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官与做学者“双肩挑”的三大弊端

第三节　做学官与做学者宜分二途

学官和学者应具有各自的职业目标、职业规范和职业素养。如果一个人将这两种职业“双肩挑”，不仅非常困难，而且会有碍学校管理水平的提高，会影响学者本人学术能力的发展，会滋生学术腐败。因此，作为一个大学教师，要么做学官而不做学者，要么做学者而不做学官，二者选一，宜分二途。

一、“双肩挑”三大弊端

第一，有碍学校管理水平的提高。

从常识而论，世上没有一个农民能左肩挑大粪，右肩挑秧苗；也没见过哪个搬运工会一肩扛行李，一肩扛旅客。凡要做好一件事，都得全心全意，如果干两件事都全心全意，实际两件事都半心半意，或其中一件事全心全意，另一种事无心无意。因为任何人只有一个脑袋，每天只有24小时。

大学教育管理是一门科学，它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按科学管理学校才能提高管理水平。但掌握管理科学也要有个从外行到内行，从入门到深造的过程。一个优秀的教师不等于一个优秀的校长或院长、处长。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学官必须实现从教学、科研到行政管理的转身，必须放下原来的教学、科研工作。如果一边上着课，搞着研究，甚至还带着研究生，一边又履行行政职责，能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吗？

严复《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云：“天下之人，强弱刚柔，千殊万异，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尝有观理极深，虑事极审，宏通渊粹，通贯百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胜任而愉快。而彼任事之人，崛起草莱，乘时设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于学。”^[31]他认为有的人适合治学，有的人适合治事；应该让适于治学的人去治学，让适于治事的人去治事；如果叫科学家治政、治军，叫政治家、军事家去搞科学研究，都是不恰当的。

第二，有碍学者学术能力的发展。

科学研究是一项异常艰苦的工作，需要长期默默积累，逐渐形成宽厚扎实的学术功底，才有望进入得心应手的地步。往往要专心致志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做成一件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按笔者愚见，真正做学问，第一是不怕孤独，认定一个方向，就要锲而不舍走下去，即便全天下所有人都不理解，也不犹豫；第二是不避艰险，纵然赴汤蹈火、坐牢杀头也在所不辞；第三是不怕挫折，跌倒千百次要千百次爬起来再干，仍坚信总有成功的一天。要达到这三重境界，绝不是一个心猿意马的人所能企及的。

闲暇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至关重要。物理学家伯西·布里奇曼说：“至少就我而言，新思想只能在闲暇气氛下萌生。如果我想在两三个早晨醒来后，脑中豁然开朗，得到答案，我必须使自己沉浸于一个问题之中，让它在头脑中酝酿，而不被其他兴趣分心。”^[32]闲暇是学者最宝贵的财富，学者兼做学官，把宝贵的时间都耗在官场上，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惋惜的了。科塞对知识分子被日益吸收进现有“体制”深表忧虑，他说如果知识分子完全被吸收于其中，那么他们行将就木的时刻也就到了。他认为，“只有那些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社会才是最有用的。知识分子只有保持批判能力，与日常事务保持距离，并养成对终极价值而不是眼前价值的关注，才能够最充分地尽职于社会。”^[33]知识分子要想大有益于社会，就得与社会保持一种“疏离”状态。一旦当上学官，与政府的距离就十分贴近，“疏离”状态被打破，他的学术生命力也就很难再保持旺盛势头了。

在国内外高等教育历史上，有不少原本很有天赋的学者，当了学官便把自己的专业搁置起来，一心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也有的人当了几天学官发现自己不适合做这一工作，于是挂冠而去；还有些人始终固守自己的学术阵地，挡住各种诱惑，拒绝任何“当官”的机会。这三种人都一心专做一件事，都值得钦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革命干部治校的历史逐渐终结，在“双肩挑”政策下，一批又一批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被提拔到校、院（系）的领导岗位上。他们一手从政，一手治学。许多青年教师只要获得博士学位或晋升为教授，有关当局就要封他一个官，似乎不给个官位就埋没人才了。青年教师们对官位也是仰慕者居多。一旦有空缺，便蜂拥而上，似乎只有当官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于是，在中国官方与青年教师的默契配合下，整个高教界，优秀学子就基本上都被网罗进了学校的官场。这些年轻的精英们“革命生产两不误”，在官场里左右逢源，春风得意；在学坛上有做不完的课题，拿不尽的奖。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这套“双肩挑”制度实施几十年了，并没有使我国高校的学术水准产生飞跃，除了统计表上的教育“GDP”数据外，我国高校在世界的排位依然相当靠后。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把那些双料精英担当的两副担子卸去一副将如何？他们白天干行政，晚上弄学术尚能如此有声有色，若只挑一副担子，岂不要出许多的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出许多的杨振宁、李政道、陈景润？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责任，当有“双肩挑”一份。

