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久弥新的学术自治
美国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指出：“大学本身是一个自主和自治的实体”。[5]如同中世纪欧洲大学，牛津大学在形成时也是一个仿照中世纪行会方式组成的、由教师和学生共同构成的学者社团。在8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与教会、王权以及政府的合作与斗争的过程中，牛津大学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和特权，正是这些自治权和特权为学者探究学问提供了学术自由和物质基础。牛津大学的学术自治既是西方行会制度发展的产物，也是大学与社会各方面关系发展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牛津大学的学术自治内涵得以发展和丰富，其学术自治地位更加稳固。
在英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牛津大学的学术自治走了一条适应历史发展、符合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松散的学者行会，牛津大学从其形成初期就具有自我管理的特征。当牛津大学成为欧洲第三个学术中心时，罗马教廷和王权相继给予特别的关照，因而建立了相互扶持的关系。这种关系对牛津大学至关重要，因为牛津大学尚处于形成阶段，学术自治的地位并不稳固。在《伊丽莎白章程》颁布后，牛津大学享有了真正的自治地位。此时是牛津大学与王权的关系最好的时期。但由于牛津大学被王权牢牢控制在手中，其自治地位也被削弱了。进入近代社会，在英国建立立宪君主制国家后，政府和议会成为牛津大学主要的社会关系。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由于王权的严格控制，进入衰落期的牛津大学几乎没有什么学术自治可言。但从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这一时期，是牛津大学学术自治的黄金时期，政府几乎没有施加任何干预，其所享有的学术自治权是空前的。二战后，在尊重大学发展和自治传统的前提下，英国政府采取了不直接干预的政策，这使得牛津大学既获得了“国立大学”的待遇，又享有充分的学术自治，从而推动了牛津大学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到来，英国政府不得不紧缩银根，开始大幅减少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但与英国其他大学相比，牛津大学还是幸运的。正如英国教育学者汉斯·戴尔达和爱德华·希尔斯所指出的：英国的统治阶级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总是毕恭毕敬的。无论财政部，还是大学拨款委员会，他们都会告诫继任的政府，无论如何，对待这两所大学都必须保持极大的克制。[6]实际上，从大学拨款委员会成立起，牛津大学就一直受到英国政府的资助，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牛津大学应该是一所“国立大学”。然而，正是因为英国有着尊重大学的传统，所以牛津大学的学术自治体制一直保留至今，其学术自治地位得以延续。
应该看到，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牛津大学的学术自治地位是逐步得以确立和巩固的。尽管先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教会、城市、王权以及政府的干预，相互之间有过冲突、有过抗争、有过妥协、有过合作，但牛津大学一直强调并努力维护自己的学术自治地位。因为牛津人始终相信，不断发展、充实、更新的学术自治地位是牛津大学培养精英人才和教学科研发展的必备条件。所以，牛津大学前副校长威廉姆·D·麦克米伦指出：“牛津大学是一个复杂的自治机构。学术自由和学院制的独立在这里根深蒂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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