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学术职业的组织特性

时间：2023-11-0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伯顿·克拉克认为，学术职业是一个学术部落和学术领地的集合，[2]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社会组织，并具有组织的一些共性特征。从整体上而言，大学学术职业的组织特性主要体现在组织基础、组织内部构成、组织核心价值追求以及组织的管理特性等四个方面。所谓“大学主体”，即院系中以基础研究和教学为主要职能的学科组织；而从事应用和开发研究的机构，虽然与前者属于同一学科，但在组织机构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论大学学术职业的组织特性

王应密　张乐平　牟艳华

（华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学术职业的概念缘于西方，是一个集学术和专业为一体的合成名词，因而也同时融合了学术与职业两个概念的内涵。它既与大学或相似机构中的专门学者或资深学者相联系，又具有（专业性）职业的内涵特征和基本属性。洛根·威尔逊（Logan Wilson）在1942年出版的《学术人：对教授职业的社会学分析》一书中他把大学教师称为学术人，认为，无论何处，学术人基本功能的宽泛陈述就是：保持、传播和创造知识。^[1]在他的研究中，学术职业即大学教师所从事的学术专业。此后，在高等教育的研究领域里，学术职业一词开始具有了与大学教师及其所从事的职业含义上的联系。伯顿·克拉克认为，学术职业是一个学术部落和学术领地的集合，^[2]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社会组织，并具有组织的一些共性特征。

但是，大学学术职业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即大学学术职业的组织特性。这种组织特性的存在不仅使得大学学术职业区别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大学学术职业与社会其他研究机构中学术职业的不同。从整体上而言，大学学术职业的组织特性主要体现在组织基础、组织内部构成、组织核心价值追求以及组织的管理特性等四个方面。

一、学科：大学学术职业的组织基础

众所周知，大学是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高度专业化的学术组织，是一个传授知识、创新知识、用知识服务于社会的场所，可以说知识是大学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基本材料。而这些知识体现在大学里就是一门门的学科。大学是围绕学科组织起来的“学问之府”、“知识加工厂”，而大学学术职业者就是生活于其中的知识加工者，他们聚集在一门门的学科中，在大学和学科提供的双重平台上工作。

大学中的学科是高等教育系统中最基本的学术组织（而不只是学术上的分类），是大学各种功能的具体承担者。^[3]大学中的结构都是以大学学科结构为存在的前提。大学里的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必须依托一定的学科才能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特定知识领域的学科构成了大学里的基本单元和组织细胞。“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高等教育的生产车间时，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群群研究一门门知识的专业学者，这种一门门的知识被称作‘学科’，而组织正是围绕这些学科确立起来的。”^[4]学科不仅作为知识的体系在发展，它还作为一种学术组织在大学中发展演变。各种专门教职的出现，是大学中的学科逐步实现组织化发展的基础。学科以不同类别的知识为核心，将拥有相同知识背景的学术职业者聚集在一起开展各项工作，“它们有自己的活动范围，有为数不少的成员会誓死保卫他们的领地不受其他似乎能威胁到现在组织自身存在的历史结构的思想的侵蚀”。^[5]院系组织的建立更是使得学科这一无形的知识领域在大学得到确认，正是通过一个个的院系组织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大量学科的存在。伯顿·克拉克指出：“无论哪里，高等教育的工作都按学科和院校组成两个基本的纵横交叉的模式。各学科穿过地方院校的界线，各院校又反过来收拾各学科的亚群体在地方集合起来。”“高等教育组织的心脏是各门学科事业单位之间形成的相互交叉的矩阵，这种矩阵把原来规模较大的系统转变成千万个相互联系的交叉点（这些交叉点为各个追求自主且有独特思想风格的思想家集团所占据）。高等教育中的工作正是在这些交叉点上完成的，学科和事业单位的生产力也是在这些交叉点中汇聚的。”^[6]大学院系组织就是这样的交叉点。但是，学科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院系，甚至是大学组织系统，它能够横跨各院校，甚至超越时间和跨越国界，将具有相同知识背景的人联结起来。如果他们在此基础上形成内在的规则并开展科学研究活动，这就形成我们所说的“学术共同体”，他们在内部交流比较充分，学科专业方面的看法也较一致，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总结类似的教训，所有这些都归根于他们具有相同的学科背景知识。大学学术职业者通常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隶属于某个院系或者研究所，另一方面他们也属于某一个学科。