第三，滋生学术腐败。

所有权力都有走向腐败的自发倾向。当学官握有领导和处理学术的权力，并且自己也从事学术时，学术的腐败就难以避免。

英国史学家阿克顿说：“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34]。孟德斯鸠基于对“权力腐败律”的深刻认识，认为只有“权力制衡”才能防止权力腐败，即“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35]。

我国高等教育界的学术腐败愈演愈烈，成因之一是学术权力的腐败。学官掌握着学术权力，它本身就是一种自发堕落的力量。更严重的问题是学官“双肩挑”，他们既是官员又是学者，脚踩行政、学术两只船，在教学、科研的种种立项、评奖、资助等活动中，既当领队、裁判，又当运动员，自己给自己立项，自己给自己评奖、资助，不腐败也难。近年来仅大学校长级别的学术丑闻就让人目不暇接：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广州体育学院院长、辽宁大学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武汉理工大学校长……这个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36]。

陈平原认为，一流学者不该当校长。他说：“在我看来，校长的主要任务是当伯乐，而不是自己争着去做千里马。一流学者大都性格坚强，认准方向后，不听劝阻，锲而不舍，一直走下去，才能取得如此成就。作为学者，这是优点；作为校长，则未必。过于强烈的学术背景，有时候会阻碍他们以平常心看待其他学科，弄不好还刚愎自用。”^[37]如果仅仅缺少平常心，有点刚愎自用，对其他学科有点偏见，尚属个人修养问题，有些“德性”高的人可能会有所克制。问题在于这一制度是一流学者既当伯乐又当千里马，当伯乐的权力不受约束时，别的千里马还有出头之日吗？德性再好的伯乐，因为自己要当千里马，恐怕都很难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匹千里马了。所以问题不在是一流还是二流学者当校长，而在于校长的某些权力该不该受到约束。如果制度允许校长申报科研课题，申报各种项目的评奖，允许他与普通教师竞争各种利益，那么学术腐败就不可避免。

试问，现在人们趋之若鹜地谋取学官位置，为的是要替教授们“搬椅子”吗？为的是给“神仙”们当“狗”、当“龟孙子”吗？非也。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恐怕恰恰是为了要别人给他“搬椅子”，是要别人给他当“狗”、当“龟孙子”。君不见，有了权力，“项目”就来了，“工程”就来了，“重点”就来了。这样，他们权势无限而时间有限，人脉有余而精力不足，欲望很高却沉不下心来，总之分身乏术。诸如此类的矛盾怎么解决？于是，捉刀代笔者有之，冒名顶替者有之，剽窃抄袭者有之。不是说所有学官都这样，有不少的学官其人品和学识都不错。但是，这个“双肩挑”的制度却很难保证这些原本不错的人洁身自好，不时暴露出来的大学官员的学术腐败案，足以发人深省。

鉴于做学官兼做学者于学校、于个人都有害而无益，我们郑重建议：大学教师们，尤其是具有精英才质的青年朋友，当官运降临时，务必三思而行。要么做一个纯粹的学官而放弃做学问，要么全身心做学问不去当学官。诚如原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说的：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38]。

二、做学官就不做学者

做学官而不做学者，是指做一个纯粹的职业化的学校行政人员，放弃或搁置个人原来的某一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全身心投入学校行政工作。我们不是说学校行政管理没有学问，而是说放弃原来作为职业的教学、科研的专门学问，纯粹以一个行政人员的身份，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

蔡元培说：“官吏之职，公众之职也，官吏当任事之时，宜弃置其私人之资格，而纯以职务上之资格自处。”^[39]蔡元培本人在出任北大校长之后，便一心一意网罗各类英才进北大，并努力创造条件使他们安心教学与研究，他只当伯乐，不与教师争做千里马。他成为世界高教史上最伟大的校长之一。胡适曾说蔡元培长北大时“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关于“无所不容”，人们可以从蔡校长“囊括大典、兼容并包”的治校方略加以解释；对“有所不为”，人们当然可以从北大整体角度上去理解。例如北大的系科设置是有所选择的，有的办有的不办。但我们也可以从蔡元培本人当了校长后放弃自己原本所好而尽校长的全职得到理解。正是蔡校长对自己“有所不为”，才会对别人“无所不容”，倘若他自己既当伯乐又要当千里马，还能对教师们“无所不容”吗？

