徒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Manichees),这是一本通过对闪语的研究进而对摩尼教进行研究的著作,强调了摩尼教所受到的基督教影响。
除此之外,剑桥大学也很重视英语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语言学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英语语言学家。其中,亚瑟·帕西瓦尔·罗西特(Arthur Percival Rossiter)就是一位杰出代表。他不仅详细而透彻地分析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学家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作品,使剑桥大学对莎士比亚的研究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在剑桥大学,许多英语语言学者将各种理论引入语言学领域,包括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理论,拓展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
20世纪50年代,剑桥大学语言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更加深入研究语言学本身的特质和语言功能的特点。到20世纪60年代,语言学研究又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用新的方法和理论来研究问题,形成了新的模型和新的发展方向。
(三)法学
从13世纪起,剑桥大学就开始教授法学。其所教授的三种主要法律是源于中世纪的圣典法、公民法和普通法。在宗教改革之后,圣典法在剑桥大学被取消了,但公民法和普通法得到了保留。1684年,剑桥大学规定法学专业要学习3年方可获得学位;3年之后,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能力决定是否继续学习法学,再学习3年才可获得更高学位,而且只有一次考试。1766年,剑桥大学皇后学院院长J.H.普拉姆(J.H.Plumb)就指责剑桥大学对于法学专业过于严厉和苛刻。于是,1768年,剑桥大学作出了调整,规定如果一个人文学科的学生要在法学系毕业,必须参加法学荣誉学位考试,并证明他在教授的指导下至少上过3学期的课程。
18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家塞缪尔·哈里法克斯(Samuel Hallifax)对剑桥大学法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根据他的建议,剑桥大学于1850年制定了法学博士学位课程,由此形成了从学士到博士的一个完整的法学学位体系。同一时期,基督教新派创始人、法学家约瑟夫·朱伊特(Joseph Jewett)继续了哈里法克斯有关公民法的论述,并于1816年在剑桥大学举行了改革后的公民法考试,给法学博士学位考试增加了更多的学术内容。因此,1818年,参加法学考试的学生只有3人;但到1857年时,参加考试学生的人数已增加到24人,其中三分之一的学生以及一半的高分获得者都来自于三一学院。[26]在哈里法克斯和朱伊特的推动下,剑桥大学法学学位考试和课程逐渐完善起来,并于1858年正式设立了法学荣誉学位考试。
亨利·J·S·梅恩
继哈里法克斯和朱伊特之后,英国法学家、人类法学的先驱亨利·J·S·梅恩(Henry James Sumner Maine)担任剑桥大学的法学教授,对法学课程和学位考试继续进行改革。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剑桥大学的法学荣誉学位考试所涉及的题目在1858年后被公民法所替代,从而奠定了剑桥大学公民法的学术地位。
进入20世纪之后,剑桥大学逐渐完善了法学荣誉学位考试,并拓宽了法学的研究领域,具体涉及国际法、犯罪法、财产法和行政法等。此外,剑桥大学拥有以威廉·沃里克·巴克兰(William Warwick Buckland)、阿诺德·麦克奈尔(Arnold D.McNair)和珀西·温菲尔德(Percy Winfield)为代表的著名法学家,培养出大量优秀的法学专业学生和律师。
(四)神学
在19世纪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中,只有少数严肃的神学家。但各教区的大主教们都希望神学院发展得像大学学院一样多,以满足培养神学人才和牧师的需要,以及对全体教民布道的需要。19世纪60年代,由于学院趋向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因而导致神学研究员人数的下降。到20世纪初期,尽管神学研究员人数较少,但呈现出这样一种情况,即牧师的职位越来越专业,牧师专业化标准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神学专业在剑桥大学的发展。
随着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神学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在19世纪中期,剑桥大学几乎没有神学课;但从1870年开始,神学在剑桥大学成为了重要的课程。这表明神学在剑桥大学是在困难中得到发展的。之后,学习神学课程的学生逐渐增多,宗教性社团也开始成立起来,例如,圣三一公会(Confraternity of the Holy Trinity)、基督教联合会(Christian Union)、剑桥大学教会协会(Church Society at Cambridge)等。
总之,19世纪还是剑桥大学神学学科发展的黄金时期。正像当时著名的神学家欧内斯特·戈登·洛普(Ernest Gordon Rupp)所说的:“16世纪的人难以设想没有基督的信仰。”到19世纪60年代,剑桥大学在神学方面已有很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令人敬仰的教授。塞尔文学院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发展神学。因此,在19世纪60~80年代,剑桥大学在神学学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到19世纪90年代,神学学科的发展不仅反映了在剑桥大学学术领域的提升,而且也使塞尔文学院获得了神学学科领域的崇高地位。
