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高等学校被行政化的主要表现

第一节　大学行政化

行政本是政权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或者说是政府事务的管理和指导。除政权机关外，某些社会团体内也有行政事务，例如工厂、商店、医院、学校就也有行政职能。所以，“行政”不限于政府事务，它既可指国家事务的管理，也可指一般企业、机构、学校的管理活动。但政府的行政和非政府机构的行政是有区别的，政府的主业就是行政，而非政府机构的行政却不是它们的主业。例如工厂、商店、医院的主业分别是生产、贸易和治病救人，如果它们把行政当作主要的事情来做，或者按行政的一套规程、办法来处理生产、贸易和医疗方面的事务。那就是行政化，就是不务正业。高等学校是传递、创造、应用高深知识的场所，是学术性组织。作为学术组织的高等学校，其运行过程应该是一个学术化的过程，即以学术至上理念为指导，在教育、教学和科研活动中，依靠学术人员，运用学术手段，以达到学术的繁荣进步和发展教师和学生的学术精神与学术能力为主旨。这样的高等学校可说是学术化了。高等学校作为学术组织而实现学术化属题中应有之义，是一种正常现象。相反，如果在高等教育的整个运作过程中，把高等学校当作行政机关来对待，在教育教学中主要依靠政治干部，运用政治手段，以达到政治目的为旨趣，这样的高等学校无疑是行政化了，而且走进了旁门左道。

我国的高等学校被行政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如下：

一、机构等级化

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学校始终处在一个垂直的多等级的行政体系的掌握之下。以一所省属普通高校为例，在它的上方至少有4个不同等级的领导机构，最高层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二层是国家教育部（或高教部、教育委员会），第三层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教育工委，第四层是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厅（或教育委员会）。

其次，国家将全部高校分为重点与普通两大级别。国家从1950年代起在全国高校中圈定一批大学给予重点扶持。首批重点大学是1954年确定的，有6所，1959年有20所。1960年有64所，1963年增至68所^[2]。目前已有100多所。20世纪90年代，国家又推出“211工程”和“985工程”。“211工程”是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在21世纪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从1995年开始实施。“985工程”是根据江泽民199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讲话所说“我们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而设立的，1999年正式启动。此外，国家又将全部高校划分为3个等级，即以“省部”、“厅局”为参照系的副部级、厅局级和副厅局级。2000年前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1所高校被确定为“副部级”。2004年又有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等11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这样，我国现有32所副部级高校，其余为正厅局级或副厅局级。这一分法与重点制有交叉重叠关系，有些重点大学又是副部级大学。

不仅学校被政府赋予了轻重贵贱的等级身份，连学科、专业、实验室、研究基地也都划分了重点与非重点，其中有国家级重点、省部级重点和学校级重点之分。以上这些等次是明文“钦定”了的。还有一些未贴标签但事实上已被赋予了不同等第，如“国家重点建设的创办世界一流的大学”、“国家重点建设的国内一流大学”、“地方和部门支持的高等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或者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院校”等。

在这样的体制下，高等学校作为某一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必须按照“上级”的命令、指示来安排自己的教学、科研等各项活动。尽管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几乎丧失殆尽，但大多数的学校领导人对这一等级制度还是满怀热情。因为学校的行政级别越高，拥有的“重点”越多，学校负责人的官位就越高，他们个人收益就越丰厚；学校从政府手里获得的资源就越多，学校的社会名声就越响亮，生源会越茂盛，可能获得的社会赞助会越多。于是，近年来的“升格热”、“争重点热”、“争工程热”一浪高过一浪。