梅贻琦多次表示，只有依靠教师，民主办学，才能把学校办出水平。他说：教授和校长比，校长固然重要，但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人，最重要的还是教授。梅校长本人出身工学专业，但他一生留下的这方面的学术论文却很少。他执掌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是尽了全职的，不种“自留地”，认真履行了带领职工给教授们“搬椅子、凳子”的职责。他赢得了当时学校教职工的尊重，也为后世的大学学官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蒋梦麟被人称为“后蔡元培时代的核心人物”，实际主掌北大20年之久。他戏说自己是北大的“功狗”。1950年底，傅斯年（孟真）在北大52周年纪念会上说：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当傅走下讲台时，蒋梦麟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40]蒋梦麟的自嘲是对校长职责的自觉，是对学校所有教师的尊重，是一种有涵养的表现。他还有一个比喻，可以作为“功狗”的注脚：“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41]宋江本人既不能抡板斧也不能提长枪，但他能给所有梁山好汉送去“及时雨”，这就是他的本事。蒋梦麟所说“无用”、“一无所长”，实际是说他不与教师争当千里马，一心只为他们营造良好工作环境，这正是他的“无用”之用，“一无所长”之长，是大用，是特长，是甘愿为教师们作嫁的“功狗”精神。这一精神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学校长之一。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雷文说：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定要把大量的时间集中在主要的行动上。他任校长12年，放弃自己的专业，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发表的唯一专著是有关教育管理实践的研究——《大学工作》^[42]。

2008年辞世的美籍华人科学家张立纲，生前头戴5个院士头衔：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说，他是站在纯科学与应用科技间的罕见人才，一位不折不扣具有诺贝尔奖水平又从不沽名钓誉的科学家。张立纲出身科研，在科研上颇有建树。但他在出任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和副校长之后，就毅然放弃科研，也不带研究生，全力为香港科大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而忙碌。他认为既然担任了学校的行政职务，又搞教学科研是对职业的不忠实。他说：“我现在常听人家说，已经做了校长了，还带了十几个研究生。我对这种不忠实本职的人一点都不佩服”；“因为一个人很难同时做好两件事，我敢肯定他不可能做好现在的工作”；“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全身心去做，不想做就不做”^[43]。

现代大学管理是一种职业，履行这一职责的人必须聚精会神、尽心尽力。如果一个学者当上学官后，依然不放弃他的教学、科研，身子坐在官椅上，满脑子想的还是自己的那个专业，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是对神圣职业的亵渎。

现代大学管理又是一种服务，既然当了学官，就要为师生服务，总要有点自我牺牲精神。如果非但不撤出自己原先的学术领地，还要凭借权势与普通教师争抢学术资源，这是对教师信托的背叛。

鉴于我国高校“双肩挑”的普遍性及其所造成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建议废除“双肩挑”制度，实行大学学官职业化制度：

一是所有脱产、半脱产的行政人员，一律辞去学术事务，不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做一个纯粹的行政人员（不脱产的党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除外，下同）。

二是所有行政人员一律不参加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凡教学、科研上的学术性事务由从事学术事务的学者们去解决，校长、副校长也不出任全校性组织的主任、副主任一类职务。

三是所有行政人员一律不申报科研项目与经费，不申报重点学科、重点课程、重点实验室建设一类的项目与经费，不申报任何级别的教学、科研的评奖，以此切断行政权力瓜分学术资源的通道^[44]。

三、做学者就不做学官

蔡元培说：“教育之关系，至为重大，而其生涯，乃至为冷淡。……夫人苟以富贵为鹄的，则政治、实业之途，惟其所择；今舍之而委身于教育，则必于淡泊宁静之中，独有无穷之兴趣，虽高官厚禄，不与易焉。”^[45]他认为一个人既然投身教育事业，就应以安贫乐道为精神支柱，在淡泊宁静中自有无穷乐趣；若要升官发财，就该去从政或经营实业。作为大学教师，既然选择了这一职业，就应看破红尘，不为政治权力所诱，不为市场利益所动，因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46]。要做学者，就要满怀学问的兴趣，醉心于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事业，不应有贪图荣华富贵的奢望；若实在羡慕功名利禄，那就趁早离开教师行列。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几年前去耶鲁大学演讲，那里的朋友告诉他：校方本想要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当副校长，但被他谢绝了。大家说他很聪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潜心著述，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陈平原说：要是在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学者能挡得住这样“致命的诱惑”^[47]。

美国某知名大学一位教授，任院长数年，成绩斐然，但他还是决定重返学术岗位。他对自己的院长经历发表的评论颇有自嘲意味，他说：“当我成为院长穿过校园到行政楼上班时，我发现在路上的某一时刻我跨越了龟孙子和其他人之间的一条界线，我成了一个龟孙子。现在我打算再次跨越这条线，只是这次方向正确了。”^[48]这位教授没有说明为什么会产生当了“龟孙子”的想法。我们从另一位教授的类似经历或许可以找到答案。美国汉密尔顿学院高等教育史专家考利曾当过大学校长，他对自己的校长生涯有如下描述：当我意识到我所在的大学没有人能对大学校长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的时候，我选择了辞职。每个人都期待我参加大学里的所有的具体事务，他们什么时候想见我就得见他们，参加不计其数的会议，介绍来访的发言人，招待回校的校友，甚至每年都得至少出席一次全校职工及其配偶的宴会^[49]。