也正是由于科学研究的组织化，使得科学研究成为一种可转移的操作，即可以在院系甚至是大学之外组建专门性的研究机构。“那些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研究，或者更一般地说，在实际应用的可能性最大的那些领域中的科学研究，都产生在与大学主体分隔开的专门研究所里。”所谓“大学主体”，即院系中以基础研究（包括应用学科中的基础研究）和教学为主要职能的学科组织；而从事应用和开发研究的机构，虽然与前者属于同一学科，但在组织机构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和管理者从大学迁移到企业或政府的研究机构中，从事与他们在大学中的同行差不多的研究工作，并且相互之间保持着“上游与下游”的联系。我们可以称这种现象为研究组织的扩散。^[7]而这种扩散的研究组织其发展目标已经更多的转向了实践应用，而不再是以发展学科为中心。

二、松散结合：大学学术职业的内在组织构成

松散结合是大学学术职业不同于社会其他学术研究组织的独特性质。这种特性是指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其内部的基本构成要素，诸如学院、学部、系、讲座、研究所或中心，以及从事高深学问的教学与研究的教授、专家、学者，在组织的运行过程中各自保持一种独立自主、低度联结的工作状态或组合方式，以致整个大学组织就像一个拥有各种知识群体的控股公司。^[8]

伯顿·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底层结构即以学科为主的层次朝着分化和松散型结构变化，并且随着学科和专业领域的日益专业化，其聚集形式越来越松散，因而它所遵循的是学科、专门知识和专业化无序状态的逻辑。^[9]托尼·布什将松散结合系统的特征概括为9个方面：第一，组织目标不明确。“教师的专业自主权能够使他们自由地确定自己的工作目标，并在工作中使自己的行为与确认的目标相一致”；第二，组织管理的手段和程序不清楚；第三，组织中不同机构间虽然存在联系，但相互间的影响比较小，机构和成员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独立性强；第四，组织结构不确定，规模越大，复杂程度越高的组织，其权力结构越复杂模糊；第五，越是高度专业化、规模较大、有多种目标的学院组织，其组织内部运作越无序，它越“需要专业人员依据自己的判断来从事教学，而并非按照管理者的命令去工作”；第六，组织管理中参与者的流动性强，很难明确各人的责任；第七，组织对外部信息的把握具有不确定性，决策过程模糊；第八，组织的决策是无计划的决策，“当新的问题出现时，组织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付新问题，而未能顾及对原有决策的实施”；第九，强调分权优势。^[10]松散结合的性质是大学学术职业内部所蕴含的一种必然性，这种性质在不同的大学中所体现程度略有不同。当然，在国家乃至全世界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中，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充分。

按照不同学科领域设置的学术组织各自代表着不同的知识范式和具体要求，具有不同的“专门化”工作和技术规定。每一个学术组织单位都是一个隶属于不同的学科专业的学术共同体。考虑到不同学科专业的独特性，各个学术组织的具体目标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性源自学科知识属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学科文化的差异性。正是基于知识属性的这种差异性，分属不同学科的学术职业者所涉及的工作内容和思想技能在本质上也就有着很大的不同，因而，在教学、研究和咨询服务等组织活动中，学术职业者的工作操作方式和技术势必存在明显差异。从组织运行的环境看，众多基于学科而形成的形似却异质的学术组织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自组织个体，学科分化的程度越高，专业划分的越细，各个学术组织的相对自主性就越强，学科之间、专业之间的界限就越明显，彼此之间的互相依存程度就越低。各领域的学术职业者无须其他领域的学术职业者的帮助就能开展工作，即使在相互联系的领域，学术职业者们也各行其道，只关注掌握和使用某一方面的知识。“各部类都有独特的学科内容材料。如果有必要，并且一般是出于自我选择，他们能够生产出自己的产品——新知识、毕业生或各种服务……因此，各部类间的联系具有强烈的离心性，因为各单位内部可以以一种相对自足的方式发现知识、储存知识和传递知识。”^[11]因此，学科高度专门化的性质决定了学科的组织方式将“四分五裂”，“大学整个组织实际上好似拥有各知识群体的控股公司。各个学科和专业拥有各自的话语体系、研究范式和学术传统。学术组织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松散结合的特征”。因此，“改变大学的任何尝试都必须考虑不同领域的知识结构和十分不同的大学学系操作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12]。