第三，在高校内部同样等级分明。我国高等学校的内部机构是模仿党政机关的模式组建的，每一所高校都形成了从党委书记、校长到党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的垂直的三层级的领导系统。其中，第一级是党委书记和副书记、校长和副校长；第二层级是党委各部、行政各处的部长和副部长、处长和副处长，与此同一级别的是系总支书记和副书记、系主任和副系主任；第三层级是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教研室主任和副主任。近年，很多高校设立“学院”，在“校”、“系”之间又增加“院”一级机构。这样，一所学校的领导机构就分成了四个层级。完全处于被领导地位的是包括教授、副教授在内的所有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教学、科研和教辅人员。通常，人们把校级干部称为“校领导”，把院或系级干部称为“中层干部”，而广大的教学、科研人员被统称为“教师队伍”。这“教师队伍”就是在“校领导”、“中层干部”及其他层干部组成的“干部队伍”的领导下工作的。

在教师中，除了通常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职称，又在这四个等级中分出若干档次。从2007年冬起，教育部在部属高校中率先实施岗位等级评定，将聘任在岗的教师分作13个档次。另外，还有博士后导师、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有双院士教授、院士教授、终身教授、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学者、××工程人选、××基金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省市自治区特殊津贴获得者，甚至还有“一级学科岗位教师”、“学科首席专家”等等，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多一个称号就多一圈光环，就比别人高一层或半层级别。

学科、科研项目、奖励项目也有级别。学科有国家级重点、省市级重点之分，科研项目和奖励项目有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和学校级之别，连师生发表文章的期刊也分成了国家级、权威核心级、核心级和普通级。

数不尽的级别、层次、等第，充斥每一所高校教学、科研的方方面面，而且与每一个教职工的切身利益深度挂钩，任何人想要超脱都非常艰难。本来，大学是探索科学知识的地方，它的行为准则应该是只论是非不管其他，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却一事当前先看级别，级别高的水平越高。于是，官大权力大，官大课题多，官大学问高，官大腰包鼓，便成了高校生活基本的潜规则。这样的高等教育机构，与其说是以探索真理、辨析是非为本务的学府，倒不如说是凭官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而运作的官场。

二、管理政治化

政府对高校实行的是政治化管理，基本的原则是：学校服从政府，学术服从政治。通常的运作程序是：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高校下达指令，高校以下属机构的身份贯彻执行。

从1950年代起，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实行的是集中计划和直接控制的体制。1950年教育部就规定，各高等学校的课程和教学计划必须根据中央教育部起草的“课程草案”编制，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才能实施。同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大学设置或变更学院或学系，由中央教育部决定；大学毕业生由学校报请中央教育部核准发给毕业证书；大学校长、副校长、教务长、副教务长均由中央教育部任命，大学各学院院长、系主任及教研组主任的聘任均应报请中央教育部备案^[3]。

1953年10月，政务院规定，凡高等教育部颁发的有关全国高等学校的建设计划、财务计划、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定以及其他重要法规、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全国高等学校各类专业实行统一教学规划、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这样，至1955年4月止，先后制定了193个专业的统一教学计划，其中工科119个，理科11个，农科19个，医科5个，文科5个，政法2个，财经12个，师范20个；修订教学大纲348种，其中工科基础课、基础技术课和部分专业课的教学大纲210种，农科44种，医科57种，理科、文科11种，师范21种，采用苏联教材的课程有620门^[4]。

1960年，国务院规定，确定或提升讲师，须报地方政府高教（教育）厅（局）备案；确定或提升副教授须经高教（教育）厅（局）批准，并报中央教育部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确定或提升教授须由中央教育部批准。1961年颁布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重申：大学的专业设置、变更和取消，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或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5]。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颁布后，原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权力中的一部分下放给了省、市、自治区政府，但也只是“一部分”，而且这也不过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的调整而已，并没有改变政府控制高校的根本关系。