看来，当校长或其他学官也不是件轻松事。他们必须面对大量与自己原来的专业不搭界的人和事，而且必须抱着谦恭的态度认真对待，每一个人都不可随便得罪。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难免有点做“龟孙子”的感觉。笔者认为，一个有专业、有成就的教师，如果认为行政工作非常有意义，因而觉得牺牲自己的专业为广大教师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很值得，做学者们的公仆理所当然，那么就以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为榜样，义无反顾地为教授们“搬椅子”，做学校的“功狗”；如果认为行政那些事意义不大，或者认为当学官会荒废自己的专业，或者难以忍受做“龟孙子”，那就应该学学史景迁挡住那“致命的诱惑”，死心塌地做个纯学者。

当今中国，想当学官的大学教师很多，但甘愿为教授们“搬椅子”、当“功狗”的却很少；想当学者的人不少，但耐得住寂寞，视富贵如浮云的却不多。中国现在太需要蔡元培、梅贻琦这样的伟大校长，也太需要陈寅恪、陈景润这样的伟大学者。若要再出这样伟大的校长和学者，学官和学者必须分道而行。

总之，大学里需要有人做学官，也需要有人做学者；学官是为专做学问的学者服务的，学官的利益便是全校教师的整体利益，除此而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凡巴望学官有凌驾于师生之上特殊利益的人，不宜当学官。学者为真理而存在，“千教万教教人求真”，教人求真的人首先自己是个求真的人；求真要受得了清苦、耐得住寂寞，凡六根不净，一心向往声色犬马的人不宜做学者。做学官不易，做学者也难。做学官要为学者们“搬椅子”，当“功狗”，做学者要准备下“地狱”、蹲“监牢”；我们的制度应该让愿意为教授“搬椅子”、当“功狗”的人去做学官，让愿意为真理而下“地狱”、蹲“监牢”的人去做学者。用西方人的话说，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

【注释】

[1]我国高校实行党、政双线领导制，为便于叙述，我们将“党和行政”一并以“行政”称之，下同。

[2]王凤阳：《古辞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386页。

[3]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5]胡绳：《二千年间》，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

[7]胡绳：《二千年间》，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2页。

[8]赵伯英：《政府论两篇译序》，［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两篇》，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9]雷晓云：《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及其文化透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10]刘泽华：《王权思想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11]《汉书·董仲舒传》。

[12]《汉书·董仲舒传》。

[13]《汉书·董仲舒传》。

[14]张晋藩、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6页。

[15]吴霓：《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2—93页。

[16]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228、368—369页。

[17]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228、368—369页。

[18]陈学恂、周德昌：《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19]［德］第斯多惠：《德国教师培养指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20]引自彭银祥：《回眸与前瞻：世纪之交的教育批评》，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21]［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

[22]［美］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

[23]引自陈占彪：《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0页。

[24]［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3页。

[2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

[27]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0页。

[28]［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1页。

[29]引自林杰：《西方知识论与学术自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页。

[30]［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31]严复：《论世变之亟》，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32]［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种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392—393页。

[33]［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种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392—393页。

[34]引自张绪山：《“权力腐败论”与现代民主政治》，《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35]引自张绪山：《“权力腐败论”与现代民主政治》，《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36]晏扬：《学术腐败的几大特点》，《春城晚报》（昆明），2011年9月16日A06版。

[37]陈平原：《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186页。

[38]引自邓和平：《论现代大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

[39]《蔡元培语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40]张晓唯：《旧时的大学和学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140页。

[41]智效民：《八位大学校长》，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42]引自邓和平：《论现代大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页。

[43]姚忆江：《“五院院士”张立纲的背影》，《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B12版。

[44]在2010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常委朱永新提出政学分离，切断行政权力瓜分学术资源通道的主张，引起强烈反响。朱永新认为，目前我国大学的行政权力过于强大，它不仅控制着学术资源，而且还在瓜分学术资源。他提出的办法之一是：大学行政官员在任职期间不许他们申请科研项目，只做大家的公务员，学术资源就不用他们操心了。这么一来他就要权衡了，他要学术还是要官位？不能两头都占，不能凭借权力去瓜分学术资源。见笑蜀：《教育改革三大看点——专访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朱永新》，《南方周末》，2010年3月11日。

[45]《蔡元培语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46]《蔡元培语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47]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48]王英杰：《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冲突解析——一个文化的视角》，《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年第1期。

[49]姜朝晖：《从“电灯泡”到“丛林树”——对美国大学校长三种作用的解读》，《高教探究》（广州），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