随着不同学科和专业领域的日趋专业化和复杂化，大学学术职业者的聚集形式也必然会越来越松散和自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发展的专门化和各种专业在大学的聚集必然导致学术职业者松散结合组织特性的出现。托尼·比彻在用文化的观点分析高等教育系统时，对大学内各种群体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描述。“大学教师靠他们工作系统所固有的许多亚文化过活：个别学科的亚文化，特定的大学或学院的亚文化，一般学术专业的亚文化，甚至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亚文化。学生也发展他们的文化，学生和行政人员人数众多时通常就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规范。”^[13]因此，不同领域的知识操作者所表现出的文化差异性的特征，实际上使大学内部各学术职业组织之间松散结合的特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因此，在大学内部几乎不可能赋予某一学科领域的学术职业者垄断一切学术活动的权力，换言之，在大学内部不可能形成学科活动的等级制结构，一门学科很难对其他的学科产生绝对的统治权限。其结果是，大学学术职业组织形成了一个基于相互影响和协商的格局，学术职业者和大学组织之间的互动受制于学术职业者个体学科背景的影响。学术职业者对学科的忠诚度远远高于对大学的忠诚度。

三、学术自由：大学学术职业的核心价值追求

学术自由作为一种工作条件，既是大学学术职业者传播与追求真理所必需的，也是大学组织为了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所必须给予学术职业者的权利。正是基于此，学术自由一向被认为是“大学学术职业最核心的价值追求”，是现代大学制度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理念。布鲁贝克认为：“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这些学问或者处于已知和未知之间的交界处，或者是虽然已知，但由于它们过于深奥神秘，常人的才智难以把握。”“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性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的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14]自由的气氛是学术研究最有效的环境，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必需条件。“没有学术自由，重要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15]因此，布鲁贝克才会强调，“破坏学术自由的权利完全可以说就是摧毁它（指高等教育—引者注）的权力，这并非危言耸听。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威胁。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要塞，永远不能放弃”^[16]。

探索真理是大学学术职业者的重要使命，他们往往一生都在为新思想、新学说而努力。然而，真理具有相对性，新思想总是存在着不确定性，高深学问处于萌芽状态时生命异常脆弱，能够理解它的人非常少，因此要向学术界证明其存在理由与价值往往非常困难，只有高度尊重学术职业者在这些专门领域的自由，使他们免于外部的命令和强制，才有可能更好地把知识引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从事高深学问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富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预期的研究结果常常很难实现，有时经历了许多的尝试错误后仍然面临失败，这时的学术职业者及其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更需要大学与社会所提供的自由和宽容，只有在自由的氛围中才能使学术职业者们仍能保持创新的兴趣和创新的活力。而且，高深知识领域所具有的内在深奥和固有发展逻辑使得只有这一领域的学术职业者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知识本身的内容和特点，因而任何对学术自由的限制，都会妨碍他们做出合理的判断和行动，抑制知识的传播和发展。只有在自由的学术环境中，研究者才有可能无所畏惧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观点，使各种研究成果得到不断完善，使错误在自由辩论中逐渐明晰。因此，在大学中，学术职业者就学术问题自由地表达各自的观点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基础，对学术问题进行阐述和论证应该受到鼓励和尊重。当然，对于大学学术职业者而言，学术自由还包括教学自由。他们应当拥有选择教授科目、教学方法、确定教学内容等方面的自由，并根据自己的研究来组织教学活动。

学术自由最早根源于古希腊哲学家的教育思想和活动，是“思想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但随着封建时代的来临，这些学术自由的思想与实践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直到12世纪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才重新燃起学术自由的希望。因此，学术组织自治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则是由欧洲中世纪大学“奠定基础”的。^[17]中世纪大学学术职业所拥有的学术自由保证了学术职业者独立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并为以后大学学术职业的学术自由观念的完善奠定了实践基础。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观念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在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影响下成立的柏林大学，虽然强调更多的是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在教学与研究中不受外部干预和影响，但同时也包含了学术职业者个体有独立开展治学与研究活动而不受外部干预和影响的自由，赋予学术职业者以充分的思考、研究、发表和传授学术的自由权利。“学术自由”、“教授自治”的价值观念成为德国大学学术职业所信奉的基本原则，也成为德国大学学术职业制度的核心理念。这种崭新的思想观念迅速普及，并影响了欧洲、美洲等一批大学学术职业的发展方向。