虽然《高等教育法》对政府的权力有所限制，也陈述了高等学校的七项办学自主权，但是，“政府职能转变尚不到位。虽然提出了建立宏观管理的思路，但关于宏观管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措施等并不明确”；“《高等教育法》只是总结性地规定了高校的七项办学自主权，但这些权利或者权力所具有的具体内涵及外延，还缺乏更加明确和具有操作性的规定”^[6]。至今，高等学校在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计划、教材编写、招生、教师职称评聘等自主权仍然没有多少落实到自己手里。例如关于招生权，政府还控制着招生计划、生源分布、录取分数线、收费标准等。关于专业设置权，目前除北大、清华等少数拥有专业设置权外，绝大多数高校的专业设置都要按教育部统一的专业目录进行申报，并经省教育行政部门甚至教育部审批才能开办。而且教育部对每个专业都规定了相应的专业主干课程，高校都只能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教学计划来开设课程，否则新上专业评估和专业办学水平评估就会不及格^[7]。关于课程开设权，教育部仍规定所有高校必须开设的公共必修课要达到总教学时数的1／3左右，甚至统一规定了课程的名称和内容。关于教材选编权，有些教材的选编权仍属政府有关部门，有的官员只有自己做主编出版统编教材才放心^[8]。教育部关于本科水平的评估标准中仍有相关要求，如统编教材使用率、获奖教材使用率等^[9]。实际上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并没有放弃对全国统一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的控制。从1980年代开始，就组建了各种教材的编审委员会，重新修订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对高校教材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编审和更新。原国家教委于1995年正式启动了《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确立221个大项目，投入数千万元，形成了近60个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截至2000年底，共出版了近600种课程教材^[10]。据有人于2007年对全国27个省的100多所高校的调查，高校在科研自主申报权、教材选用权、培养方案设置权、学位授予权、文凭决定权等方面，学术自主程度总体处于低水平，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部分的学术事务管理权^[11]。

近年，由政府主导的评奖、评优、评先进、评“重点”、评“工程”、评“基金”、评“基地建设”、评“特殊津贴”、评名师等活动越来越多，叫人目不暇接。一项项评比，无疑都是政府对高校的直接控制。因为你必须按政府规定的入围标准去做，去争取，否则就评不上。

高等学校内部的管理同样是政治化的。它的基本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校服从校领导。通常的运作程序是：政府下达指令，学校领导再就此下发文件，发布党委或行政当局的决定或指令，要求各院（系）和全体师生员工贯彻执行；或者召开干部会议（多数情况下是各院系负责人会议，有时是全体中层干部会议），由党委书记或校长代表领导“班子”或以个人名义说一套意见，要求下面贯彻；中层干部回到院系后，再召集本院系的干部会或全体教职工会议，传达贯彻上级的指示。这套程序不仅贯彻政府指令是这样运作，就是学校本身的教学、科研方面的事务也大抵如此。

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由国家负责管理的科层统治机制，是政府干预大学的一种比较古老的方式。政府本是最大的科层组织，政府内部的管理模式是典型的科层制。出于便利和官僚的惰性，政府很容易将政府内部管理模式迁移到对大学的干预上。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政府习惯于将大学作为政府内部机构来加以管理^[12]。这样，高等学校这种原本学术性的组织被扭曲成了政治性的组织；高校的内部事务原本主要是学术事务，而事实上却全被扭曲成了政治事务，并一概接受政治权力的管理，于是高校及其主业——学术都失去了它们应有的性质和品格。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一般设有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学术机构，但这些机构的运作也被政治化了。第一，这种机构的成员不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也不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选举产生，而是由学校领导班子圈定；委员会主任由校领导自任，而不是由委员们选举产生。第二，这些机构在对学术问题进行议决时，往往采用先由校领导表态，随后投票或举手表决的办法。表面上看，确有学者参与了学校的学术管理，但实际上，这几个由学校领导圈定的“委员”很容易沦为实现官员意图的“工具”。

顾海兵认为，目前我国事业性机构所设立的学术委员会，是“少数教授对多数教授权力的剥夺”。一般，事业单位的一把手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相当一部分是单位的中层领导，如高校中的院长、系主任、所长，也有一部分是老教授。他说：在学术管理上实行学术委员会制度是计划经济与审批经济的产物，是违反学术发展规律的，是少数教授对多数教授权力的剥夺，应尽快取消。他指出，高校的学术权力应属于全体教授，而现在的学术委员会人为地把教授分为两类，一类（多数人）的命运掌握在另一类（少数人）手中，多数教授中的每一位教授的权力利益都要受制于少数教授。这显然违反了学术民主原则^[13]。我们不赞成顾海兵关于取消学术委员会的意见。但是，学术委员会的行政倾向必须改变，学术权力应该归全体教授，而不应归少数教授；而且，学术委员会处理学术问题应该运用学术手段而不应该运用政治性手段。