(五)汉学
随着英国与中国外交与贸易联系的不断加深,一种对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系统了解的需求便逐渐产生了。英国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于1837年在伦敦大学设立。半个世纪之后,即1888年,剑桥大学才设立了汉学教授席位。1875年5月13日,剑桥大学校评议会建议设立东方研究系(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在同年11月6日东方学系提交的方案中建议设置包括汉学、叙利亚语和古埃及语在内的3个教授席位。但直到1887年12月12日,剑桥大学才最终确定设置汉学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职位。校务委员会规定,这个职位负责在校内倡导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并且这个职位不能由本校其他教授兼任,也没有薪水。
威妥玛爵士
之后,校务委员会任命威妥玛爵士(Sir Thomas Francis Wade)担任此职位,由此产生了剑桥大学第一个汉学教授。威妥玛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他在担任英国驻华外交官期间,编辑了汉语学习教材《自迩集》(上下两册):《语言自迩集》和《文件自迩集》,作为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学生的汉语教材。同时,他还翻译了大量的中英官方文件,收集了大量的汉籍。
翟理斯
在1895年威妥玛逝世后,汉学教授的席位空缺了2年多。直到校务委员会1897年6月更改汉学教授章程后,才由曾任驻华外交官的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出任。从1897年到1932年,他主持汉学教授席位长达35年。由于剑桥大学前两任汉学教授的共同背景,因此,研究方向也主要都集中于语言翻译与字典编纂。他们最为出名的成果便是将汉字罗马化的拼音系统,也是现今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的使用系统。
第三任汉学教授由慕阿德(Arthur Christopher Moule)担任。他于1933年至1938年任职剑桥大学。正是在这个时期,汉学教授席位从单纯的语言研究开始向文学与历史研究延伸。因此,汉学教授变为了中国语言与历史教授(Professo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istory)。
第四任中国语言与历史教授哈隆(Gustav Haloun)曾经在布拉格大学、哈雷—维滕贝格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Wittenberg)、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9ttingen)任教,对中亚大月支古国很有研究。
第五任中国语言与历史教授是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成员、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荣誉教授,对于汉语语音体系颇有研究。
第六任中国语言与历史教授是崔瑞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因研究中国历史而著名,编译了著名的《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 f China)。
第七任中国语言与历史教授是杜德桥(Glen Dudbridge),1962年于剑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3年至1964年就读于香港新亚研究所(New Asia Institute of Advanced Chinese Studies),1967年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5年被剑桥大学委任为教授。1989年起任牛津大学教授、汉学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传统叙述、中国古典小说、中国通俗文学和中国史学与历史文献。
第八任中国语言与历史教授是麦大维(David L.McMullen),1989年至2006年任职。他也是剑桥大学亚非学院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学研究主任、中国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唐代历史。著有《唐代的国家与学术》(State andScholars in Tang China,1988)等。
现任中国语言与历史教授是胡司德(Roel Sterckx),还兼任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院士,从2006年起任欧洲汉学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EACS)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先秦研究,著有《古代中国的兽与鬼》(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2002)、《传统中国的食物、政治和宗教》(Food,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raditional China,2005)、《早期中国的食物、祭品与圣贤》(Food,Sacrifice,and Sagehood in Early China,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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