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大学变的越来越没有特色

第二节　为何趋同

我国高校趋同化，有思想渊源和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制度使然。

一、思想

我国先哲早有关于“和”与“同”的讨论。据《国语·郑语》载，史伯尚和不尚同，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按他的说法，“和”是“以他平他”，“他”与“他”平等互动，他们和而不同，相异共处，融会化生而成新的事物、新的生命。与此相反，“同”却是摒弃多样，造成单一、划一，“以同裨同”，导致危亡。另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婴也有类似说法，他的观点是“和羹”成美食，“和声”成美乐；而“同”却如“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又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论语·子路》记孔子曾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高论，似乎赞赏“和”而贬斥“同”。但他在政治上却主张集权，《礼记》的《曾子问》等篇章中都有孔子“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言论。孟子虽然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观点，但同时又赞成孔子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看来，儒家在骨子里最倾向于“同”而不赞成“和”。墨家更是赤裸裸地“尚同”，主张取消“异义”而同于“一义”。《墨子·尚同上》云：“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按墨子的意思，天下都要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由天子说了算，普天之下，整齐划一，如同一人。在我国封建时代，墨家思想总体上不如儒家吃香，但其“尚同”观点因和儒家“大一统”观点接近，还是很受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青睐的。如今的“趋同”思维习惯与古老的“尚同”意识不无关系。

二、经济

我国自然经济的历史很长，小农如汪洋大海。在自然经济时期，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马克思把自然经济形态的社会称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27]那时候的第一生产力要么是自然资源，要么是劳动者的体力；那时候最重要的生产关系要么是对自然资源共同占有基础上共同劳动平均分配，要么是在生产资料被奴隶主或地主占有基础上的不平等的占有关系和不平等的分配关系。其中第一位的生产关系是“人的依赖关系”，即或者是生产资料共同占有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依赖全体社会成员，否则无法进行生产，不能生存下去；或者是在生产资料占有者和被占有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就是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互相依赖着。对于后一种互相依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欧洲中世纪的那种情形：“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28]小农的人身依附性是和他们个体间的无差别性紧密相关的。马克思曾把中世纪法国的农民喻为一袋马铃薯。他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29]马克思认为，小农总是希求由高居于他们之上的、集中统一的政府权力来代表自己，主宰自己，希望这种权力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中国旧时的农民也是一袋马铃薯，农民之间彼此没有区别，他们都希望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主宰、代表自己，并把幸福赐给自己；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自己（马铃薯）要长得和别人不一样，至多想到要比别人长得大一些。如今在我国，严格意义上的“小农”已经不多了，但“小农意识”在广大国民的头脑里还占据着相当大的地盘。在高等教育领域，无论官员还是教员，甚至学生，都很难彻底摆脱“小农意识”的纠缠，因而只顾仿效而不思求异求新，期望上级主宰而无意独创就不足为奇了。

三、制度

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影响深远，在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明显。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集权传统的国家，从秦汉到明清，全国权力集于皇帝一身。辛亥革命以后，帝制被否定了，可是中央集权体制在许多领域依然存在，高等教育系统就是中央集权体制最顽固的堡垒之一。高等学校要有办学自主权，明明已写进了国家的《高等教育法》，然而高校至今在人事、招生、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科研立项、教材编写、教学评价等许多方面，还必须听命于国家教育部或省、市教育厅。据刘亚荣等于2007年对全国27个省的100多所高校的调查，高校在科研项目自主申报权、教材选用权、培养方案设置权、学位授予权、文凭决定权、二级学科研究生学位点设置权、本科专业设置权等8项权力上，自主程度总体处于低水平，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部分的学术事务管理权^[30]。政府统一管理，各高校势必按一个模式办学。政府统得越多、越死，趋同现象越严重。再说，现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犹如母亲与婴儿，婴儿有亲生与非亲生之分，学校有部属、省属之别，有副部、正厅、副厅级之差。政府对各校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的级别，级别越高给得越多。聪明的校长们当然知道只有和领导保持高度一致，才有可能保住和晋升级别，才会得到更多实惠。于是，趋同就几乎成了各学校的生存本能。