由于政府对高校的层层控制以及高校自身管理的政治化，使得原本应该用平等讨论的方式来解决的学术活动，蜕变成了用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解决的政治活动；使得原本应该遵循教育规律来举办的高等学府嬗变成了照政治规律来运作的官僚机构。

三、教师边缘化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便开始了针对知识分子（主要是高校教师）的一连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达到最高峰。经过这些运动，大学教师被边缘化了。

1951年，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随即批判陶行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清除陶行知的错误教育思想是这次思想斗争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内容”。当时有的批判文章说：陶行知也是武训那样的反动派，或是“反动统治者的‘帮闲’甚至帮凶”。有的文章说陶行知没有参加革命运动，企图不经过阶级斗争，仅仅用教育来改造社会，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性质。还说他的教育思想“完全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等等^[14]。这次运动的矛头所指，远远超出了武训和《武训传》，对陶行知这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伟大的平民教育家的批判，更使广大没有上过战场，没有住过窑洞的大学教师们受到当头棒喝：陶行知都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派，你们算什么？自己想想吧！

当这次运动快要结束时，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明确规定，可以让60%—70%的教师迅速过关；12%—25%的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过关；13%的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2%左右不能过关，要作适当处理。在运动中，有些教授、副教授被公开点名批判，如北京师范大学的邱椿，燕京大学的聂崇歧，辅仁大学的董维宪、鹿怀宝等，就因为拒绝批评或自我批评，态度不好而过不了关^[15]。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说：“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16]同年12月3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指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当前的主要政治任务，各校教职员工都应积极参加^[17]。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无端受伤害的教师很多，沈从文的作品在“反动、黄色书籍展览会”上示众，他随即被北京大学解聘，到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复旦大学“揭发了大量贪污事实，……教师165人中，已坦白了61人”。其中坦白交代的内容，“多为借书欠款未还，借物未登记，用公家的试题纸、讲义纸，吃过学校农场的胡萝卜等等”。顾颉刚回忆：“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蒸，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之时间，三也。”^[18]毛泽东在肯定这次运动成效的同时，承认“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民主气氛不够，大家不敢说话”；“有的地方批判的火候很高，有些老专家被戴上反动学术人物的帽子”^[19]。

1955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连发两个文件，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具体的批判对象是胡适。这次运动涉及面宽，学术界各领域都波及到，参加人员很多，发表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除了大量年轻作者外，不少老前辈也口诛笔伐，一面批胡适，一面检讨自己。批胡的人中有许多是胡适在大陆时的朋友和学生，其中不乏言不由衷者。

1957年“反右”，全国被打成“右派”达55万人，其中高校是重灾区。据1957年高教部对全国205所高校（当时有高校229所，其中24所未上报有关材料）的统计，被划定为“右派分子”的师生有17769人。当时这205所高校有教师59641人，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3911人，占教师人数的6.56%^[20]。被打成“右派”的大学教师有的投入监狱，有的发配边疆、农村，有的开除公职，侥幸继续留校工作的也是控制使用，随时可能被整。在“反右”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教师虽未被公开定为“右派”，却“内定”为“中右”，这批人天天诚惶诚恐，夹紧尾巴做人。“反右”中，清华大学有571人被划成“右派”，其中教职员222人^[21]。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也未能幸免于难，1958年1月，被正式宣布为“右派分子”，并被开除了除教授以外的所有职务，教授从一级降为三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虽能上课但不能公开发表科学论著，一切表明其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活动均受限制^[22]。

在“反右”中没有成为斗争对象的人，日子也并不一定好过。季羡林回忆说：“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23]