随着当代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大学学术职业的发展愈来愈卷入到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事务中，政府逐渐强化了对大学学术职业发展的管理和引导，由于办学经费的短缺，大学也越来越多地主动介入到企业或政府计划安排的项目中去，学术发展的“计划性”特点取代了自由探索，“追随真理到其所能到达的地方”的理想越来越难以实现。尽管大学在逐步地走出“象牙之塔”，但是，一方面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实用性的研究，同时也需要开展一些基础理论性的探索；另一方面，学术自由的传统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根深蒂固，无论大学如何变化，学术职业如何发展，这一传统都得到了有效的延续，并发展成大学学术职业特征的精神内核。“离开了学术自由，任何机构都没有资格称自己为“大学”。^[18]大学学术自由理念一经确立，不仅成为西方大学学术职业乃至整个学术共同体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行为准则，而且还逐步渗透到大学学术职业者的心理层面，呈现为学术职业者所独有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品格。离开学术自由这一必要条件，大学学术职业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也难以实现历史所赋予这一传统职业的发展使命。只有坚持学术自由，大学学术职业才能得到持续性发展，知识也才能进步，学术才能兴旺。

四、双层权力格局：大学学术职业的组织管理特性

现代大学学术职业组织内部主要存在科层与专业两种并列的控制系统，每种控制系统采用的管理方式是不同的。科层管理系统实行首长负责制，遵循的是下级服从上级等组织原则，采取划一的行政措施，实行高度集中的垂直控制，来处理各种学术与非学术事务。这种集权式管理，有利于大学学术职业管理上的整体规划与协调，提高管理效率。而专业控制系统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强调运用民主的方法、学术讨论的方式，并遵从真理的标准决定本专业领域的学术发展和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中的重要问题。这种民主的管理方式无疑有利于孕育自由的学术氛围，而学术自由则是学术职业生存与发展的必备土壤。

帕森斯首先注意到以学术能力为基础的专业权力和以职位为基础的行政权力之间的差别。正如他所言：“大学在某些方面是一种独特的‘逆权威’类型的组织，它的‘顶层管理部门’通常受一套明确的规定支配，限制其权威干涉教员（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下级’）的职权范围。大学强调教员的职务占有性，而且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实行学术自由的规定，容许在广阔的领域内自由地教学、讨论和写作，而不受干扰。”^[19]在大学学术职业组织中，由于其核心工作是“探索和传播高深知识”，因此，学术职业的特点就会影响到行政权力。而这种影响力存在于学科知识之中，存在于组织底层的操作层。大学学术职业者往往把对本学科、本专业知识体系的深刻理解看得高于一切。在他们心目中，最有权威的人不是掌握有行政权力的官员，而是具有高深专业造诣、忠诚于学科发展规律的资深学者。因此，等级制的科层权威对专业学术活动的控制就缺乏合法的逻辑基础。

伯恩鲍姆将这种并列的控制系统称为“传统的管理科层结构”和“教师在其权力范围内对学校有关事务作出决策的结构”^[20]，这种组织结构上奇特的二重性，不但在结构上相互分离，而且也是建立在不同的权力系统之上的，即“管理权力的基础是上级对活动的控制与协调，专业权力的基础是自主性和个人的知识”，“这种二元控制系统由于没有统一的授权或结构形式，因而更为错综复杂。”^[21]大学学术职业组织是松散结合的系统，尽管它也或多或少地具备科层组织的一些特征，但严格说来它不属于科层化的组织。大学学术职业的发展目标和职业使命决定了其必须以学术权力为主，其内部存在着主要围绕知识体系而形成的组织结构，有人将其称为“有组织的无序状态”或“松散结合的系统”。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说：“大学内的基本活动是学术性工作，而学术活动是根据学科来进行和组合的，由此形成分裂的专业，相对松散的组织结构，并不太严格的学院或学部、系或讲座层次”。^[22]学科组织、学术组织将知识权力发挥到极致。生存于组织系统内的学术职业者个体借助于学科组织、学术组织和大学组织的力量而加强了自己的学术权力，学术职业者对学科的忠诚往往甚于学校，这种学科的无形力量造成了各大学学术职业组织的分裂，政府官员们不便于对其进行控制，大学组织也借助知识组织的力量得以与校外各种权力冲击相抗衡。正是基于这种相对自主性，学术职业者往往不大欢迎非专业人员对在自己归属的专业领域所从事的各项活动指手画脚，因此来自职位的权力即使是合法的，但未必是有效的。有效的权力在本质上可理解为权威，而权威不等同于权力。因此，大学“以自主为中心的专长权和专业人员是不愿接受行政权力的影响”的，而“影响许多大学教师情绪的主要因素则是学术自由和道德行为等已经得到内化的原则、被视为共享其价值的与同事的沟通，而不是工资的增加或惧怕管理人员的惩罚”。^[23]