我国还实行重点高校制。自1950年代至今，我国高等教育在重点制的作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层次结构体系：北大、清华为顶尖，复旦、浙大、南大等进入“985工程”、“211工程”的大学为次顶尖，往下是未进入“985工程”、“211工程”的重点大学，再往下是其他本科院校，最下层是专科院校。其中，顶尖和次顶尖的精英层大约占全部高校总数的10%，其他高校成为金字塔的中下部分^[31]。

关于实行重点制的理由，有抓好样板带动全局，有资源短欠只能先集中力量办好若干所等云云。前教育部长周济在2004年6月的一次报告中是这样阐述的：“基于我国的国情，国家必须集中力量，重点支持若干所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支持一批高校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支持一大批学校建设重点学科，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一流的人才和知识贡献，引领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激励更多的高校以争创一流的精神和业绩向提高整个高等教育水平的方向前进，形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32]政府用心可谓良苦，效果见仁见智。在重点政策的“激励”下，全国高校“万马”追“一马”，都朝着“一流”的方向“奔腾”，凡没有任何重点名目的高校要力争进入有重点学科的“一大批”行列；凡已拥有了重点学科的高校要力争进入被称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一批”行列；凡已挤入了“一批”队伍的则又要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力图成为“若干所”之一。如此层层向顶尖攀登，我国高校要想不趋同也就难了。

教育部领导说实行重点制可以“形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似乎只要保证“一马”“吃足好草好料”在前头领跑，“万马”就自然跟着奔了。然而，按重点制，“一马”和“万马”所吃的是不同质不同量的草料，“一马”固然能当先，“万马”未必能奔腾。再说，即便“万马”吃苦耐劳奔起来，也是在一条路上，用一种姿势，朝同一个方向奔，这除了好看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重点制，赞扬声有之，质疑声也有之。遭非议的关键是有嫡庶、亲疏之嫌，有人戏称把学校分成了“中央军”、“地方军”和“杂牌军”。重点制下的大学虽然也能培养出一些人才，但有重点就会趋同，趋同就会千校一面。重点制委实难辞其咎。

与重点制同样酿造趋同的还有评估制。

为什么大学办得越来越没有特色？陈平原认为，“很大程度上是被各种标准化的评估体系给逼出来的。除了最近几年声势浩大的‘本科教学质量评估’，还有好许，从评个人到评群体，从评学问到评道德，无所不有。”陈平原认为，“目前没完没了的‘评估’，以及越来越细的‘指标’，使得各大学都紧盯着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办学，不敢越雷池半步。其结果必定是，大学之间面貌迅速趋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标准化建设’，其背后的理念是‘大一统教育模式’。以如此整齐划一的评估标准，去裁断五花八门的有着各种不同历史传统的大学，焉能不截长补短？”^[33]标准化评估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的后果固然有正面的，如对一些质量较差的学校可能有点促进作用，某些学校的校舍、图书、设备等也可能有所改善。但其负面影响却是深层次的，最令人担忧的就是陈平原先生所说的“截长补短”，“加剧了中国大学的雷同化倾向”，“既然有了‘标准答案’，谁都不敢怠慢，不造假已经很不错了，没有一所大学敢‘另辟蹊径’的。于是，戏越演越认真，大家都逐渐进入了角色，久而久之，丧失了自我反省能力，全部对照各种评估标准来办大学——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什么好看，就上什么”^[34]。全国几千所大学都按照一个标准来运作，不敢不愿有自己独创的东西。没有思考，只有照办；没有创造，只有因循。这样的大学怎么能培养出大批富于创造精神的人才？更不用说冒出杰出人才了。因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是一个“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钱学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