“文化大革命”大革了文化的命，也大革了文化人的命，高校教师受到的打击史无前例。据1980年最高人民监察院的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仅教育部直属和17个省、市教育界受迫害的干部、教师就有14万余人。1965年全国高校有正副教授7800多人，到1977年减至5800余人，10年共减员2000余人，部分被迫害致死。仅卫生部所属14所院校674个正副教授中，受诬陷定罪的有500多人。上海高校被立案审查的达854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371人；陕西高校被立案审查者达3838人，占教师总数的53.6%^[24]。清华大学当时教职工不到6000人，被立案审查的就有1228名，其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有178人^[25]。物理学家钱伟长、建筑学家梁思成、机械工程专家刘仙洲被诬陷为清华大学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26]。“文化大革命”中全国高校全面停止招生达6年之久，大多数教师在“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一待就是好几年。

季羡林回忆说：他被关在“牛棚”里的时候，“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渐感到其中有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折磨知识分子？”^[27]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是这样描述“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处境的：“在这样的时期，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能够勉强生存下来，就是天大的幸事了，还敢过问那被认为对人民犯罪的学术么？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特殊遭遇，而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28]

在新中国建立后30年左右的时间内，大学教师一直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作为脑力劳动者，他们从事的是教学、科研，是培养青年学生的神圣工作。本来，他们无疑是高等教育这个舞台的主角，应站在舞台的中心。可是，事实上很不幸，有时他们作为“团结”对象，还勉强算个配角，在舞台边上站站。但很多时候，他们是被作为改造、批判的对象，有时甚至被认为是与执政党争夺“统治”学校权力的异己力量，当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时候，他们连“边缘”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了。

改革开放以后，高等学校教师是否从边缘走到了中心呢？以笔者愚见，恐怕只能算是在边缘与中心之间徘徊。

平心而论，现在高校教师在政治上的确不用如“反右”、“文化大革命”时那样提心吊胆了，他们的物质生活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是，如今他们在学校中依然不是主角，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学校内重大事项的决策机构是党委会和校长办公会，凡是此“两会”决定了的，教师们只有执行的义务。教职工代表大会形同虚设，“大会”所议往往是如何贯彻校领导的决定，或讨论一些不重要的事。再说，教职工代表大会之代表，是否真的“代表”教职工也大有问题。你是教授，但不是“代表”，你的意见只有当“代表”高兴代表的时候才能“代表”出去，否则就没有人代表你，你的话语权就不能实现。

第二，现在高等学校的校级和院系级领导大多是教授，很容易使人误解为这就是“教授治校”，误认为教授们有了管理学校的权力。其实，“教授治校”制度中的“教授”是个集合概念，是指一所学校的教授团体，并非某个或几个当了官的教授。“教授治校”的原意是指学校的“教授集体全权管理大学教学与学术事务”^[29]。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建设现代大学，学者必须掌握学术权力。这里的关键是全体教授要在大学的教学、科研等学术事务中占据中心地位，而不是书记、校长是否具有教授职称。然而时下高校的领导者，一般来说不过是有教授职称的官员而已。我不是说当官的教授个人方面都有问题。客观地说，当官的教授原本大多确实有学问，人品也不错。但是，在现行制度下，他们一旦坐上这把官椅，就不是代表教授集体来管理学校学术事务，而是代表政府来管理教授和其他员工，其中当然包括教授们的学术事务。当了官的学者们渐渐习惯于官员的职责、人际关系和行为准则，久而久之，他们与学者本应具有的风范渐离渐远，最后成了徒有学者名称的官僚。加上目前做官的甜头确实大于做学问，于是他们中的有些人的目标就是做出更大的政绩，当更大的官，去捞取更大的实惠。这与以探究真理为本务的学者已相去甚远。