大学作为正式的社会组织机构，其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人事、财务以及对外联系等事务，因而，为满足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合理优化的需要也必然会建立科层化组织结构。由此一来，大学就像政府一样成了一个具有纵向多个层级和横向多个部门交织在一起的机构，同时也具有了行政组织的特性。学术属性和科层特征共同构成了大学整体组织结构的两维。大学组织的学术属性和科层属性在学术职业的管理体制上反映出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学术属性秉承学术自由的大学传统，在学术活动中反对过多的约束，不大情愿认可明确单一的目标和严格程序化的工作计划，以学术自由化为基本价值取向；而科层属性则强调通过树立行政权威来建立严格的等级制度，依据职责划分权力范围，认为组织的非个性化、科学和理性化以及操作上的技术化，是组织平稳运行和组织目标顺利实现的保证，以工作效率化为基本价值取向。^[24]大学组织中的职权作为一种行政力量，也只有与专业权威不形成冲突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被学术职业者认同并接纳，否则很难产生积极的效果。这也是大学学术职业不同于社会其他研究机构中学术职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科层组织崇尚“非人格化”权力的情形相反，在大学学术职业组织中，我们可以处处感受到一种感召权力的存在。这种权力虽然不是来自某一职位，却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强大力量。

伯恩鲍姆将组织划分成三个层次，即技术层次、管理层次和决策层次。他认为在企业组织中，这三个层次分工明确、职责分明，组织的运行是有效的，然而在大学组织结构中，尽管也存在三个层级，但他们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不清的，组织层级是混乱不堪的。例如，“在决策层中，属于技术层的教师可以担任董事会（决策层）的成员。许多学校的传统和法规都要求教师承担学校人事和计划的责任，而在其他类型组织中，人事和计划则是属于管理层的职责范畴。在有些类型的高校，教师通过其专业协会、赞助研究、咨询活动与环境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资源发生直接的关系，这样就绕过了管理层。”^[25]大学学术职业组织的学术属性和科层属性在价值取向上相互矛盾，两种属性反映了大学学术职业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伯顿·克拉克曾指出，大学系统内部“专业和学者的专门知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独特的权力形式，它授予某些人以某种方式支配他人的权力”^[26]。大学学术职业者所拥有的学术权力不是外部赋予的，而是学术职业发展内在逻辑的客观要求，是大学学术职业特性的外化。实现学术权力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大学学术职业者所具有的对某一学科、某一学术领域深入探求的精神以及所获得的真理性的认识和渊博的知识。学术权力要实现的目的，一般来说是保证学术标准得以贯彻、学术职业者得以发展、学术权益得到保证以及促进学科进步和学术繁荣。

【注释】

[1]Logan Wilson.The Academic Man：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a Profess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3.

[2]Burton R.Clark，Small Worlds，Different Worlds：The Uniqueness and Troubles of American Academic Professions［A］.The American Academic Profession［C］.Daedelus，1997：126.

[3]冯向东.张力下的动态平衡：大学中的学科发展机制［J］.现代大学教育，2002（2）：67.

[4]［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119.

[5]［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M］.王昺，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09.

[6]［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36.

[7]冯向东.张力下的动态平衡：大学中的学科发展机制［J］.现代大学教育，2002（2）：70.

[8]樊平军，毛亚庆.论大学松散结合组织特性的知识根源［J］.高等教育研究，2006（6）：51.

[9]［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39－41.

[10]［美］托尼·布什.当代西方教育管理模式［M］.强海燕，主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68－177.

[11]［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46.

[12]［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45.

[13]［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17.

[14]［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