据有人于2007年对全国27个省100多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有62.3%的专家认为本校的学术委员会成员是由学校行政最高权力组织确定所有成员”；学术委员会的构成中“双肩挑干部占多数”，平均占51.38%；有50%的专家认为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中只起到参与决策的作用，实际的决策仍由行政权力决定^[30]。另据研究者于2006年对河南某大学的调查，同样具有说服力。该校有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机构9个，各机构成员的产生方式100%为学校行政领导任命，成员中处级（含副处级）以上干部比重很大，平均在88.7%以上，有4个机构为100%，最低的也在50%以上。最具代表性的是校学术委员会，这个机构有24名成员，其中校领导6名，院长13名，校院两级领导占全体成员的79.2%，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委员仅5人，占全体成员的20.8%^[31]。这所大学的学术委员会中19名处级和处级以上干部，绝大多数当为教授、副教授，从表面上看，该校的学术事务可以说是由学者们决定的，但实际上是操纵在行政干部手中。

第三，教学与科研是高校的主业，按例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应该有话语权和决策权。然而，事实令人遗憾，至今教师们在教什么、教谁、怎么教等问题上，依然只能教上面既定的课程，给既定的学生上课，连上课的方式都必须符合既定的模式，否则就可能经不起“评估”。至于科研，首先教师必须在上级机关拟定的“指南”内选题，否则很难立项。其次，教师的观点必须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否则发表的机会极为渺茫。再次，发表论文或专著，一般要支付版面费，这对于未获官方资助的作者来说，既是一种经济负担，更是一种人格污辱。

第四，在评奖、评职称、评科研项目的活动中，“双肩挑”的官僚化学者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普通教师，哪怕是教授，都属于劣势群体。而且，“项目—奖励—职称、职务—项目”，是个循环系统。强势者可以进入良性循环而如鱼得水，往往课题多得没时间做；弱势者却只能在恶性循环中等待，常常无课题可做。精明的“双肩挑”者有时会与无课题的教授、副教授“合作”，一般来说，出头露面的是前者，埋头苦干的是后者。据媒体报道，由教育部举行的全国第五届（2009年）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评选，评出的100位名师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等行政职务的占了90%^[32]。

中国大学的“官本位”究竟到了何等程度，鲜有精确的量化统计。近年顾海兵提出了“官味度”概念，并通过《中国大学网站新闻官味度》的调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参照。顾海兵选取了我国大陆的50所，发达国家的34所，我国港台地区的9所高校，作了比较研究，监测的时间是2008年4月24日至6月5日。研究的结论之一是：大陆高校的学术新闻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远低于海外大学（顾海兵把外国高校与港台高校统称为海外大学，把我国大陆高校称为国内大学，下同），国内大学的校领导新闻数量为海外大学的3倍，而学术新闻占有率却只有后者的1／2；在国内大学的网站中，有关学校领导的新闻多于学术新闻，而海外大学的领导新闻和学术新闻的比例大致是1∶4（详见下表）。顾海兵认为，学校领导是为教师提供服务的“配角”，如果领导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则意味着该校官僚化程度较高^[33]。

海内外高校网站首页新闻调查对比表

注：海外包括国外大学部分及港台地区的高校部分

第五，在如今的高校里，官员管理教师，除了直接指挥，还通过学生实现间接领导。

一是由学生给教师打分。每学期即将结束时，由学校教务处组织，让每班学生给任课教师打分，学生不具名，最终取平均值。由于学生所打分数关系到教师的评奖、评职称，多数教师不敢等闲视之。有的教师不得不从学生需要出发上课，不敢讲深，不敢严格要求学生，有的甚至用上课聊天、考试送分的办法取悦学生。

二是“信息员”制。有些学校有此制度，每班安排1～2名学生，不公开其职责。任课教师一般至多只知有“信息员”，但不知是谁。信息员单线向教务处汇报任课教师的上课情况。这一举措尽管不如闭路电视那样直接供领导监视，但有些“信息”毕竟会“通天”，教师怎能不顾忌？于是，许多教师不得不怀揣畏惧之心去上课，去对待每一个可能是信息员的学生。

应该说，学生有权对教师的工作进行评价，也有权向教育管理者反映教师的教学情况，但是背着老师随意打分和打小报告，无论如何有伤教师的尊严。当然，学生不过是奉命行事，但教育官员出此类损招，委实把教师们逼到“象牙塔”的边缘了。